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中国政府近日出台了一套“科学素质基准”，其中夹杂不少常识性错误，或直接宣扬中医五行理论，一时舆论哗然。本文作者认为，当下的舆论批评，都聚焦于这些错误，却没有指出，科学和政府意识形态之间的暧昧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今天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之一。
4月18日，科技部、中宣部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26条132点，作为每个中国公民应当掌握的基本“科学知识”，并宣称将根据《基准》出题，以选择题和判断题的方式测评公民的“科学素质”。
大陆各媒体受命宣传这篇奇文时，均是全文照发，未附任何评论。但看新闻标题，显然对《基准》颇有微词——例如澎湃新闻下标《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印发要求知道格物致知等思想》，或北京晨报、环球网下标《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公布：得懂得阴阳五行》，均把《基准》中看起来最有争议的第9点“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挑出来，置于突出位置。
23日，8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对〈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一些问题的意见》，除指出《基准》条文多处不符合目前科学认识之外，又批评《基准》第9点所推崇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其实并不是“唯物论的思想”，反而“有著明显的迷信色彩”，“不应该把这些内容作为科学”。在环球网、澎湃网和网易新闻报导下的网民评论则吵成一团，争辩阴阳五行、格物致知或中医药的科学地位。
“部颁真理”与臣民的习以为常
然而这一事件中，真正值得质疑和分析的地方，在这些舆论中几乎没被点出，反而被提出批评意见的科学家和网民，当作无需置疑的前提：作为国家权力的科技部，和作为共产党部门的中宣部，究竟同科学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问题不在于这份《基准》是否符合科学真理，而在于这真理，是以何种方式，被谁说出的。
围绕此问题没有发生任何斗争，这恰恰是党国在日常教育和舆论中，业已取得的意识形态斗争胜利——媒体和网民看到，政府部门和党部门自信满满地联合降示了这份“部颁真理”，却无人指出这一行为本身的荒谬可笑。等到八位科学家以谦卑的语气上书真理部（中宣部）请求修改《基准》时，此事件的意识形态成果，只不过再次得到加强——科学家只能建议修改真理，而真理部有权采纳或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这不是在明白地告诉一切看客：政府在科学问题上的裁决权，远高于科学家之上吗？
科学研究无时不刻处于分歧和辩论中，一般而言，只有在生产、医疗等实践中由于应用知识的急迫需求，才会暂时由政府机构或科学团体，制定出一套权威的知识基准。然而在中国情境下，政府不但是要管理实用的知识基准，也要将整套“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基准》发布与民众的回应构成的这一轮会话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处处不在场，恰恰提示了意识形态的处处在场。说科学是意识形态，并不否认科学的真实准确性；正如齐泽克所说，一种观点完全可能“就其客观内容而言相当准确（“真实”），但却是彻底的意识形态。”相信一种神圣、强大且去政治化的“客观科学”的存在，以及相信这种科学技术与“天-国家”之间的隐秘联系，才是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目标与真正成果。这在此次事件中展露无遗。
高于科学的“说真理者”
看似枯燥无味的《基准》，在字里行间却充满玄机。这种叙写方式，其实在召唤一位大写的“说真理者”，高居科学之上。
这份《基准》中，总共有132条“真理”。参照教师叙写学习目标的方法，其大部份条目都采取“行为动词+学习内容”的句式。具体又可以分成四类：“知道”型、“识别”型”、“要求关注”和“尊重价值观”。其中“知道”型和“识别”型两类句式最为重要。
“知道”型句式，以“知道”“了解”“掌握”为行为动词，后接一个完整表述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公民必须认同，并且记住的“知识”本身。《基准》绝大部份条目属于这一类型，如“知道世界是物质的，是能够被认知的，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
此种叙写方法，在我所认知的教育法中，是叙写学习目标的大忌，教师不应在叙写目标时，将要求学生掌握的那个命题直接写出——更何况，当代教育更鼓励学生从情境或问题中得出自己的思考，这就更不可能预先料到学生会得到的结论，并写在学习目标中。此种“教学设计”，在我看来乃是“反教育学”的，但它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是颇为成功高明的。
“识别”型句式，以“能识别”“能说出”“掌握”等行为动词开头，后接对学习内容的简要概括，如“能说出一些重要的酸、堿和盐的性质”。这种模式并不把相关酸堿盐的性质直接写出，因此关于哪些酸碱盐是“重要的”，它们的性质为何，决定权就下放到出题人甚至普通教师手里。
尽管上述两种叙写方式看似近似，但在《基准》中，作用迥然不同。在《基准》中，除了各学科的纯科学知识外，还夹杂了不少“唯物论”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观命题，这里暂且称为“非科学条目”，例如“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科学和技术具有重要作用”。
“识别”型叙写只用于纯科学条目，而“知道”型的句型，除了用于大量纯科学条目之外，还用于大部分的非科学条目。《基准》并不要求人们“重视”或“关注”传统文化，而是要求记忆“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这个命题。
对“知道”的要求，也是所有叙写方式里，最专制的一种。它可以实实在在地将大量非科学命题，以选择题和判断题的方式，强求学习者记忆。更重要的是，这种叙写方式同样也应用于纯科学命题，因而非科学命题便能由此获得一种“客观科学”的外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知道”这个动词，预设了人与真理之间，何种认识关系呢？这种叙写方式假设：真理在被人们“知道”“了解”“掌握”之前已经存在了，真理不是在“知道”过程中生成的，而是“本来就有”且“已经在那了。而科学家通过“研究”、普通人通过“学习”，去“知道”它。
“知道世界是物质的，是能够被认知的”不仅灌输了其字面意义的命题，更预设了一个“说真理者”的形象──在这里，科学可以完完全全地反映真理，而不会有任何扭曲和偏差，更不需要有失误和调整。虽然《基准》文本也承认，科学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但那个从头到尾未被提及的“说真理者”已经预先知道，世界是能够被认知的──哪怕那些还未被认知的部份，也是能够被认知的。
于是，说真理者的位格就远超一般的科学家之上。因为，科学家只能够认知他自己已经认知的，而说真理者，竟能就那尚未被认知的部分也形成认知，并颁布真理。这就将问题引向下一个层面：那个说真理者，究竟是谁？
谁有权“说真理”？
从官方文件中看，这份《基准》是由国务院办公厅指定科技部、财政部和党的中宣部来牵头，加上20多个部门参加制定，制定过程是先组织专家研究，再试点测评，并“广泛征求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界意见，在形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一份较早的文件，透露了该《基准》是“科技部组织力量研究起草”初稿，经过“各领域专家”三轮讨论论证，再由“国内各行业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审读修订后，最后在去年10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国内各行业领域权威专家”如何犯下“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这样的低级错误？这并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这里的真理，必须要经过最高权力确认。
传统中国的黄历也是国内天文领域权威专家制定的，但国内天文权威制定的，却不一定就是“黄历”，颁布历法的权力为皇权所垄断，同时也作为天子与“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天”之间神秘交通的证明，作为皇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私颁或私自印历是朝廷查禁的大罪，这与所印之历是否权威专家制定，并无关系。
有趣的是，在古代，因战乱而无法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地区，就出现了民间的私历，而各历所记晦朔和节侯却各有不同。这显然意味著“权威专家”们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充满了争议，只有政府，才能在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纷杂的争吵中，快刀斩乱麻地“钦定”一套真理，供共同体以外的普通人民使用。
今天的科学何尝不是如此？现实的科学工作是动态的、复数和操作性的，不同的知识使用者和研究者出于其意图，在综述了充满了争议的科学文献之后，要自行选择其中一部分科学知识，作为进一步研究或技术开发的基础。尽管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资本的逻辑起著重要作用，但凭借资本自身的能力，要强求得一致意见，仍有很大的困难——近年国内关于转基因食品和中医药的争议，尽管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参与其中，也始终未能尘埃落定。
但是，就“中医药与西医相比是否各有优势”（《基准》第87点）这种通过大量实证研究也未必能回答的争议性问题，国家权力竟无需展示任何论据，仍可以立即作出裁示。
而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对《基准》提出的批评意见，仅仅在于其裁示得不好，却几乎不质疑该裁示行为本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面那个公式的新形式：科学家只能确信他自己已经确信的，而说真理者，则可以裁定什么是所有人都必须确信的。更重要的是，《基准》不仅反映国家有做出此种裁示的自信，更反映国家有做出此种裁示的欲望。
本来不需要统一“真理”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给出裁决，这背后的欲望究竟是什么？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自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以“科学”为中介建立的对真理的垄断权，一直是论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科普读物中，充斥著这样的故事：科学家在旧中国欲做好研究，却因政治不稳定而不得施展身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便急切返国从事科研。这些故事试图论述，新中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改革开放后，随著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的淡化，只剩下爱国主义、物质生产力和科学真理，可以充当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直到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被挖出来翻新，作为辅助意识形态，但其权威性依然可疑，以至于《基准》中迫不及待地要让“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和“中医药”一体均沾“科学”已经拥有的权威，通过裁定它们或多或少“是科学”，来论证它们的价值。
即使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这样的场合，党的领导人也强调：“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如果“科学”在中国并未起到宗教的（意识形态）作用，那么又何须忧心忡忡地在青少年中，与宗教去争夺市场份额呢？
中国意识形态中“科学”的神性及其内在矛盾，在“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这句低级错误中，充分展现出来。诚然，这句话也许只是一个口误（a slip of the tongue，说漏了嘴），但从这口误里，我们可以窥视“说真理者”潜意识里什么样的欲望呢？这句话更值得分析的，并不是被网友反复鞭挞的“运动的原因”这一部分，反而是“自然界万物”这一用词。
八位科学家的意见，帮真理部把这句话改成了“力的作用是改变物体运动的状态”，表面上，是纠正了错误的科学命题，但是同时，也悄悄把“自然界万物”换回了更严谨的说法──“物体”。
确实，“自然界万物”的提法，很少在严谨的科学文献里看到，它是一个文学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学的词汇。在这里，“万”比“物”更有意思，我们何曾见到牛顿第一定律被表述为“自然界万物…”呢？
“自然界万物”在中共的唯物论语境里，有非常特别和微妙的用意，这里无法展开详谈。然而，自牛顿开始的现代物理学典范，拒绝回答“运动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使得“自然界万物”的“基本规律”仍然成谜。说真理者发现，“自然界万物”的运动竟没有原因。而如果在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上表现出无能，将是对科学神性的严重损害，这一无能带来的焦虑，导致为说真理者代言的执笔人，在《基准》中愚蠢地试图解释“万物”运动的原因。
“科学”与国家权力的双赢
在屠呦呦获奖之前，长期存在著围绕“中国科学家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的大量讨论，各界人士痛心疾首地谈及“我国的科学技术”之种种弊病，并呼吁国家采取措施。“科学技术来自国家、属于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家的慷慨投资和政治局面稳定“不折腾”，被视为好好发展科技与生产力的充分必要条件。
反过来，受到国家恩庇的科学，则将其自身权威回向给国家。正如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所表明的，“科学”的决策可以变成对不民主、不透明的决策机制的辩护。而近年来三峡、核电、PX、雾霾、食品安全和化工污染等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游行与其他群体性事件，更提醒当权者：对“科学”真理的隐蔽掌控，能发挥巨大的维稳能量。
《基准》第34点理性地教导人们：“知道信息可能受发布者的背景和意图影响，具有初步辨识信息真伪的能力，不轻信未经核实的信息”。柏拉图《美诺》（Meno）篇中的那个提问可以直接用于这里：如果主体已经知道了真理，他就不需要再接受信息；如果主体尚不知道真理，他又如何自己去“辨识信息真伪”呢？
答案就在于，只有“经核实”的信息才是真理。这里，“说真理者”再度熟练地运用了将自己隐藏起来的语法：被谁确认过的信息才叫“经核实”的信息呢？顺理成章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核电站事故、核废料的放射性等危害是可控的”（第30点），他不仅是个反核主义者，更是一个缺乏“基本科学素质”的不合格的公民；（第23点）而相对应，“对于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能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并理性表达意见”的，才是好公民。
“说真理者”的阴影下，更需科学史教育
尽管科技部在其文件中指出，《基准》的制定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其整体水平完全没有超出一个世纪前，苏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 S. Vygotsky）在《教育心理学》中所批判的旧式教育：“知识的掌握像一盘现成的菜，没有人知道它的做法和吃法，同时，又遗忘了知识的本质和科学的本质，因为知识不是一种现成的资本，或一道做好的菜，知识永远是一种活动，是人类为驾驭自然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我们想要普及烹饪技艺，让人人都成为大厨，那么要求人们记住各种菜色的名字和图片，会比起播放烹饪过程的视频，更能提高全民的烹饪水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份《基准》毫无下限地塞进了“阴阳五行、格物致知、唯物辩证法”等各种非科学内容，却唯独对科学史教育一字不提呢？
今天的“科学知识”只是静态的成品，科学史才是科学形成过程的写照。可惜的是，真正的（而非强调历史永恒进步的“辉格史观”的）科学史教育固然有利于培养科学研究者，但也会起到消解“科学”之意识形态性的作用。
换作任何人都很难想象，赖以生存的，不容置疑的永恒之物，居然并非“本来就有”，而竟是在历史上，在人们在欲望与斗争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一旦人们从科学史中看出，今天的科学不是预定历史行程的必然结果，而只是许多可能历史中，恰好成功了的那一种，就会“间离”我们对科学统一性不言自明的信仰。这正是齐泽克所说的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批评。
当然，说真理者，绝不会真正想让科学的神秘光环消解，成为普通民众的思想武器。它的潜意识，会把济慈《希腊古瓮颂》中关于“美即是真”的最后两句，改写成：
“‘权力即是真，真即是权力’，这就包括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齐哲群，中学教师，科学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