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中，经常被用作骂人的“法西斯”一词，其具体含意，其实并不清楚。从使用者的前文后理，我们可以间接猜测，“法西斯”大概是指暴力、排外或专制集权统治。然而，如果“法西斯”指涉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那么一般而言的“暴力、排外或专制集权统治”，恐怕并不能完全准确描述“法西斯主义”。
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孕育自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并于19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中逐渐壮大，造就了建基于国族仇恨或经济保护的民族主义及帝国扩张的基调，亦由于曾出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此往往被等同为一种排外的政治运动。
对法西斯历史的一些误解
然而，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排外，在纳粹德国统治之外的欧洲法西斯政治力量，激烈的反犹并不常见。例如在最早建立法西斯政权的意大利，于1922年到1938年间，不仅并没有出现像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排外，更一度成为接收犹太难民的地方。直至1938年后，它与德国结为轴心国，才跟随纳粹反犹。
法西斯大多崇尚暴力甚至歌颂战争，但我们却不能以鼓吹暴力和战争来定义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不少历史上和当代位于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权，例如18至19世纪建立了强大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其殖民扩张的历史，也充满暴力和战祸；又例如政治光谱另一极的第一个共产政权苏联，对外（如镇压布拉格之春）和对内（如史太林（史达林）上台后的党内大清洗) ，也不乏铁与血的洗礼；甚至是强调慈爱救赎的宗教，也曾发动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同样鼓吹战争以至不忌惮使用暴力。
另一流行观点，是认为法西斯等同专制统治。然而，这也并不确切。因为不是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可（或会）被称为法西斯，例如过去的中国皇朝；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法西斯统治确实依据“领袖原则”，如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绝对是如假包换的大独裁者，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与传统的专制政治，仍有一点十分不同之处──前者拥有数量不少参与政治运动的民众的支持。换句话说，法西斯的专制统治，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之上的。
还有一些常见的误解，包括认为法西斯或纳粹党是经选举上位的。其实，纳粹执政前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希特勒和其领导的政党的得票，从不超过38%；而意大利法西斯政党上台前，其得票率更不足百分之一。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够执政，主要有赖当时德意的权贵精英，基于恐惧一战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扩散，不惜“与狼共舞”，扶持法西斯上台。
此外，认为法西斯或纳粹兴起，主要由经济基础决定，包括失业率高企引起工人及低下阶层的不满及躁动，或把推动法西斯与纳粹的社会力量理解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观点都同时忽略了支持甚至参与法西斯或纳粹的民众。这些民众主要是农民、学生、小商人、手工业工人、低级职员或公务员等“中产”或“小资”阶级。事实上，在上世纪20年代法西斯兴起的过程中，一些失业率较德意还高的北欧国家如荷兰等，并没有滋生像纳粹一样强大的法西斯运动。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或狭义的阶级决定论，基本上忽略了政治及文化心理面向于法西斯运动中的重要性。
几种重要的法西斯分析视野
指出法西斯不是什么，并不是要求我们抛弃这概念，而是希望在使用时，尽量清晰地说明其具体含意，讨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及运作逻辑，避免随便以道德谴责取代认真的分析──这不仅无助我们理解法西斯兴起及发展的具体社会脉络，更会把真正的问题掩盖取消。
以下介绍几种对法西斯的特质颇有洞见的分析视野，供有意认真思考法西斯主义的读者参考：
德意法西斯政党上台后，在政治上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民主制度和程序，经济组织上则以不同程度的职团主义（corporatism）取代阶级分工和淡化阶级矛盾，具体包括压抑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自主自由，把处在不同阶级位置上的个体，统合于国家政权的全面领导之下。
反个人主义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因此把法西斯的本质介定为反个人主义（anti-individualism）。他指的个人主义，核心是拥有灵魂的平等个体，相对的是被纳入科层社会、失去不顺服的权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 、只剩下动物本能的群众。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除了以反民主制度与法治程序见称外，其主要针对的敌人，还包括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精神。
法西斯主义认为，它的几个主要敌人之间关系密切，其实都是源出于个人主义。例如，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它们所共同建基的，是一种尊重有灵魂或选择自由的个体，就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想像──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在一人一票没筛选的民主选举制度下，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民众，很可能会造就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因此，法西斯主义者确信，要“排挤社会主义，必需先祛除民主”。
波兰尼认为，法西斯对其敌人的分析，并没有太大的误解，事实上，20世纪初欧洲的议会选举，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得票较多，甚至在20至3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共产党的得票率，在绝大多数时间都高于纳粹党；而意大利法西斯于民主选举中强差人意的表现，自然更不在话下。
建构民众接受的不民主体制
另一个重要的视点，来自活于法西斯年代、被墨索里尼投进监狱的意共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他认为，意大利法西斯是同时包括激进与保守两翼的群众运动，其核心除了依赖魅力型领袖外，更重要的是获得人民的共识支持。他引用位置之战（war of position）或持久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被动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与统识（hegemony，又译霸权）等概念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指出它的核心并不在于夺权式的改朝换代，而是在社会的各种制度组织及生活领域内逐步渗透改造，生产出一个民众愿意接受的不民主统治体制，以及对民众自身的压迫。其成功的前提，是打造出令百姓主动支持的共识。
深受葛兰西影响的拉克劳（Ernesto Laclau） ，伸延前者的分析，提出法西斯源自当时欧洲的两重危机：一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因逐渐失去统识而形成的危机（hegemonic crisis）；另一方面则是工人阶级（包括其政党）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无法于民众中建立新的统治共识，因为工人阶级（组织及政党）囿于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约化论的框框，难以脱离对狭义的阶级利益（例如产业工人的工时、工资和其他福利等权益）的执著，漠视工人和其他社群的多元民主需求（populist-democratic demands），包括文化活动、社群连结、性／别关注、心灵满足、宗教信仰、民族情感，以至对公平公义等道德价值的追求。（注一）
集体身份与情感投入
借用拉克劳的民粹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集体身份（例如法西斯）的建构，主要是依頼意义含混的命名（naming），建立能够装载各类纷杂诉求的空洞概念，例如“爱国”、“民族”、“人民”，尝试吸引身处不同位置、追求不同诉求的民众，认同于这些空洞概念所指向的集体身份（例如“优越的德国人”）。当中情感的投入十分重要，而修辞与演练（例如重复参与集会等仪式）远比概念是否精确连贯重要。
透过这些意思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s）（注二），尝试装载群众的各种焦虑和狂热的情感，并以道德谴责取代理性分析，法西斯的民粹操作于焉形成。拉克劳以失序的社会为例，指出混乱的环境中，民众很容易产生追求“秩序”的渴望，而不在乎哪一种秩序才是最合理的安排。换句话说，民众并不要求对“失序”、“秩序”的逻辑理性分析，而只在意于疏导情感上的焦虑。
不过，尽管葛兰西和拉克劳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均指向情感在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法西斯的民众心理及精神面貌。在下一篇的文章中，笔者将介绍循这方面探讨法西斯主义的几种重要观点。
（未完待续）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注一：晚期的拉克劳在On Populist Reason一书中，进一步发展出一套民粹政治的理论，透过更细致地分析葛兰西的统识概念的具体操作，加深我们对作为一种民粹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解。
注二：拉克劳所指的空洞能指，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是指尝试命名一种无法统合差异的“不可能的完全” （impossible fullness），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社会需求所的多元纷杂性质（heterogeneous），是难以完全被统合为一的。然而，尝试建立这种不可能的统合，却是建构统识性的（集体）身份（hegemonic identity）所必须的。而这种既不可能但却是必须的操作，只能透过空洞能指这中介来完成。
参考书目：
Adamson, Walter L. (1980): “Gramsci’s Interpretation of Fasc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1, No.4, pp. 615-633.
Laclau, Ernesto (1977): “Fascism and Ideology”, in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NY: Verso.
Polanyi, Karl (1935):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 pp. 359-394.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art I and III, Boston: Beac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