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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撞上印度梦:暴风眼里,红旗飘摇

“阻碍印度的发展,就是不爱国的象征”。

杨开盈

刊登于 2016-05-02

尼赫鲁大学学生会长坎内亚·古马尔(Kanhaiya Kumar)在德里的一次示威集会中呼叫口号。摄 : Chandan Khanna/AFP
尼赫鲁大学学生会长坎内亚·古马尔(Kanhaiya Kumar)在德里的一次示威集会中呼叫口号。

当纳伦德拉·莫迪在2014年上任时,评论家们纷纷掏出水晶球,预言这位总理将成为印度的邓小平。不过,他们忘记了回看历史。我们都知道,历史总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邓小平,第二次,却会变成特朗普。身高和威力,在历史上往往颠倒过来。

而现在,特朗普的印度前辈,强人莫迪,正对印度学运大展拳脚。

位于首都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成为了印度公共政治的暴风眼。学生抗议,政府逮捕,民间的支持与反对,轮番在校园内外上演,已经成为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印度公共事件之一。

就在几天前的4月28日,25名学生领袖不满高等调查委员会(High Level Enquiry Committee)的报告,宣布开始无限期绝食抗争。尼大的这场风暴,还没有到散去的时候。

这场疾风骤雨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先作简单回顾:

一场死刑引发的风暴

2013年2月9日,印度政府在监狱中对参与2001年国会爆炸案的阿夫扎·古鲁(Afzal Guru)执行死刑。为了避免社会影响,行刑相当秘密,政府甚至给处决行动起了代号,结果弄巧成拙:秘密的处决方式引起了媒体对司法程序的质疑。

正好三年后,2016年2月9日,尼赫鲁大学的学生会(JNUSU)在校内举办活动,纪念古鲁事件三周年,抗议政府粗暴行刑和司法不公。因为古鲁是克什米尔人,纪念活动也就增加了一些内容,呼吁赋予克什米尔人自决的权利。

持右翼立场的学生社团全印学生大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 ABVP)则到活动现场抗议,他们高呼口号——克什米尔是我们的,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谁为古鲁说话,谁就和他一样去死。口号激怒了在场的学生,混乱中,一些学生用“克什米尔独立”回敬,甚至喊出了“摧毁印度”的口号。这一幕刚好被电视台记者拍了下来,新闻一经发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最后查清,呼喊口号的人并非尼大学生会(JNUSU)成员,而“摧毁印度”的口号,很可能是好事者栽赃。但尼赫鲁大学的学生发现,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焦点,指责尼大学生“反国家”(anti-national)的民族主义狂怒与谩骂纷至沓来。紧接着,2月12日,政府快速行动,尼大学生会会长坎内亚·古马尔(Kanhaiya Kumar)和其他多名学生领袖,被警方以“煽动颠覆罪”(sedition)逮捕下狱。

随着逮捕学生领袖,以及其后一个多月的交锋,学运双方的战场不再限于德里,而是席卷全印。一方面,尼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成为了“包庇反印分子”的基地;另一边,尼大的学生也开始全国串联。学生领袖在三月获得保释之后,双方不断动员力量,陷入舆论与司法程序的双重苦战,并一直拉锯到今天。

尼赫鲁大学成为印度民族主义泄愤的众矢之的,绝非无缘无故。这所历史不到半个世纪的学府,早就是印度乃至国际上赫赫有名的“革命圣地”,印度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也无怪有不少人想借助此次风波,把左翼政治力量赶出尼大的校园。

“午夜之子”的激进遗产

坐落在南德里郊外,尼大占地广阔,矮树稀疏,砖红色的建筑群掩映其间,校园里时而还能见到野生孔雀。当然,对慕名而来的游人和学者来说,去看图书馆外墙上的巨幅宣传画才是正经事。这些巨幅手绘带着最直接了当的共产主义愤怒,针对当前政府,或针对某党派领袖,为穷人、妇女和低下种姓大声疾呼。

然而尼大今日的激进,并非创设之初的传统。史学教授巴达巴雅尔(Rakesh Batabayal)曾为尼大撰写校史,在他看来,激进的学院抗争传统,必须结合印度当代历史,才能得到理解:

独立之后的印度高等教育,徘徊在总理尼赫鲁的大工业梦想和传统大学体制之间。急于求成的印度政府抛开综合大学,设立了一连串的科技研发机构。直到六十年代,大学建设才重新得到重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正是1960年代教育理想的产儿。

六十年代时,革命之火席卷全球,把印度抛在独立梦想的尾声余韵里。但尼赫鲁的离世,早已埋好了七十年代左右对峙,政党斗争的种子。尼赫鲁大学的建设,最先是为了弥补德里大学学位的空白。但以开国总理命名的学校,从出生起注定作为政治符号。各方政治力量的争夺和批评,让学校的创设目标愈发小心翼翼。最后,尼赫鲁大学被设定为一所以研究生为主,几乎不招收本科生的综合大学。

和其他学校不同,尼大从诞生起,就没有殖民地大学的历史包袱,不同于老牌学校,尼大没有历史,它是全新的,属于独立印度的大学——它不分地域不分宗教招收学生,直截了当地向各个阶层和性别开放;身为位于首都的国立大学,它躲开了六十年代以降在印度各地蔓延的地域主义和“母语教学”浪潮;对贱民、女性,尼大是包容的,而来自东北部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则把校园变成了本族年轻人在首都的文化圈子核心。

早年的尼大足够多元,然而它并不是激进左翼的阵地。到了八十年代,愈发激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对尼赫鲁社会主义道路的背叛,纳萨尔派(毛主义)在东部部落地区的揭竿而起,加上印共背景的教职工活动,才逐渐在学生中激发起声势浩大的左翼力量——印度从国有经济走向市场化,尼大则从国家学府走向反抗圣地,一所大学和它的祖国,从此分道扬镳。尼大学运的标准问候语,变成了“Lal salam!”——革命万岁。

尼大没有历史,没有包袱,一如新生的共和国,一切都朝向未来。可是,尼大又恰恰要独力承担印度的当代史,像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小说中的“午夜之子”那样,它一出世,就和印度的历史注定了永恒的纠缠,注定获得压在它身上的这一记沉重诅咒。而这道诅咒,让这所享有盛名的国家学府,在一切都“向前看”的今天成为印度教育的孤独异类,她只能回头:面对着自己的历史,看不见自己的同胞。

而同胞们在她身后说:尼赫鲁大学不爱印度。

印度梦的伟岸天使

印度总理莫迪是举世闻名的空中飞人,有好事的印度网友总结:莫迪就任之后,专机飞往各个国家出访演说的次数,等于往届总理的总和。此话不虚。不过,依靠印度梦的强健翅膀,莫迪不需要乘专机,也必然可以腾空起飞。

在遇到强人莫迪以前,印度建国后的历史,一直挣扎在尼赫鲁家族的社会理想上。尼赫鲁尝试走中间道路,一手大资本,一手国有化,不算成功;女儿英迪拉直接走向苏式社会主义,换来了效率低下的骂名;外孙拉吉夫尝试放开市场——印度在90年代之后,由人民党执政打破了国有化。然而,市场化没有带来更好的经济表现,更没带来快速追上西方的成就感,甚至反过来,被后进的中国用改革开放甩在了身后。

对发展的焦虑让印度人必须寻找原因。而他们找到的原因,常常和外人奚落印度的方式一样:“有民主没效率”,“不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础设施落后”。一头是纷纷攘攘没有止境的选举和毫无作为的政客,另一头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好生活,印度人选择了后者。发展才是硬道理。

忍无可忍的印度人选择了在古吉拉特建设“印度广东”的人民党政客莫迪。莫迪争议不断,他也许是死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但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他并非人民党的建制派——和特朗普一样,他完全依靠个人魅力取胜。莫迪参选时,资深的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Advani)公开表示反对。然而,印度人的梦想无可逆转,莫迪作为发展之神的现世化身,一跃跳上德里的神坛。

然而莫迪的政绩叫人失望,执政许久,许多招商引资的政策——变更土地制度以方便企业征收土地,建设基础设施,打通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都因为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无疾而终——民主展现出了它的设计效果,从而民主也成为了印度人民的敌人。

在城市新兴中产那期待实现美好生活的主流价值里,左翼成为了印度发展的最大敌人:他们阻止修水坝,阻止修公路,阻止征收土地,阻止修电厂——以民主的名义,他们阻碍了那么多年的发展,竟然还能够在印度跟我们宣扬他们的政治理想!在一个种姓制逐渐被新生活价值取代的社会里,阻碍印度梦的实现,就是不爱国的象征。印度左翼无奈地发现,他们以为自己仍然在抵抗大资本,可舞台已经让观众和他们站在了对立的位置上。

于是,从莫迪上台的时刻开始,左翼阵地尼赫鲁大学,就注定了要成为印度公敌。为了公平,尼大学生批判发展;为了平等机会,他们不批判低等种姓和贱民的“懒惰”。为了未来,他们把没有人愿意背负的印度历史——“失败”的现代化经验——扛在自己肩上。他们视这些经验为弥足珍贵,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恨不能瞬间忘掉他们。印度梦的伟岸天使在今天猛地发现,大学朝向过去,而祖国面向未来。于是大学必然召唤一场风暴,卷起历史的废墟,砸在天使那张开的翅膀上。

“Anekta mein Ekta.”,从帝国回到帝国

很多学者和评论人,包括印度人在内,都将这次学运的背景,理解为人民党政府治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回潮。然而现实恐怕要更加严峻。

人们看到了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的猖獗,看到了对食用牛肉的穆斯林的私自处刑,看到了古吉拉特和孟买的禁酒令,人们看到尼赫鲁大学的学生在推特和脸书上被成千上万人围攻,女生被骂婊子娼妓,男生被指为穆斯林,巴基斯坦人。于是人们说,这群要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国度的父权主义者,这群宗教极端疯子们回来了。

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今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

尼大学生因为支持克什米尔自决,遭到无数的“不爱国”指责。然而这种指责,永远和“你们不做大学生该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为自己的前途考量,成天瞎掺和政治”并非华人世界嘲讽年轻人的专利,也是印度成年人教训不懂事学生的法宝。更叫人无奈的是,在尼大纷争里,说出这种话的人,已经从成年人,扩展到了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位印度朋友常年居住在北京,沉溺于娱乐节目和电视选秀。莫迪政府上台,他兴奋地回国投身于智库事业。尼大事件爆发后,此君在脸书上写道:“这些左派,伊斯兰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想要骑劫我们国家的发展,如果你这时候还不出来声讨他们,这些人就赢了!”

像这位朋友一样,年轻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并不醉心祈祷,但沉醉于购物,沉醉于宝莱坞新世纪的工业化歌舞,沉浸于印度码农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你怎么能把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国际标准的这一代印度年轻人,说成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呢?

印度独立过程中,最为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英帝国留下的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多种姓的次大陆,整合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仿佛是遥遥呼应费孝通,印度的国父们用“多元一体”(Anekta mein Ekta)来作为独立印度立国的基础:人人和而不同。看起来,这条道路似乎是印度唯一的选项——一体意味着逆转帝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多元则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民族霸权。

今天的印度仍然维持着多元一体的样子。初到印度的游客,将为次大陆的丰富景致而倾心。印度知识界仍然时刻提防着,提防着一个破坏多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幽灵——当吃牛肉的穆斯林遭到印度教徒的酷刑后,反对党的领袖们走上街头,举着的正是“多元一体”的横幅。但是,严格素食并且禁酒的印度教徒,绝不会放弃住在中产阶级的小楼里,开着轿车(哪怕街头已经拥堵到不能再拥堵),去崭新的购物中心里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新时代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更不会据斥娶妻生子,不会据斥依靠庞大的家族网络移民海外。

然而他们一定会拒绝政治,从孟买70年代的湿婆军(Shiv Sena)运动开始,印度教民族主义就和现代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态度,而不再是某种政治主张。尼赫鲁大学的学生们,绝不是因为反对印度民族,或印度政府,而被斥为国家的叛徒。反而,他们被千夫所指,是因为他们居然质疑数亿印度中产正在实践,或是深信不疑将要实践的生活方式——你们居然尝试着去阻止历史的车轮,你们阻挡了我们的发展。

螳臂当车的尼赫鲁大学学生们,直到今天仍在绝食。莫迪政府对此事毫无置评。这场鏖战,也许最后会无疾而终。但是,围观者也不必过度悲观,印度的公民社会力量,并没有被逼到只剩下尼大这一处阵地。相反,尼大事件,也许能将性别,种姓,民族等等不同的抗争,聚拢在一起,趁着新的“一体化”尚未彻底笼罩次大陆上空时,打开一个新的缺口。如果真能这样,学生们也应该感谢莫迪政府的配合——因为如果不是社会运动束缚住了莫迪经济政策的翅膀,从孟买的新楼盘,班加罗尔的购物中心和德里的汽车制造厂里,将吹来一阵更猛烈的风暴,风暴将拔起他们的红旗,风暴将把他们彻底吹向历史,风暴将让他们和理想主义者尼赫鲁、贱民领袖安贝德卡尔(Ambedkar)一起,成为被遗忘的人。

而那时,印度人也将不再拥有历史。

(杨开盈,文字工作者,关注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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