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总统选举决选刚告落幕，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绿党党员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0.6%（50.3%对49.7%）之差，击败了极右翼奥地利自由党（下称“自由党”或“FPÖ”）的霍费尔（Norbert Hofer）。奥地利总统没有实权（话虽如此，在极端情况下，奥地利总统仍有拒绝任命首相及部长的权力），总统选举因此与欧洲议会选举一样被列为较不受重视的“second-order election”。但这次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因为选举结果标志了奥地利，以至预视了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大逆转：主流政党失利，极右势力却有力问鼎国家权力。
极右政党在欧洲崛起已经不是新议题，今次霍费尔高票落败，证明极右已经有力利用选举上台，光谱相近的政党在其他欧盟大国（例如来年的法国总统大选）靠选票掌权的机会亦不容轻视。然而与其纠结于极右上台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奥地利大选结果最值得注意、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反而是范德贝伦的胜利。
不理解极右崛起的原因，单单以为极右是在政治边缘把弄无知群众的一群小丑，又或者以为欧洲各国完善的民主制度足以制衡极端政治，绝对不可能真正阻止极右上台，今次奥地利大选的结果就是对这些想法最好的警号。
我们要问的是，为何绿党的范德贝伦以些微差距击倒在初选遥遥领先的霍费尔，而奥地利中间偏左大党“社民党”（SPO）却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被淘汰 ？我认为群众选择左右两翼，而非社民派这种中间派主流政党，正正是对于寻求共识的“成熟民主”的厌恶及反弹。
奥地利自由党的前世今生
极右在欧洲卷土重来，主流解释是难民与移民涌入欧洲，极端保守主义与排外思潮是“自然”反弹。然而虽然欧洲各国情况皆有不同，极右崛起最少应追溯至1990年代初，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已是各欧洲极右政党开始在选举中受群众支持之时（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都是在90年代始走入主流）。
当然欧洲黑暗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历史也不能忽视，自由党起源正是奥地利的纳粹余党为挑战社民党、人民党两大党而成立的第三势力联盟。1956年正式成党后，第一任党魁即为Anton Reinthaller，一名前纳粹党卫军旅长。不过成立初期至80年代，自由党的支持度都极低，80年代初期自由党因而实施了一系列温和化措施，务求抹去极右痕迹，进入主流政治。
要谈现在的自由党，就必须谈将自由党一手由边缘推入主流的海德尔（Jörg Haider）。父母皆为奥地利纳粹党员的海德尔在1986年接手自由党，随即将该党定位成反对“由精英联盟把持政治”的抗议党。80年代末，他主要主张国营企业私有化，低税率和营商自由等与主流自由右翼重叠的政策；但自90年代开始，自由党的焦点开始偏离传统的政治及经济政策，转向种族主义、反移民、反精英、反欧盟等“另类”民粹议题，因而吸纳了大批工人阶层的支持者。他成功重新塑造了“我们”、“好奥地利人”的形象：勤奋、传统、爱国爱家的草根阶层，与“崇欧媚外”、“出卖奥地利传统”、支持全球化、支持引入移民，及收容难民的精英形成强烈对比。
一手将精英放于对立面的同时，海德尔亦一手打击“非好奥地利人”，包括依赖社福生存的人士、弱势社群、少数族裔，与“勤奋奥地利人”形象不相容的所有族群。1999年，自由党出乎意料地胜出了国会大选，并且跟第二位的人民党（ÖVP）组成了联合政府。当时海德尔由于过具争议性，由人民党的许塞尔出任首相。自由党进入奥地利国会，是欧洲战后针对极右之cordon sanitaire（法语，意即“隔离”）的政策失效的迹象，即无法将极右政治活动、政党等隔绝于民主政治之外。当时欧盟成员群起杯葛其联合政府，今日欧盟众多成员国的议会皆有极右议员，极右之成功已是不争事实。
第三条道路与大联合政府的没落
故此，海德尔除了是现代奥地利的“极右始祖”，还是90年代初欧洲极右反扑的先锋。虽然欧洲各地在世纪初各有零星右翼活动和思潮，但真正成形壮大的只有德国纳粹及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可参见社会学家Michael Mann的著作《Fascists》）。90年代初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受经济及人口压力最大的，亦是统一东西两边的德国。那么为什么奥地利极右会成为欧洲首批进入选举民主的政党？
首先，极右并不是纳粹的借尸还魂。无论是选民组成、吸引的阶层、政治主张、崛起的脉络，以至代表的群众精神，极右都与纳粹相去甚远。现代极右是现代民主的衍生物，现代民主的病状（pathology），更精确的说法是：现代民主“不民主化”的病状。
在主流政党中间化，遗弃工人阶级选民的福祉及权利，转而吸引中产票源和企业献金之时，民主对于低下阶层就成为了徒具空壳的制度。认为极右是把弄选民的小丑，而支持他们的群众是教育程度低下的无知人民，只是自由主义者的盲点。
实际上奥地利极右受到支持，正正是因为人民想要民主，希望从长期垄断奥地利政局的“大联合政府”手中夺回民主。许多关于奥地利极右的量化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自由党那些与精英对立的呼唤，因而引起了许多被主流政党遗弃的工人阶级之共鸣。
“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指的是战后奥地利的两大主流政党──中间偏左的社民党（SPÖ）和中间偏右的人民党（ÖVP）。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崛起，奥地利的德国人分成三大阵营（ Lagermentalität）：人民党所代表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保守天主教派；社民党代表的左翼社会民主工人党，还有由自由党代表的泛德意志民族自由主义者。由于民族自由主义者在战时跟纳粹合作，在战后长期被边缘化，奥地利政治由社民党及人民党两大党完全垄断。自1945年起绝大部分时间，历任奥地利总统都来自人民党或社民党，或以独立身份参选，但实际由两大党之一支持。两党并且长期垄断奥地利的公共资源，连在通信局谋职，都必须是两大党其一的党员。
这个稳定的大联合政府，却在90年代后开始失去支持。大联合政府的没落，首先要归因于两党各自代表的历史阵营随着政经环境改变而逐渐瓦解，意味着两党流失其传统选民。在全球脉络而言，70年代布列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台译布列敦森林体系，指1944年7月至1973年间全球大部分国家加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体系）宣告消解，加上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令欧美国家面对沉重经济压力，80年代标志着欧洲各国放弃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萎缩，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成为了“进步”的通则，这些是我们今日说的“新自由主义”。
面对全球结构转型，社会主义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例如英国工党、德国和奥地利的社民党等，都在90年代进行了“中间化”转型。著名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提倡工党成为“激进中间派”，全面进行“去激进化”转型，放弃其左翼理想，放弃代表工人阶级，放弃（及被迫放弃）工会组织，转而以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为目标。至于低收入阶层、工人阶级，则被主流政党视为被时代抛弃的一群，在新自由主义的新世界再没有位置。因此，当有主流两大党以外的第三势力出现，这些阶层的选民就会很容易觉得受到代表，自己的声音能够重新进入民主政治之内。
如果对比今次奥地利总统大选与去年的英国大选，就会发觉主流政党中的偏左翼（英国工党、奥地利社民党）的低下层选票继续大量流向极右政党。而对比霍费尔和范德贝伦在各阶层中的得票，可见在蓝领阶层中，霍费尔得票率为86%，远远超过范德贝伦。欧洲各极右政党的票源皆类似，如果查看去年英国大选工党在最低两个社会层级中的得票，应该很难相信工党曾代表全国三分之二的工会。
身份政治的崛起，伴随的是阶级政治的没落。奥地利大选再一次宣告，过去30年欧洲的“共识政治”已到末路。
中间派民主崩溃，得益不止极右
在文首提过，范德贝伦胜出才是奥地利大选对于欧洲抑压极右最大的启示。范德贝伦现年72岁，是绿党前党魁及经济学教授，今次以独立身份参选，但仍接受绿党的财政支援。在许多保守派人士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左翼分子，但其实他在左翼分子眼中应该一点都不“左”——以困扰欧洲多时的难民问题为例，范德贝伦反对欧盟对难民设下的收容限额（他本身是爱沙尼亚难民之子，有俄罗斯血统），同时不忘强调奥地利虽是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但完全没有经济移民的位置。虽然比对手霍费尔年长近30年，他的选民却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跟与希拉莉（希拉蕊）争逐提名的美国民主党人，现年75岁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工党新党魁，令工党支持度起死回生的郝尔彬（Jeremy Corbyn）有颇多相似之处。
中间派民主崩溃，得益的其实不止极右。环顾欧洲，左翼政党如西班牙的Podemos，希腊的Syriza等，都成为了国内的重要政治势力，并在选举中击败极右上台。过去30年，很多逐渐没落的主流政党却以更趋保守来回应时代的挑战，那恐怕是误判了极右崛起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利时学者穆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将新自由主义奉为不能被挑战的价值之前提下，代议民主的意义必然会被褫夺。主流政党将民主同质化、温和化，左翼政党放弃代表低下层人民，为极右政客开拓了大量政治空间，更为种族、移民、罪案、极端宗教及反女性主义等“另类议题”提供了大量受众。
有人说，水脏了，难道要将婴儿和污水一同倒掉？可惜的是，主流传媒甚至政客面对极右时的嘻笑怒骂，顶多是完全搔不着痒处的自娱之举。奥地利有不少人认为自由党只是一群“以为自己是纳粹党的无聊富家子”，或许这种说法有其真确性，但却无视了他们真实的影响力，亦无视将他们带入权力核心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11月又将举行大选，自由派（尤其是希拉莉支持者）那一副老神在在，只把杜林普当成“搅局者”、“小丑”、“自大狂”的态度，确实叫人担忧。说到底，极右翼的崛起是结构性问题，而且不只局限于欧美，还有体系边缘的民主或局部民主国家。个体的质素或自主性，在史无前例（或只有1930年代一例）的极右反扑潮流中，几乎可以说是无关重要。无疑，我们不应将民主和极右翼一起倒掉，可是民主当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正视。
（陈婉容，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开－中东革命与民主路》，现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