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9日，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女子洪素珠，在网路上传一部摄于今年二二八的“采访”短片。片中洪女对一名被其称为“中国难民”的外省籍范姓老翁叫喊“请你们回家”、“我不要你们中国人在我们台湾”。对方不堪言语攻击，与洪起了口角。洪素珠盛怒之下，出言辱骂对方“不要脸”。
此片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有媒体揭露，洪女也曾在其他场合，公开污辱如周姓与彭姓等老兵。朝野政治领袖（包含现任总统蔡英文）皆表达关切与谴责，呼吁台湾不应再持续受族群撕裂。蔡重申，“没有人需要为了自己的认同道歉”。
然而，为何对老兵的人身攻击，会是台湾社会分裂的症候？洪素珠的盛怒中，错失了什么？而像这几位受害者的外省老兵们，又经历过什么样的生命轨迹？
荣民作为代罪羔羊
这些老兵有个正式名称：荣誉国民，简称“荣民”。一般而言，荣民指的是中华民国的退伍军人。在漫长岁月中，“荣民”一词早也涵盖几个不同世代的退伍军人──打过国共内战退败回来的是荣民；打过1958年823砲战的也是荣民；什么仗也没打过但在战后台湾服役满10年，且期间未有任何违法行为的退伍士兵与军官，也是荣民。
不过这篇文章聚焦的是，洪素珠怒意针对的那些，垂垂老矣，打过仗却一身是伤，于1949年前后撤退来台的外省籍老兵。
不讳言，台湾社会存在某种对这批荣民的恨，或对他们的不理解与排斥。这种敌意，多半累积自某些台湾人，战后最初两代的亲身经历。我们都听说过长辈忆起，1945年眼巴巴期待著国军自基隆港登岸，却见到一群落魄不堪，毫无军纪的政府军。足以想见长辈们为此萌生的失落感。1947年，又一支军队自中国战场渡海来台，一登岸，便大开杀戒。那是台湾战后社会对国家暴力的记忆原点：二二八事件与清乡。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败退，他们都来了，连蒋介石父子都来了。国民党为了巩固这脆弱的政权，戒严统治台湾近40年。
顺此政治压迫视角，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政权萌生出的不满与愤恨，也连带投射到随之而来的“荣民”身上。这股愤恨与接连不断的政治压迫与抗争，在人民的记忆网形成共鸣，并成为我们定义国民党政权“恶性”的线索之一。荣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也便在肩负起反共复国的政治宣示之外，同时背负起台湾社会对威权治理的怨怼。特别是：他们活在我们眼前的模样，就是国民党那落魄又不堪的具体再现。
可偏偏，他们多数不是国民党本身。
荣民，意味著这群人一生多怀著荣耀。但国民党政府定义的荣耀，或说是为了对战争效忠的誓言，与他们个人生命中真正企求的梦，尚有一段距离。在往后的日子里，这群老兵是否真在台湾安身立命？看来多数是没有的，如王美珍的书写便是最好的例证。
上述的大叙事成就了台湾原居民定义这群人的基底：一群占尽便宜的老顽固。甚至，在那些带著贬抑与负面情绪的历史回顾中，尚夹杂著当年日本殖民情境下，初完成第一波现代化的台湾社会，对近乎前现代军事政权的视角。荣民原是一个看似正面的政治身份，却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生活中，逆转成了歧视与讪笑的完美对象。
为战争与历史所遗弃
这种歧视讪笑，是威权体制下民怨的反扑；但这股恨意，似乎走错了方向。老兵们是历史的难民，被历史所遗弃。时至今日，谁还会喊反共复国？那早已是笑话一桩。但在笑谈间，不只有一般人民因白色恐布流血，也有荣民的血───无论是白色恐布等政治迫害，或者是国共内战后种种社会制度安排，都有荣民被伤害的身影。有的成了政治犯，有的一身潦倒孤苦无依。
荣民被历史所遗弃，不在我们所欲的记忆范围内。其可悲地背负著国民党政权的未竟之梦，亦可悲地持续在岛屿作为“他者”。部分尚还活著的老兵，甚至无法为自身的过往所荣耀，因为曾经或到死都相信的一切，早已被时间的浪潮所推翻。
战争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伤。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未放弃反攻复国，于1952年施行“精兵政策”。其一方面安排老弱兵力退役，另一方面则将年轻并有过战争经验的兵力，不分是志愿或是受迫受拐的孩子兵，全都延长服役年限。同时，为了有效进行军眷人口控制，政府于同年颁布《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限定军士官需年满28岁始能成婚。
这限制一直到1959年才放宽。对于成家的限制，无疑反映出国家将这群“荣民”置于战争状态的积极心理。合理推测：对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唯有尽可能避免荣民们落地生根，战争状态才可能在这座岛屿持续。
战争为荣民带来的困境不止婚姻。在人口治理上，根据《陆海空军现役军人户口查记办法》，荣民的身份文件是“军人身份补给证”，而非一般的身分证。
换句话说，所谓的“荣耀国民”，其实是在冗长的威权统治下的战争军需，而非人民。这么多年以来，身在台湾的他们，活著，是为了准备打一场国民党政权高喊未完的仗。在他们人生的字典里，“安身立命”这四个字，奢侈不已。这群人穷得只剩下战争，剩下伤口。
停不下来的战争状态
台湾面对的战争，并未于1949年结束。在法律意义上，一直到1991年《动员戡乱条例》废止之前，整座岛屿都在战争状态中。《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一直到2005年12月7日才废止，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则在1997年结束任务。半个世纪间，在台荣民一直缺乏一般政治身份，也不被允许迳自成家，其处境无非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维持的战争状态下，最血淋淋的受害例子之一。
但可悲的是，这份早已不可欲的荣誉，却成为许多老兵生存的唯一寄托，是证明自己存在的仅存线索。也因此，当洪素珠公众污辱老荣民的事件遭披露后，一群老兵于今年6月13日，在总统府前穿上军服，踢起正步。他们似乎想唤醒当年的荣耀，当年国家赋予他们政治身份的意义。
只是当他们穿起那套军服，大多数人能联想到的，却是腐败军纪，不堪一击的国军，与那扛著许多条政治犯性命的政权。随后，更有评论指出军人踢正步背后的身体感，乃是纳粹法西斯思维的典型再现。此类身体感底蕴的政治之恶固然重要，但追本溯源，关键的仍是体制的恶。
总统府前踢正步的老兵行为，或许让人费解。但如果回顾国民党在1945年后政治局势下的治理逻辑，如何使得一群荣民接受，甚至积极去拥抱那份底蕴著压迫的“荣耀”，成为这群老人证明自己活过的线索，这一切或许便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毕竟他们一直没有活在台湾社会里──他们活在一个看似虚拟，却又那么真实地压在他们生命轨迹中的“战争状态”。
例如，曾出版《跨世纪的纠葛》的前政治犯胡子丹，因1949年海军永昌舰陈明诚等案被捕，并于1950年遭判刑10年，隔年成为绿岛战后第一批政治犯。然而直至被捕前，到台湾不到一年的胡子丹一直都生活在部队中。对他来说，他从未真正到过台湾，经验台湾社会。
因此，当1959年胡子丹刑期届满时，因出狱需要保人作保，尚未与台湾社会建立关系的胡子丹，竟找不到人保他离开政治囚狱。一直到隔年三月，恰巧航行经绿岛海域的永字号军舰搁浅（胡子丹2009: 283-284），胡巧遇过去海军旧识，才得以委托舰务官李长志做保。
来台超过十年的胡子丹，这才正要展开他的台湾生活。
不论是否经历过类似的政治压迫，荣民始终需要从战争与历史的枷锁释放。在国民党政权下，老荣民多数是受害者。一面怀抱著国民党政权早就放弃的梦，却又承载著人民对旧政权的恨意。回顾他们多数人的一生，越底层就越多人身不由己，却在各种恨意与疏离中，孤独老去。
在加害者受害者之间
在国家压迫的历史中，政治犯，慰安妇与原住民，属于显而易见的受迫者；他们是国家明目张胆施展权威的对象。相对而言，荣民身为本应被礼遇的政治群体，却为了满足政权特定的政治需求，先被国家限制，再被台湾社会的记忆叙事所弃。他们是相对隐性的受害者。讽刺的是，环绕荣民留下的文化遗产，可能是牛肉面，可能是眷村，都已渐渐被视为台湾文化史的一部分；但荣民本身却还是被排除在外。无论在过去或现在，他们都不被本土社会欢迎。
有人会说，部分老兵曾是白色恐布加害者的一份子。这样的宣称绝对站得住脚。他们可能是狱卒，可能是情报单位的基层士兵。然而诚如前文所言，白色恐布期间，也存在蒋介石为了肃清军中派系，而以叛乱案为名拘捕的老兵。无论是外省老兵或本省籍荣民中，都能找到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影。轻易将外省老兵定义为国民党政权的受益者，只怕是错估了历史的厚度与复杂纹理。
历史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永远无法用一句话，便把一个人的生命说清，也无法以只字片语，对过去清楚交代。详细审视那个时空底下，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的同时，我们是否有可能拥抱不同叙事空间──至少，撑开我们原有的狭隘视角。
荣民可能是威权体制的加害者，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这需要一层层更进一步的梳理，而非以一概全地论断荣民这个政治身份。妄下定论的下场，往往是记忆的暴力，与再一次地对我们的过去便宜行事。
转型正义与记忆工程
在不同荣民中，我们看得到人性的善恶爱欲，如同我们看见自己与所有社会中的个体一般。我们的个人经验，无形中可能会与大叙事产生共鸣，进而巩固某种观点──比方说：荣民就是国家体制的吸血虫。然而，我们的个人经验，却也可能松动这种大叙事，进而抵抗，萌生出另一种定义台湾这个社会质地的目光。
这种记忆翻转，正是“转型正义”工程在当代政治生活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转型正义的关键任务，不在于物质或精神赔偿与审判，而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在此刻定义过去──特别是一段不正义的，具有系统性大规模政治压迫的过去。在对过往伤口的叙事论辩之间，我们有机会去辨识，过去的体制与社会关系，如何让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同时身处于加害与受害的情境内。
换句话说，在真相揭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拥抱每一种叙事。无论是荣民们对反共复国的坚信、无法对台湾社会产生联系的困境，又或是本省人对外省族群的不解与愤恨，都是必须被看见，安抚与对话的项目。也唯有撑开对话与看见彼此的空间，我们才有办法看见，究竟在我们自己身上与荣民的身上，各自曾经出现什么样的认知“错乱”──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污名与压迫，或是对于荣民的敌意与愤恨，甚或是对于国民党威权带来的“稳定”的仰赖，都是台湾社会近年亟欲展开的记忆工程中，需要被挑战的部分。
因此，荣民这个身份必须被安抚。战争任务已了。我们面对这群底层老兵的残余岁月，应当思考如何“正常化”他们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这不是要滥情地拥抱他们，而是，给予这群老人一个让他们得以真正自由，与台湾社会正常互动的管道。
我们何曾脱离战争？
Nagy （2008）曾经说过，转型正义主要牵涉的是一段“明确已结束”的过去。然而回顾战后台湾，“社会主义＝共产中国”的认知，至今仍发挥一定的有效性。这样的恐惧多少是横越统独与蓝绿的，也象征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未挣脱过去的那场战争。
而如果能够从战争的角度，回望台湾社会战后五十年的历史，国家治理下的不正义（如白色恐布等政治案件），仅仅是台湾转型正义要面对的部分挑战；族群、性别、环境、阶级、经济等面向，都存在需要被扭转的压迫与不正义。
更深刻的是：我们要如何在认知上，真正脱离战争状态？
荣民的身心从未远离半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当荣民长期自身于台湾社会脉动之外，这群老人的失落与所遭遇的污名排斥，恰恰进一步将他们锁进过往时空中。眼见台湾与中国间的政治关系持续论辩不休，荣民只能一再地被特定政治路线者污名。而他们身上背负的历史意义，却还待厘清。他们的失落似乎是注定的。因为，他们所承受的国家暴力，远不及于政治受难者身上那显而易见。可是他们也曾牢牢地被国家囚禁在战争的牢内。活著，只是为了国家。
因此，荣民作为一种过往威权隐而不显的受迫者，正好是突显出国家与社会如何合作/角力，进行记忆翻转的指标。也能从中检验：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活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是否根本地获得“转变”，抑或一切如昔？而洪素珠的视角，或许正是关于外省荣民的身份“平反”与“和解”工程中第一项挑战。
荣民不仅意味著牛肉面与眷村，也非仅剩下垂老孤苦的身影。荣民，是台湾社会在战争实境下的一景。它是国家与社会，个体互动下，尚活著的一份证据。这份思索不是为了唤醒对于荣民的道德感知或悲悯，而是，企图让整个社会一起回到最原初的位置思考，在所谓的白色恐布的年代里，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因此，洪素珠的影片激起的强烈道德恐慌也无非好坏。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打算好好认识这一群人与这个社会超过半世纪以来，是怎么一并又各自走过来的。
而时日已经不多。
（萧伶伃，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