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去世，引发了怀念，也引发了争议。然而对于杨先生来说，所有这一切，其实并不重要，她想要的，只是安静的“回家”，与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媛“团聚”。
105岁的高寿，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何况，她还翻译了《唐吉坷德》，堪称译作的经典；何况，她还写下了《干校六记》和《洗澡》，以哀而不伤的笔触记录一个时代的波澜；何况，在其生命的最后，还写下了《走在人生边上》，翻译了《斐多篇》，把对人生的思考提升到死亡的高度；更何况，她还是钱钟书的妻子，那是现代史上的另一个传奇。评价杨先生的成就，难免挂一漏万，也非我能力所及，在此，我只能根据自己和杨先生的一些接触，谈谈我眼中的杨先生。
——作者
（陈远，历史学者，著有《燕京大学1919-1952》以及陈远口述史作品系列。）
其实，对于自己，杨先生有过定位：“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仔细揣摩，“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比“钱钟书的妻子”更为精当，后者是从属关系，前者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面对钱钟书，杨绛先生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最初知道杨绛的名字是源于《围城》，但对钱杨二位的印象，却来自于山西的高增德先生。那是八十年代高先生主持晋阳学刊时，到北京拜访钱钟书，但结果未能“得其门而入”。“敲门之后，门从里面打开了一道缝，钱先生探出头来问我找谁，我说找钱先生，但是，钱先生很快拒绝了，并且把门关上了。什么叫门缝里看人，以前我不知道，但是拜访了钱先生之后，我知道了，原来真有门缝里看人这回事。”高先生的讲述，带着一些诙谐和自嘲。
没想到，同样的事，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回。但也因此，和杨先生有了之后“从未谋过面”的交往。
“我们那个时代”真是理解杨先生的一把钥匙，那个是怎么样的时代呢？是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得到尊重的时代。
和杨先生的联系，要从我做访谈记者时谈起。2004年，我在新京报文化部，策划了一个采访民国时期文化名人后人谈他们眼中的父母的栏目，做了几期之后，我想到了杨绛先生，在此之前，我对鲁迅笔下的那个“恶女人”、杨先生的姑母杨荫榆一直很有兴趣，而杨先生的父亲杨荫杭，也是那个时代的名流。
按照打听到的杨先生的地址，给杨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想采访杨先生的想法，就寄了出去。之所以没有选择打电话，一是知道杨先生的听力不好，写信，或许能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如果打电话，杨先生回绝了，也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几天之后，接到杨先生家里保姆打的电话，说：我的信，杨先生已经收到，但是她认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杨先生现在只想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大概是我的信还有几分触动杨先生，她还让保姆告诉我，关于杨荫榆，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我表示“尊重杨先生的生活方式”，但和杨先生的联系却保持了下来。只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打扰过先生。
如果记得没错，应该是在2005年，有一天突然接到吴宓女儿吴学昭老师打的电话，说是钱先生的一件手迹正在拍卖，是赝品，杨先生让她联系我，可否帮忙报道。
这并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告诉吴老师，我愿意帮忙，但是必须把杨先生作为第一采信人，最后还要看编辑是否通过。吴老师说没有问题，你现在就可以给杨先生电话。和杨先生通完电话，就和映光（我当时的编辑）说了此事。映光是个极有专业精神的新闻编辑，他认为这是个“大新闻”，如果能当面采访到杨先生，和电话采访的效果大为不同，因此极力“撺掇”我去和杨先生面谈采访，并且安排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去拍卖现场调查。
在映光的“撺掇”之下，虽然明知被拒绝，但还是硬着头皮到了杨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去之前，我特意给杨先生买了一束鲜花表达敬意。
他们生活，他们治学，他们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看法，如是而已。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既不能理解他们的学问，也无法理解他们的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开门的是保姆，我说明来意，保姆征询杨先生的意见之后回绝了我，这也是我意料之中，我留下那束鲜花，表明“这与采访无关，只是一个后辈的敬意”，然后离开。
回到报社，正在写稿之际，吴学昭老师的电话就跟了过来，非常生气的问我有何意图。当时吴老师还说了一句：你不愿报道就算了，我们没有勉强的意思。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了解到，吴老师的性格就是如此：倔强，直接。
但在当时，我觉得委屈极了。一个小记者，我能有什么意图呢？甚至对当时只对历史感兴趣的我来说，这件事是否值得当做一个大新闻来做都持怀疑态度。我马上去和映光说这个题不做了。映光的反应，比我职业的多，他劝诫我不能因为这样一点委屈就放弃选题。实际情况确实也不容我放弃——选题已经作为编辑部的“重大选题”来操作了。
第二天报道见报，钱先生的那件赝品流拍。我以为，我和杨先生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成想吴学昭老师又打来电话，为她昨天在电话中的语气道歉，并说杨先生很感谢我，如果我愿意的话，杨先生愿意请我到家里坐坐。
我告诉吴学昭老师，昨天贸然登门，确实有唐突之处，不过，之前上门拜访是职责所在，现在报道本是分内之事，对于杨先生的邀请，我更愿意尊重她的习惯，我对先生的尊重，也不会因为是否见面而改变。
大概是这样的态度，让杨先生对我有几分“刮目相看”。后来我编的那本《逝去的大学》出版之后，给杨先生寄了一本。没有期望杨先生有什么回复，但几天之后竟然接到杨先生的电话，在电话中，杨先生称我为“陈远同志”，并说因为是把书读完后，才给我打电话，所以间隔了几天。杨先生说：书认真读了，很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真是理解杨先生的一把钥匙，那个是怎么样的时代呢？是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得到尊重的时代。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在和钟叔河先生通电话时，听钟先生说杨先生在给他写信时提到我以及《逝去的大学》，钟先生说：“杨先生挺欣赏你的。”可惜的是，当时竟然没有想钟先生讨要一份杨先生书信的复印件。
通达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为了外界而委屈自己。
那之后的很久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和杨先生再有联系。大概是2006年，我编《斯人不在》的时候，想到杨先生那篇怀念杨荫榆的文章，就拜托吴学昭老师向杨先生转达我的意见。吴老师问我：准备在哪个出版社出版？作者都有哪些？因为刚有一个想法，一切还都不确定，我也只能如实的告诉吴老师。吴老师答应帮忙转达，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不确保杨先生会答应。
第二天，吴老师在电话中高兴的告诉我：我和杨先生说你编书要收录她的文章，她很爽快就答应了，而且什么都没问。她对你还是很欣赏的。
其实，我理解吴学昭老师之前问我的意思，那是替杨先生问的，因为她更了解杨先生的性格；我也理解杨先生不问的意思，对后辈的欣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老人家心里，觉得欠我一份情，不补过来，她会觉得是对别人的亏欠。在我接触的老辈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如此。
后来还有一次，是关于谢泳先生写了一篇关于钱钟书的文章。限于篇幅，谢文不在此赘述，大致是关于钱先生在非常时期对于时事的针砭。杨先生看到后，让我转达谢先生，她认为文中事实是有出入的，并且表示，她愿意提供一些材料给我，希望我就谢先生的文章写一篇澄清文章。
我表示愿意向谢先生转达杨先生的意见，但我对钱先生素无研究，又非门生故旧，由我来写，没有权威性。杨先生没有勉强，还幽默的说：“我知道你们关系好。”
杨先生还说：我知道谢先生是对钱先生的爱护，但是没有的事情，不该说有，我们也不承认。
后来把杨先生的话转达给谢泳先生，谢泳说：如果杨先生愿意，我可以把我所本的材料送给她。
我又把谢先生的话转达给杨先生，杨先生说，那材料她有，但是是那个时代别人诬陷钱先生的“黑材料”。
但是国人的心理，到底是有“逼人做圣”的念头作祟，总是期望公众人物活在自己的期待中，总是想窥视公众人物的一切行为。
杨先生如此较真，是源于她对钱先生爱的深沉。她是“钱钟书的杨绛”，在她的晚年，在经历丧女丧夫之后，她其实并不是代表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钱钟书”是她生命的另一部分，她执拗的“保护”着钱先生，也由此招致一些非议。
比如一直不肯出版钱钟书先生的书信，甚至多年来，与大多数的钱钟书研究者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最著名的，莫过于在她102岁那年，打了一场维权官司，叫停了一次对钱先生书信的拍卖。
这些，都成为杨先生不够通达的铁证。坦率说，有时，我心里也这样想过。
可是这有什么值得被指责呢？
通达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为了外界而委屈自己。
钱杨两位先生，都是几百年不遇的聪明人物，聪明到不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只肯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过不被打扰的生活。我觉得，如果有可能，两个人甚至都不愿意过享有盛名的生活。
但是国人的心理，到底是有“逼人做圣”的念头作祟，总是期望公众人物活在自己的期待中，总是想窥视公众人物的一切行为。在历史领域，从来就有“五十年来不治史”这样不成文的规矩，无他，与现实的联系太近，容易失去客观，另外一点，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考虑还有诸多与当事人有关联的人在世，研究者同样该体谅他们的感受。这是前人的智慧，也是前人对人性的体谅。钱钟书去世之后，杨先生之所以不辞劳苦整理其手稿，就是不想“她的钱钟书”被歪曲，因为，那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更何况，钱杨二人得享大名，一不是靠迎合公众，二没有主动借助社会公器。二位先生的大名，本来就有几分社会强加于身的味道。世人汲汲渴望的名声，对钱杨二位，不过是避之不及的枷锁。
透彻如钱杨二位，怎么会带上世俗强加的枷锁呢？在我理解，无法逃避强加于身的名声，已是拖累，再去活在公众的期待中，那该多不快活？！他们生活，他们治学，他们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看法，如是而已。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既不能理解他们的学问，也无法理解他们的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道理如此简单，但矛盾依然存在。关于杨先生身后的争议，大概问题就在此了。
关于杨先生的学识和成就，我不敢也没有能力评价，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像杨先生这样的女性，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有了。
今天，是杨先生遗体火化的日子，我心里没有悲伤，也不愿缪托知己，只是记下一些与杨先生交往的片爪和点滴认识。不识其大，仅识其小，惟愿“我们仨”在天堂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