1 “天下太平”的玩法
“天下太平”是我孩提时的一种“玩意”。游戏只需一张纸，甚至是用了一面的“环保纸”，再加一节用了多年老用不完的中华牌铅笔即可，不会因缺乏实质“器物”而无法进行。更有趣的是，玩后那唯恐天下不乱的涂鸦可像棋局一样供揣摩，而且从中可以读出对垒双方的许多性格特征来。读到这里，即使是属于玩过“天下太平”年代的一辈，大概也会想那些画成大花脸的纸，合该玩后即扔，还花时间推敲干啥？
玩“天下太平”的年代，电脑当然未普及，家中所谓的“废纸”并非现在用过一面的A4打印纸，而是学期末一些还未用完的练习簿，所以可以拿来大玩特玩，多是期考后，还未放暑假前的一、两星期；加上老师见学生已无心听讲，多会容许我们在课室进行各类棋类、折纸、拼字或其他案头活动。既是一整本簿，自然不会轻易散佚，战绩便得以保存下来。如此经过多次交战，原来以为一无可看的战局，原来颇堪琢磨。琢磨什么？琢磨面对棋鼓相当的对手时的自己。“天下太平”的玩法相当简单，就是“努力兴建”跟“尽情破坏”，两者都是靠“剪刀、石头、布”来决定。猜拳看似靠运数，但实质是“捉心理”的把戏。记得簿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残局”，对手是一位现在怎样也想不起容貌的插班同学，特点是我还没有“兴建”什么项目，只有靠一猜一划挣来四格“天下太平”碉堡，甚至连旗也未画上，便给尽情摧毁殆尽。我记得对方是较我们年长几年，由内地来港的，可能多见了些世面，所以较擅长捕捉我们纯真的心理。
建好中心碉堡后，接着便轮到防护罩和炮台，后者必须建在前者覆盖的范围以外，这样才能攻击敌方，才不致破坏自己的防护罩。有了这些规条，那些“残局”便更有性格了。我记得有一位对手，他从不发动攻击，但却兴建了十多重防护罩，每重防护罩都有三个炮台，这样只要有人打破一重防护罩，他便有炮台可以立即反击，足见这位仁兄是十足的和平主义者，他不愿战斗，却做好种种自衞的准备。
太平山顶好比“天下太平”的中心城堡，一直在攻守的拉锯中成长。太平山的英文名称是“Victoria Peak”，中英文名字便暗喻了战争与和平的矛盾—— 英文隐含了港英殖民政府的耀武扬威，中文则突显逃难南来的中国百姓但求安居苟活的卑微想望。董桥对中国百姓这种心态描述得最为精准：
于是，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国破，经历家散，经历人亡，宁愿一生平平静静乞求吉祥，乞求如意：“中国传统的政治要求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是农业收成有保障，人民有饭吃；国泰民安是国家安全，不受外敌威胁和侵略。清朝皇帝的宝座之旁，例有金制或铜制的两只象，象背上有瓶，谐音为『太平有象』。天下太平是中国人自皇帝以至庶民同时祈求的事，天下太平就是国家安全。”查良镛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中国读书人因此觉得香港人长期以来没有可以归属的国家，一生安乐，所以国家安全的观念很淡薄，甚至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引进“国家安全”的概念，也是当政者利用这个名义镇压百姓。
—— 董桥：〈过客达达的蹄声〉，《英华沉浮录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页214-215。
但“国家安全”不等于“天下太平”—— 就是因为国家不安全，内地同胞才逃难南来，追求和平。只是“天下”的概念可能有变，从往日的茫茫九州缩小为南方的弹丸之地。就这样在香港，无论是殖民官员，还是寻常百姓，都努力在心中建一座“天下太平”的碉堡，严密地固守着自己的意识形态。
2 “由”字碉堡
除了四字大格以外，碉堡还需要在顶头加上一根旗杆，使之成为一个“由”字，接着画上旗面，再画上徽号，如果不懂画，一般会简单写上自己的姓氏，就像古代的军旗般，不然便是一张白旗了。“军旗”的概念，大概是来自军棋，总司令的旁边都有两只“军旗”的棋子。另外就是来自我那年代男生的通常娱乐—— 漫画版《三国演义》，记得其中军旗上的“曹”字并非现在的写法，中间只有一直竖，更像一个“由”字。那时以为画师写了别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三国时候的写法，足见虽然是漫画，画师倒也考究甚详，绝不苟且。往昔英人在太平山顶升旗以示占领成功，山顶就是他们的“由”字碉堡，现在缆车所抵我们惯常称“山顶”之处，并非当日“扯旗”的位置：“但到了山顶缆车的终点，并不等于就到了扯旗山顶，在车站的背后，仍有小路可以上到更高的山顶，不过普通仅是沿山顶环行一圈便算游了扯旗山顶。那一条围绕山顶的路名为卢吉道，从这里沿路向西走，可以眺望对面九龙和香港港内的风光。另有一条路可以通至岛南，名霞枥道（即现在的夏力道），从那里可以望至薄寮洲以南的一片海天苍茫的远景。” （叶灵凤：〈香港的山〉，《香岛沧桑录》，香港：中华书店，2011，页163。）英人为了让占领港岛的光彩得以广传，特别将扯旗山绘成“阿群带路图”的背景，以之作为殖民政府的官印。怎料为了让人一窥扯旗山的全豹，英人竟摆了乌龙，没想到英官员还不及《三国演义》的漫画师严谨，熟知香港历史的叶灵凤当然伺机讽刺：
《阿群带路图》所闹的笑话，乃是这个标志是用来代表香港的，而图中所绘，隔海的背景是“扯旗山”，那么近景“阿群”和那个外国人握手所站立的地点，岂不分明是九龙了？可是，在绘制这幅《阿群带路图》，甚至在正式公布它作为香港殖民地的官方标志时，九龙还是清朝帝国的领土，那么，英国鸦片商人又怎能站在九龙岸边同中国人握手表示亲善呢？更有，图中的那个中国人既是所谓“阿群”，他的“功绩”该是在香港岛上作英国人的向导。为什么竟站在九龙岸边同外国人握手呢？这未免过于不伦不类了。
—— 叶灵鳯：〈裙带路和阿群带路的传说〉，《香岛沧桑录》，香港：中华书店，2011，页45。
换句话说，官印的岸边整整齐齐放着的六个小立方便是鸦片，我想从来没有见过毒贩的勾当会干得如此明目张胆，甚至企图“磊落化”，还将之变成官印。
官印上还要将中国百姓矮化成对运来的鸦片甘之如饴的愚民。当时的清政府并非捉不着对手的心理，林则徐被钦点销烟时，曾给维多利亚女王颁发过一则檄谕，内文谆谆劝谏，不亢不卑，令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相当动容：
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者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虽有此等愚民，贪口腹而戕生命！亦属孽由自作，何必为之爱惜，然以大一统之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肯使海内生灵，任其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绝流传。
……
惟思此种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落内，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王令其制卖。且即各国之中，亦止数国制造此物，并非诸国皆然。稔闻贵国亦不准人吸食，犯者必惩。自系知其容人，故特为之严禁。然禁其吸食，尤该禁其贩卖，并禁其制造，乃为公恕之道。若徒禁其吸食，而仍制造贩卖，引诱内地愚民，则欲己之生，而陷人于死；欲己之利，则贻人以害，此则人情之所共恨，天道之所不容。
上面一段檄谕转引自叶灵凤《香港的失落》。（ 叶灵凤：〈林则徐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檄谕〉，《香港的失落》，香港：中华书店，2011，页46。）据叶所载，檄谕确有传达至伦敦，因英人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中也一再提及檄谕。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在人类战争是不易的规条，即使像黄遵宪在〈香港感怀〉其中一首恨得刻意将扯旗山上英国旗误当成满清八旗的龙旗也没辄：“遣使初来地，高皇全盛时。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李小松选注：《黄遵宪诗选》，台北：远流出版，2000，页40。） “猎猎”二字，拟声也拟态，仿佛在张牙舞爪似的，那究竟是暗骂英旗的攫夺无度，还是幻想龙旗的威猛犹在？旗，从来都是排他的，一根旗杆不会有两面旗，谁将旗帜挂上“由”字碉堡，谁便是权力的中心，可能也是一切苦难的因“由”。鸦片战争，带来的苦难，是“剥洋葱式”的，它先破坏外围的海防护罩，然后是天朝威仪这重护罩，接着国民身心志气的护罩也给打破，当时中国可说是处于一个什么坚固的都烟销云散的乱局中，同时揭开了“香港失落”的序幕。
自从叶灵凤的掌故和方物志结集后，坊间开始有“香港学”的名堂，并以叶为荜路蓝缕的创始人。现在“香港学”的学者丁新豹教授给《香港之失落》作序时指“正因为他学贯中西，掌握到这么多外文资料，故往往可以征引中外文资料作比较，从而探索到事件的真相。”但在我看来，叶不但是整合和转载珍贵史料并考证真伪，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香港人应保持怎样的风骨，以回应时代的荒谬。我十分庆幸叶灵凤的记述中包括了香港“失落”和“褴褛”的一面，这些面向让我明白为何回归后，何解当游行队伍中出现手持港英殖民政府的龙狮旗时，心里竟然会像黄遵宪那样，感到莫名的痛。我时常想，倘若这些年轻人读到林则徐给维利亚女皇的檄谕，不知会有什么反应？或许还是满不在乎地持龙狮旗叫嚣，在乎的可能便会给人打为“左胶”（ “左胶”为网络用语，“左”是“左倾”之意；“胶”是形容呆子，带粗言秽语成分。）。我因此而写过一首名为《旗 —— 在游行队伍中惊见港英米字旗》的诗，诗是以灭绝于毛里求斯岛的渡渡鸟为敍述者。渡渡鸟因长期缺乏天敌，所以退化了双翼，而且对登陆的水手更是毫无芥蒂的坦迎：
他们带来的猎犬把我视作热身的练习
捣毁我的巢，吃掉我苦苦孕育的蛋
我明白，纵然阿群所带的路
迂回如资本主义舞会里
浆直却又装着款摆的裙脚
至少，至少，阿群曾在占领的徽号中
占一个卑微的席位，现在你们沿着
阿群带的路，高举水手的旗帜，沸沸腾腾的
究竟是在歌颂阿群憨实的坦迎
还是感谢水手侵略式的开拓？
你们以侵略者的辱称
来呼喝北方的同胞滚回去
同胞则斥你们喝着祖国的奶水
而繁荣，却妄想着独立，但大家都疑心
祖国的奶水有毒，都在抢购海外品牌的奶粉
原来未断奶，才是彼此对话的基础
那个我曾经在上面，安然退化双翼的小岛
叫毛里求斯，在独立的时候，把我奉为国鸟
画在徽号的左边，侍护着
那见证我灭绝的孤岛
—— 见刘伟成：《阳光栈道有多寛》，香港：汇智出版社，2014，页208。
那些持旗的年轻人就像一个个移动的“由”字碉堡，灵活地游移于不同的理念、口号和立场，但他们是否真的看起来那样“自由”？不，有时我们都感觉自己仿佛是集成电路上的一点，给义愤的火枪焊死在立场的底板上，一直忙于递送不同的信息脉冲，却说不出自己心底的想法，更遑论较宏观的视野了。班雅明说真正自由的漫游人是在推涌向前的人群中保有回身余地的人。但愿我们在进入群情以前，先清楚明白自己回身的底线是什么。这大概就是“香港学”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令碉堡真正成为“自由”的象征，不会给鸦片迷惑，也不会受怨恨束缚。“香港学”意味着一种“本土性”的发扬，而我实在喜欢樊善标对“本土性”的阐述：
“本土性”在字面上解作一个地方群体的特质，似乎是静态及已然的。但任何一种文化，随着时间流逝，必然有所变化，地方上的人众也总能一再划分为更小的群体，哪些群体的特质具有代表性，它们的代表性是永久的，还是只在某一时期内有效，都是可以商讨争论的问题。这样看来，“本土性”其实是动态的。由此而进，对地方具有归属感的人，他们关注的可能不仅是某些特质的有或无，而是体认了这些特质是否有助于——从他们的立场看来——令地方变得更好，例如有论者从解殖的立场提出，以“主体性的能否发展、丰富、成熟”作为“衡量本土性”的依归。相应地，“本土论述”的方向也可转为“以『我们要成为（becoming）什么』的开放问题代替『我们是（being）什么』的固定寻索。
——樊善标：〈近年本土运动之中与之前的香港郊野游记——从刘克襄《四分之三的香港》回溯一九七○、八○年代〉：载《中国文学学报》第五期，2014年12月。
难道我们往日给殖民的岁月，不管怎样光辉，难道就是我们梦想成为的蓝本？对，我们应以“开放问题”代替“固定寻索”，我正好也是以一道开放诘问，甚至可视为天问，来收结〈旗——在游行队伍中惊见港英米字旗〉一诗：
你们问我何以变得通晓世情，那是因为我的灭绝
成了传奇，给归纳为俚语，形容事物的溘逝
还有，卡罗尔先生，让我在爱丽丝的仙境里
以你们趋鹜的英国绅士的姿态复活
赐给我双手，让我可以跟水手作礼仪性的招呼
但身躯依旧臃肿，双腿依然孱弱
难以持旗游行，呐喊立场，只可
一手执杖支撑，一手托腮，按情节需要
作莎士比亚的思忖：如果世界就是一个舞台
上面是否还需要升一面堂皇的旗？
—— 见刘伟成：《阳光栈道有多寛》，香港：汇智出版社，2014，页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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