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处于改革动荡的经济前景与潜在社会风险，令越来越多社会和经济分析家忧虑。一方面国内外对中国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以及国企、金融系统改革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如最近海南强拆事件再次彻底暴露中国土地归属使用权这样的制度痼疾。
而几乎一切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根源，依然在于中国政府是否能真正履行多年来所诺言的依法治国。与此同时，当中国这些内部问题得不到解决之时，与之关联度较高的香港要想独立走出困境，恐怕难度也是相当。
不管国内国外市场参与者如何判断，但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为代表的少数“乐观”学者看来，中国模式依然持续。
作为“中国模式”概念的缔造者，林毅夫3月份在博鳌会议上说，中国在转型经济体中表现是最好的，在全球都是如此，可能中国模式未必适应所有的国家，比如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模式可能会适用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大量地控制了国有领域，以及国有企业，我们对于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有着乐观的情绪”。
如何发现中国模式背后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风险，包括对香港前景的思索，端传媒日前专访了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许成钢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研究，曾于2013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他还担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讲座教授、《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世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
端传媒：现在国企是否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难题？
许成钢：当然是最大的问题之一，实际上，中国的国企改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过很大的进步。当时的一个重要改革政策叫“抓大放小”，其中最大的成就是“放小”，硬化了大量中小企业的预算约束。在硬化预算约束之后，使得国企发展一时有了基础。这是抓大的部分一时成绩的基础。
本世纪初连续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两个基础。第一个是民营部门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非常快速的增长。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其快速发展直接和国企改革的放小相关：大量的中小国企民营化，国企部门的相对规模被整体压缩。这大大帮助了整个中国经济，也帮助了国有部门。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鼓吹所谓的中国模式以来，人们不但把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全部忘掉，甚至当作中国模式的优点来鼓吹！
但是在这之后，抓大的方向成了重点，产生了长期以来人们讨论的“国进民退”问题。这个问题积累到现在，导致国有部门整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非常巨大的负担。而造成这一负担的背后机制是老一套问题。
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软预算约束。90年代末改革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针对软预算约束的。虽有进步，但并没有从基本上解决。糟糕的是，自从全球金融危机，鼓吹所谓的中国模式以来，人们不但把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全部忘掉，甚至当作中国模式的优点来鼓吹！这就使得国有部门问题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国民经济中债台高举，杠杆率高速增长，而且试图降杠杆也降不下来，所有问题背后的核心就是国企的预算软约束。
当然，今天的软预算问题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地方政府的新式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上是新的形式国企，是新一类的国企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大规模举债的方式，而不是以政府债的形式的欠债。
概要地说，中国的高度举债，高杠杆率，尤其是杠杆率增速降不下来，这背后的关键就是国企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端传媒：您怎么评价这次的国企混改方案？
许成钢：这次国企改革方案并没有针对软预算约束问题。如果没有针对性， 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的关键是，任何改革方案一定首先要看到问题在什么地方。当改革的目标没有针对预算软约束问题，当然不能解决这个基本问题。
端传媒：整个中国金融系统改革问题也是同样？
许成钢：对对，它的核心问题也是软预算约束。
端传媒：中国市场去年至今讨论的一行三会监管改革（中国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要由分业监管转向混业监管，是否也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必须要先有司法制度做保障？
许成钢：对。讨论任何监管部门的监管形式，它背后有的最基本问题，就是监管在什么样的司法体制下进行的。在发达国家中，金融监管是直到1933年引进来(美国证券法)，1934年世界上才有第一个证监会（美国政监会SEC）。引入金融监管的背景是什么？这必须要清楚。
法治是市场正常运作的核心，尤其是金融市场。而所谓的法治其基本背景是独立的司法。
它的背景是独立的司法，引进的监管体制直接向立法国会报告，是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进行补充的，但决不能取代原来的独立司法。简而言之，监管的大头是独立的司法、独立的立法，这个问题不看清楚，讨论监管，实际上监管是什么意思都不清楚。
端传媒：就是说，经济问题的本质一定要先改法治？
许成钢：法治是市场正常运作的核心，尤其是金融市场。而所谓的法治其基本背景是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法治。
端传媒：是不是要先有宪政？
许成钢：对。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司法必须独立。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碰到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从司法不独立产生的。不认识这个问题，从表面上与发达国家碰到的金融监管问题做对比，不但没有价值，而且误导。因为他们患的是在司法独立条件下的一种病，我们患的是没有司法独立条件下的另一种病，二者背后根本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端传媒：如果法治不先解决，今天还有没有能做的？
许成钢：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治的阶段。因此建立全面法治一定面对巨大的挑战。但是当我们把问题收到很窄的时候，比如金融监管，在这个有限领域讨论司法独立应该更容易、可行。有限的意思是专门领域，是限于和金融市场相关的司法独立。只是普遍的司法独立的一个部分。
只要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努力去推动，这类改革原本是可以做的，实际上是在帮助整体政治稳定。
端传媒：局部可以突破？
许成钢：对，推动局部的、专业化的司法独立。比如说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组织的金融专业法庭，在所有金融案件中，由独立的专业法官说了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具体说，为了让前海的金融发展，让深圳的金融发展，把前海变成一个特区，让其中的金融专业法庭使用香港的制度，使得香港和国外的金融业乐于进入，能够操作。这就如同当年深圳作为特区，有自己的司法体系以便吸引外资一样。让前海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司法制度，针对专业问题用香港的制度，这完全可以试验。
端传媒：国际上最近都在讨论中国的债务杠杆，现在也是新兴市场中最高的，外界很担心这个增速控制不住会出风险。
许成钢：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但这关系到整个体制。中国碰到的高杠杆率问题和发达国家碰到的杠杆率原因是不一样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表面看像同一个问题，实际上不是。
我们这里杠杆率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而他们的高杠杆率是企业和住户的金融创新逃避监管的问题。两个不是一回事，但是都危险非常大。在中国的情况下，由于体制弊病，只要不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政府想控制都控制不住。
端传媒：那随着当下中国经济下滑，您前面提到的“中国模式”是否也将迎来破产？
许成钢：是这样，当人们用一个词，要非常清楚这个词什么含义。如果把看到的中国的体制和操作不加分析放在一起，当做优点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因为所谓“改革”，就是发现问题，不断纠正问题，朝着市场发展，朝着法治发展。可惜，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抓大一面占了上风，国进民退占了上风，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很坏的事情。
如果把这个作为中国模式，那就糟了，我们今天碰到的困境正好是这个带来的后果。
端传媒：前两年您不断提及土地制度改革，现在似乎很少提了，您怎么看？
许成钢：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的政策用了个变相的方式去讨论土地产权，叫做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比不流转好，土地流转是朝着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方向逐渐的推进。因为允许土地流转，实际上就是把产权中多一点的权力给了租赁者，原本农民租赁到的土地只限于自己使用的权力，现在允许流转，就增加了一点产权中的其他权力。多给了一些权力是朝着土地私有化的过度。
但这并不会自动发生。人们需要认识到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点。
端传媒：最终还是要土地私有化？
许成钢：对。人们要认识到，必须逐渐朝这个方向推进。
端传媒：在整体改革受困的情况下，前海或者深圳如何和香港进一步合作？
许成钢：如果深圳政府有很大的推动力量和意愿的话，我相信香港方面，合作的意愿非常非常强。其实与香港合作方面，更多的困难是在大陆这边，而不在香港。
端传媒：今天来看，地方政府去推动改革，是否可行？今天似乎跟改革开放时很大不同。
许成钢：有些改革可能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职权。实际上在80年代初开辟特区的时候，虽然是地方推动，但得到中央的批准非常关键。现在地方推动仍然要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地方政府必须推动，地方必须要很大胆很努力去推动，即使一时不能得到中央批准，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得到批准。
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个时候正是改革的机会，改革的机会需要勇敢的人推动，就像80年代初。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改革是在巨大困难情况下推动出来的。
所以，在目前中国经济碰到巨大困难时，是深圳推动前海改革的好机会。
端传媒：您常年在香港，对香港本身的政治经济前景是否乐观？
许成钢：香港的前景和大陆非常紧密相关，尤其是和深圳相关。大陆好香港就好，大陆出问题香港也出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看香港的政界、商界、学界，绝大部分的力量都热切希望能和大陆一起改革，推动大陆改革，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深圳足够努力推动的话，得到香港方面合作，应该是相当容易的。
端传媒：目前香港似乎和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僵化？比如最近就有部电影引起外界关注。
许成钢：这部电影反映了一部分香港的民意，但这在香港民意中，仍然占比例很小，但很不幸的是，这个很小比例在迅速上升。
这个不幸上升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对香港政策有很多非常不适当的地方，更大的原因在这。最主要不适当的地方是关于干预香港特首的普选问题，最大的是这个。
端传媒：理想的操作，是不是可以把香港做一个民主自由的示范田？
许成钢：这个当然，但中央政府至少到现在没有这个意愿。它要干预香港的特首普选问题，这是导致香港社会政治态度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在这两极分化的香港民众里面，离开对中央政府的政策问题，真正对中国大陆普遍反感人很少，非常少。
端传媒：关于意识形态方面，今天是否对改革造成很大掣肘？
许成钢：当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规定的基本公民权利。再者，当我们讨论到创新的时候，创新的基本条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这些基本权利，在不存在这些基本权利的情况下，除了军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创新的经济的。
除掉了少数的军事之外，经济的创新一定是这些自由，以及和它连在一起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2004年宣布了保护私有产权，但怎么实际保护私有产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制度问题。
有和没有这些自由，绝对决定了中国有没有可能有创新。创新里面也包括了如何推动改革，因为改革是制度的创新，今天中央政府讨论的创新，更多指的是商业技术的创新，实际上技术、商业创新背后靠的是制度的创新。所有这些创新，都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在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时候，创新是做不出来的。
端传媒：整体上，您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是否乐观？
许成钢：我一般不太喜欢用乐观或者悲观来概括。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我倾向于科学分析，要努力做到客观。所以我强调客观分析的结果。至于叫乐观还是不乐观，那要看怎样去解释。
比如反映在经济增长上，我会说，不管叫做乐观或不乐观，在没有基本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按照现在这样的状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缓，而且比这个远为更严重的是，不仅仅经济增长放缓，它的不稳定性会进一步增加，甚至会快速的更不稳定。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增速放缓的同时，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是我的客观分析或判断，而不视为乐观或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