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上]身在穹顶之下，心在穹顶之上；观往事、思当下、觅来者。
注：本文为《临界点——中国“民谣-摇滚”中的“青年主体”(1986-2015)》一书序文。 《临界点—中国“民谣-摇滚”中的“青年主体”(1986-2015)》。作者：王翔。人间出版社（台湾）2016年5月出版。
音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吃不到、闻不出味道的人类文化产物；仅凭空气的振动来制造之、维系之、传播之。一旦振动结束，一切就都归于无形。
但音乐所勾引起的巨大能量，往往超出作者、乐手与歌者的本意；也超出评论者的主观想像。
正如作者王翔在《临界点》第一章绪论当中说的：“我们听见的声音，往往是难以言传的，然而它的作用，却是真实存在。音乐诉诸于情感、非理性、潜意识等等区域。我们听见了什么？是听见了理性的面具下面的另一个自己吗？在人形的背后，是不同形状的渴望在翻涌，是音乐在理解和煽动这些渴望吗？为什么摇滚歌手站上台，就会激起尖叫？为什么大段的吉他独奏会让人心醉神迷？”
那么，以理性的文字去捕捉、固化非理性的空气振动，若非意在言外，否则岂非枉然？
关于音乐的理性文字，大约有几种类型：
一是掌故型，就是关于歌曲的源流考证、版本学、作者或歌手的生平八卦、形象外表、生活动态等等。 一是义理型，就是相信乐以载道、词能达意，然后，仔细检视歌手的本意用心、歌词中的微言大义，然后，或者跟心理学文艺潮流对接，或者跟政治经济社会情境对接，或者跟权力意识形态对接；无论保守或是激进。 一是学院型，就是把写作音乐当成学术理论的注脚或补丁。
但是对于真正使用、服用音乐并沉浸在其效果当中的人来说，似乎文字的振幅能量，远小于空气的振幅能量。
这几种理性文字类型，说穿了都是项庄舞剑、意在乐外；但是对于真正使用、服用音乐并沉浸在其效果当中的人来说，似乎文字的振幅能量，远小于空气的振幅能量。亦即，在音乐面前，理性有其词穷之处。
虽然如此，书写音乐的人依然源源不绝，包括作者跟我在内。然则，我想我们都感知到，相对于空气振动本身，文字有其内在困境；那么，以理性文字书写音乐，其初心或者落脚点，会在哪里？
这其实是在阅读本书时，一直吊在我心中的探问。
是对民谣摇滚中国化的关心吗？是对当代中国青年感觉结构的梳理吗？是对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脉动的诊断吗？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追寻吗？乍看之下，本书都碰触到这些命题，并且，有着深入的洞察。然而，对我来说，那个真正可能在理性文字与空气振动之间构成有效嫁接的言说，或者思路，于本书中，一直到最后的结语才出现。那就是，关于信仰的探问。
什么是信仰？或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可以有一套琅琅上口的说法。
在结语中，作者这么说道：“在经历革命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人，一种是渴望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一种是对此的反思者，但是看不到大津—一个不改变他者的信仰者。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产生大津这种人物的条件，也就没有大津的立足之地。大津的出现，让我意识到，信仰可以是柔软的、安静的。对于经历不断巨变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于经历不断巨变的中国来说，需要的是能够改天换地的信仰。”
这段话，道出了作者心中深沉的犹疑与探求。什么是信仰？或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可以有一套琅琅上口的说法；一如文革时期的早请示、晚汇报。但是，什么是不改变他者的信仰？
对我来说，这样的信仰在金刚经里头有所阐述。金刚经的究竟无我分第十七当中说道：“我当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简单地说，就是，修菩萨道者发心要闻声救苦、拯救众生，但心中不能存有“我在进行拯救”的念头，亦即，不能存有“我在改变众生”的念头。这种不改变他者的信仰，在佛教的核心意念当中即已存在，实不必如作者所看到的大津那样，得要经过西方基督教的洗礼之后，才能体悟。
以理性文字书写音乐，岂非是“入流知所”，是在缤纷吵杂的声响流动当中，用力地去标定自身座标，发扬自身的ego进而指明未来的走向？
我在参访法鼓山的祈愿观音殿时，对此也有所体会。观音也者，观世音也，也就是要遍闻世间一切声音，然后闻声救苦；这是菩萨在晋身为佛之前，必要的功课。然则，观音要如何不存有“我在改变众生”的念头？在大殿正门的内里，高挂一方佛匾，上书“入流亡所”四个字。入流也者，让耳朵进入世间缤纷吵杂的声响流动当中，亡所也者，继而忘记或者不去察觉自己身处在什么所在。
佛教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来作为取消ego的基础，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则以肉体牺牲作为将ego交给上帝或真主的基础。在此对照之下，那么，以理性文字书写音乐，岂非是“入流知所”，是在缤纷吵杂的声响流动当中，用力地去标定自身座标，发扬自身的ego进而指明未来的走向？以理性文字书写音乐，岂非是在复制一种“改变他者”的信仰？
我这问题，其实并非在诘问作者。反倒是在诘问我自己：如果我还继续书写音乐，为的是什么？
我其实要问的是，华人的信仰，或者宗教，跟西方的belief、religion，是同一回事吗？
且让我们借用作者的探寻思路。什么是信仰？似乎，在许多言说当中，信仰都不证自明地跟宗教挂勾。然则，宗教又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轻易地使用信仰，乃至宗教一词，来涵盖世界文明当中的核心面向吗？我其实要问的是，华人的信仰，或者宗教，跟西方的belief、religion，是同一回事吗？且让我举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例：
婚礼的举办，一般而言，西方人在教堂、印度人在印度庙、日本人在神社、穆斯林在清真寺，一言以蔽之，都在神的面前许诺终身。而华人呢？新郎新娘多半是在祖宗牌位前，拜别父母。天神vs.祖先，这是华人信仰跟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信仰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或许也是一切的“中国特色”的源头。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其精神核心在寻求天人之间对话的各种可能，而华人则是寻求血缘之间对话的各种可能，是故，有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种天人之间或血缘之间对话的各种可能，包括音乐。
新教革命开启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可能性，时至今日，摇滚乐当中解放个体性、张扬个体性的特质，才有可能。
从这个角度，我理解的西方摇滚乐，秉承的是欧洲新教革命以来反抗宗教权威的传统。这个传统，或者越过教会权威，直接跟神沟通，或者更进一步地拒绝跟神沟通、否定上帝的存在，另寻天人之间的定位；尤有甚者，另造一个神，想像一个被摇滚改变的新世界秩序。无论如何，新教革命开启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可能性，时至今日，摇滚乐当中解放个体性、张扬个体性的特质，才有可能；而重要的是，天人对话的这个特质，恐怕都未曾改变，特别是在电子音乐当中；对我来说，西方电子音乐所强调的trance出神状态，其实就是古代巫士在跟天沟通时，所必须建构的境界。
在此附带说一笔：在天人对话这一点上，我特别觉得鲍伯狄伦喃喃式的吟唱，其实根本就是道士的吟唱；狄伦用这种空气振动，在超渡被他唱诵的那些人事物。相形之下，当代中国诸多民谣歌手们竞相仿效狄伦的唱法，率皆淡而无味；他们何不干脆去终南山学习道士如何吟唱？
至于，华人的天人关系，早被专制皇权所垄断、继而被儒家所遮蔽，而沦为帮血缘关系搭桥铺路的工具性角色。
那么，今天中国如果要效法西方摇滚乐的张扬个体性，其基础又何在？仅仅是斩断千年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仰吗？是完全拷贝山寨西方奠基于反叛天人关系的个人主义吗？华人缺乏本身既有的天人关系作为参照座标，那么，这种拿来主义式的拷贝山寨，又能植根于何处？最终，会不会是把西方认做干爹，而在反叛传统血缘关系的同时，跳入另一种异化了的血缘关系网络当中？
所以，在跟随作者展开一段长达三十年的音乐与中国当代史之纠缠旅程之前，请先把把自己的信仰脉搏。
对我来说，作者分析、展示近三十年来中国民谣摇滚的变迁，所在逼近、逼问的那个“临界点”，其实正落在这些跟信仰相关的问题层面上；而这些也是近年来我自己在遭遇直击本心的音乐时，不管是不是民谣、称不称摇滚，会油然生发的思索，或者情绪。
我认为，也只有触及这个层面，理性文字方能不以掌故、义理、学院的姿态，来殷殷附着于音乐的空气振动上头；并且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方能从入流知所开始，随这振动而颤晃、飘扬，终至碰触到心性与灵性的源头活水，照见下个阶段的声音振动可能性。
所以，在跟随作者展开一段长达三十年的音乐与中国当代史之纠缠旅程之前，请先把把自己的信仰脉搏：是延续血缘关系--不管是接续东方传统还是认西方做干爹？是追求天人之际--不管是西方的天人传统还是重构东方的天人对话？抑或是摆荡于这两者之间—不管是机会主义的摆荡还是难以抉择的摆荡？或者，最彻底的，既反叛血缘又反叛天人，从而把自己掷入一个无天无地、无来无去、被称为“信仰空缺”的虚空现实当中？
不同的信仰脉搏，听到的空气振动以及创造的空气振动，肯定不一样；至于它们称不称民谣、是不是摇滚，只要能够从振动中照见各异本心，那么，叫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注：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照见各异本心---序《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