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惠珍|旅法资深媒体人。《巴黎不出售》作者，台湾尖端出版社（2015）。
去年年底我写了一本关于法国推广社会住宅（约等于香港的“公屋”，内地的“廉租房”）的书，这本书在台湾上市后，引起了讨论。今年初台湾总统大选时，两党候选人都推出“广建社会住宅”的政见，一时之间社会住宅的议题火热，这本《巴黎不出售》看来还真具有“时效性”。
在法国住了二十年的社会住宅，并且我所居住的巴黎郊区Le Pré Saint Gervais这个居民不到二万人的小郊区，却有48％的社会住宅，虽然居民的职业肤色多元，也许也有贫富差距的问题，不过，大致相安无事。而且居民们对当地的市集活动参与相当踊跃，无论中产阶级或靠社会补助过日子的人，都在同一个市场买菜购物，融合的程度很高，真要检视差异的话，就得往菜篮子里瞧，中产阶级买有机蔬果、喝矿泉水，经济弱势买大量生产的香肠肉类、喝可乐！
社会住宅不是一帖医治急症的猛药，更不是选举的万灵丹。
以自身的社会住宅经验，提供参考，同时，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台湾的社会现实面。现在极力要求社会公平和居住正义的，绝大多数是三十世代，这不仅因为他面临高房价的困境，更多的是当代的台湾年轻人已经不再将“有土私有财”奉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宁可加入“裸世代”，也不愿揹房贷。
问题是，社会住宅不是一帖医治急症的猛药，更不是选举的万灵丹。既不是大兴土木盖一片房子就交差了事，更不应该望文生义大发慈悲，把那一群群经济弱势全部兜在一起。把他们集合起来，形成一座社会孤岛，漂浮在经济新自由主义海里的孤岛。
因为你把经济弱势全收拢在几栋大楼里，那里自然就浮上了标签，在新自由主义讲求成就的人生价值观下，“贫穷”的标签比什么都难看，比什么都刺眼。
虽然我以台湾的某些现象为例，然而在其他的社会里，也会有同样的仇视心理，到底连个影子都没有的社会住宅，怎么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弹抗议呢？
当政府公部门开始寻找甚至划定社会住宅区时，当地的街坊邻居们则如大难临头，呼天抢地到处喊冤，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抵挡社会住宅兴建工程，他们个个痛苦不堪，他们有好多好多痛苦的理由；
你在我家旁边盖了社会住宅，那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不就要跌得一蹋糊涂了吗？
你让那些穷人住进来，不就要把犯罪和脏乱带进来了吗？
附近的居民就开始骚动不安，很快就凝聚了各式各样的想像力，大家有志一同，轻易就妖魔化了社会住宅。
想像力一发挥就没有界限，人们在想像力的调色盘里任意涂彩社会住宅，也随兴涂彩他们的视野，那充满歧视、猜疑的眼光如探照灯，投射在毫无具体标的物的“社会住宅”。
这就是目前发生在台湾的状况，只要听闻政府准备在某个公用地规划概社会住宅，附近的居民就开始骚动不安，很快就凝聚了各式各样的想像力，大家有志一同，轻易就妖魔化了社会住宅，他们要求召开里民大会，这些人过去都只在乎自己家这栋楼的舒适优美，从不屑于去捡拾脚边的一片小纸头或垃圾，也从不关心巷弄的街灯是明是灭，他们向来直接把车子开进停车场，区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行政名词，与他们的生涯规划、家庭圆满毫不相关。
但是，一听到附近几百公尺外要规划兴建社会住宅，没有人不痛心疾首，好似“贫穷”的恶魔从天而降，这些“被选定”住进社会住宅的人，都是些没教养、没文凭、没水平的“牛头马面”，他们只会把社区搞得脏兮兮臭薰薰，他们一定是酒鬼流浪汉要不就是痞子流氓，所以，我们这优雅高档的社区，一定会变成贫民窟、抢劫乐园，以后我们就完蛋了。
物质清贫的人，有许多令人艳羡的生活美学，然而，人们却那么肤浅地想像和衡量。
从什么时候开始，贫穷成了罪恶？
我在巴黎郊区的社会住宅里，到领基本薪资的人家拜访，那些人虽然物质生活普普通通，出国旅游肯定搭不了商务舱，但是，他们可以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清爽，布置得温馨舒适，定期油漆翻新。如果，你承租的是独门独院的楼房，那么，小花园里则又是一番景致。物质清贫的人，有许多令人艳羡的生活美学，然而，人们却那么肤浅地想像和衡量。
如果不是社会住宅议题，有关贫富的问题，中产阶级与庶民的差异，不会如此裸露。但这绝不是台湾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