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民进党新政府上任，社运圈似乎弥漫一股焦虑。许多昔日的社运界重砲，进入时代力量或是民进党的立委布局，削弱社运能量。新政府上任的天数还不长，若干社运人脸书上却已出现“不管谁上任，这些事都会发生啊”的自我安慰。执政党、具社运色彩的国会，和社运圈三者间，一时间还无法厘清彼此的势力范围。
值此之际，却有另一股以“开源”为主轴的公民力量，透过“公私协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浅移默化地改变政府。“公私”指公部门及私部门，而后者可泛指产业界、科技社群及议题社群等。“协力”不是“协助”，不是单方面给予或帮助，而是两者共同协调，为同样目标努力，达成对彼此都有益的成果。
笔者从去年柯文哲担任市长后，便任职于北市府资讯局，主责“开放资料”与“智慧城市”。在这两块领域，我皆能感受到政府能量的不足，以及私部门能量的丰沛，也见证同时“公私协力”的观念对市府运作的冲击。
以近期北市府的案例，“大巨蛋资讯公开专页”被放上民间开发者常用的开源协力平台github，“iVoting”程式也将开放原始码，都意味著：“公私协力”观念的导入，已改变政府的观念及行政逻辑。而“公民科技”（Civil Tech）在影响政府之际，是否能同样影响议题团体，更是有趣的观察方向。
八仙尘爆，震出公私协力开端
台北市“公私协力”的开端，源自2015年6月的“八仙尘爆”。
灾害发生时，正值学生暑假，大量外县市家属的查询电话涌入北部各大医院，同时因为众多伤患分属不同医院，造成资讯流非常乱。当时台北市社会局许立民局长询问资讯局，能否迅速打造伤患查询系统，舒缓电话涌入的压力。然而在暨有行政框架下，市府公务员无力为之，一来资讯单位并无“灾害开口合约”（可于急难时临时增加聘雇人力或机具），且在那个时间点，更不可能办理采购发包。
幸而有资讯局同仁灵机一动，想到民间开源社群的能量。我们向其他局处要到伤患名单做成“开放资料”，并在民间开发者社群内寻求支援，果然大量的程式开发能量涌入，一小时内便完成首个伤患查询系统，更两小时内陆续更有十个查询系统上线，自动达到分散人流 。
北市府经此一役，奠定了日后灾害时刻，跟民间社群的分工机制；这个机制并在苏迪勒、杜鹃台风都派上用场。台南大地震时，台南市政府的资讯中心也即时开放灾情相关资料，对民间了解灾情及开发支援系统，带来很大帮助。
“预算视觉化”的缘起与扩散
另一公私合作的例子，是2015年9月推出的“预算视觉化”。此计划可回溯到g0v社群 2012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当时因为一个“经济动能推升方案”广告讲得不清不楚，搞到社群愤而组织g0v，耙出许多政府资料，作成视觉作品。过了三年，在地方政府跟社群的共同努力下，北市府主动开放预算资料，并推出公私协力的北市府视觉化版本，引起市民不错的回响，共有107则媒体报导，单篇新闻点阅率到53万（通常一则市政新闻约1万出头）。
北市府的创举备受肯定，因而后续带出扩散效应。台中、宜兰、嘉义及高雄也都开放预算资料，并进行视觉化；而台中、台南、高雄三个地方政府，则陆续邀请在地社群，一同研究甚或进入政府编制，公私协力执行专案。
在灾害系统跟预算视觉化两块，民间社群刚好补足了政府单位创意、开发能量、速度及弹性不足的状况；而政府则可透过权责协调资料，同时也有造成社会冲击的能力。两者能力资源充分互补。
中央政策流程的开放
公私协力模式，意味民间社群能以“开放资料”为切入点，模糊政府权限，注入社群能量。像是前例中“八仙尘暴”的合作，改变灾害时公部门的处理模式；“预算视觉化”扩散到各地，则使地方政府愿意面对社群。两个政策轨迹，都是用“开放资料”作为起点。
除了行政体系，这种模式也逐渐被运用于政策形塑的过程。例如中央政府与民间合作的“vTaiwan”及“JOIN”平台，均是采“开放决策”的方式，让政府在推动政策前，有更开放的管道能听取公民声音。
“vTaiwan”由前行政院政委蔡玉玲发起。其有鉴于政府推动的政策，越晚让公民参与，反弹声浪越大，因此提出“vTaiwan”构想，为网友创造线上讨论空间，能在法规订定前期便就能与政府商量。目前该平台已处理像是“Uber”、“Airbnb”、“闭锁型公司法”及“网路卖酒”等议题。
“JOIN”则完全让民间能主动发起议题，邀请支持或讨论。只要附议人数过门槛，相关的部门便会回应民众问题。例如网友Caspar Wang提出的“癌症免疫细胞疗法的修法法案”，要求放宽人体试验规定；本案在癌友家属的动员下，获得5,548位网友支持，也让卫福部必须积极回应。
公务员的污名与禁锢
这些公私协力的对接点，会落在公务员身上，一个合作是否能成功，端看主事者对公务体系的理解，包括公务员的政治权力架构、绩效指标、个人顾虑，如何在体制上说服公务员的长官支持，或是怎么教公私协力的成果转为公务上的绩效，都是必须思考操作的。
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对公务员有不少刻板印象，常会觉得公务员难沟通、坐领干薪、不事生产等。确实，公部门体制及KPI设计，不免让公务员倾向注重短期绩效、死守SOP、强调组织纪律、非明确的目标不做，且重视“业务”甚于“服务”，而这些皆与网路时代强调“新创、适应性、服务”导向，大相迳庭。但在笔者待过多个单位的观察下，具备网路时代思维，愿意奉献的公务员仍不在少数。他们往往困于扭曲的体制，造成思考上的禁锢。
公私协力，可能是解放思考的处方签。而四年来我深深体会：你愿意多相信公务员，他们就能回应多大的能量。
开放资料，更开放角色关系
从上述公私协力案例，可看到公民科技社群跟政府并非敌人，也不应该是敌人，而更可能是互相影响的伙伴关系。著名的公民科技社群 g0v 便提倡“待用政府”的概念，鼓励政府运用 g0v 研发的系统。除此之外，g0v成员也常在技术上给予指导、或担任顾问，其中更有成员进入政府，将公民参与、资讯工具应用的观念带进政府。
2016年g0v的大会，约有上百名年轻公务员参与，即代表资讯世代在观念上，已能融合政府及公民科技社群两种不同思维。刚好今年g0v大会的主题“拆除 / 重建”中的“重建”，即是谈论如何用公民科技重新打造政府，也呼应了整个台湾的发展现状。
回到社群跟政府合作的出发点，一项重要原则是“开放”。开放的不只是“资料”，还包括开放政府与各利害关系人、群体间的“关系”。而公民科技便可进而介入，媒合更多关系人，参与政府的决策、规划或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进一步限缩政府的权力边界。因此，“公私协力”不仅模糊了政府的势力范围，更能引导整个政府体制往社群期待的未来发展。
社运界结合公民科技的愿景
回到文初提到的，社运界如何面对新政局？我想，“引入公民科技、与科技社群结合”，或可作为下一步方向。
“ 掌握资料者即掌握话语权”，过往政府与民间团体权力不对等，自然掌握的资料也不对等。如此“武器不对等”的状况，让议题团体监督政府显得吃力。更别说新政府上任后，吸收了一部分社会力。议题团体在资料掌握度较弱势的前提下，资料的爬梳技巧、公民科技的运用，则更显得重要。利用大量资料的搜集及整理作为论述的弹药及资源，或利用公民科技搭造系统雏型，让政府能模仿学习，将是可执行的方向。
较大的问题，依然在议题团体的资金。资讯人才的薪资高，且触碰资讯技术又需要门槛，导致目前民间团体中，仅有司改会有配置资讯技术专才。有鉴于此，北市府正著手规划公民科技课程讲座，给全台北市的NGO及NPO，或许能作为一个开端。而民间团体“D4SG”也正进行资料英雄计划，广邀NGO及NPO提案进行媒合，媒合成功者能得到一群热血的民间资料科学家的奥援，对议题作出资料分析，提供宝贵的洞察。
有些议题团体也正尝试使用“黑客松”（hackathon）这种凝聚科技能量，号召设计者、程式开发者共同齐聚发想服务，创造系统。例如“女人迷”本身是个关注各种性别议题的社群平台，她们近期举办了华人世界首个“性别黑客松”，吸引到与别的黑客松完全不同的族群，并让资讯科技的应用，锁定在议题团体本身所关注的主题。衍生的成果像是用机器学习及自然语言，判断交友网站上的用字跟性侵犯的关联性，或是定期提醒乳癌防治的程式等。
资讯正影响全球社会，美国、日本都已将程式列为基本教育中的一环。在台湾教育虽然脚步还缓慢，但在社会其他层面像是政治、公共服务、国会监督上，公民科技已陆续发挥影响力。社运圈及议题团体不妨先放下焦虑，思考如何与公民科技结合，作为下一阶段监督的能量。
（彭盛韶，台湾大学资工硕士，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