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肯尼亚（Kenya ，肯亚）事件中，最初有八名台湾人被送往中国，却有一名泰国人被遣返回泰国。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其迈在立法院质询时，讽刺地说：“说不定人家外国人会搞错啊，Thailand 和 Taiwan 搞不清楚。”
这个说法用了“外国人分不清楚泰国（Thailand）和台湾（Taiwan）”这个老笑话。会有此说，除了是因为两国发音相近、都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其背后还有一个让台湾人颇感无奈的讯息：世界不知（或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
这个不见得好笑的笑话，带出了此次肯亚事件中主要的关键：台湾的国际地位。
台湾，中国“掳人”的怒
中国容许泰籍嫌犯回泰国，却硬生生地要求肯尼亚将台籍嫌犯交到中方手上，作法显有区别。加以在两岸已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以及数年来“两岸各自领回嫌犯”的实践经验，此时截然不同的处理，自然召唤出台湾社会普遍的“反中情绪”。
对台湾民众而言，听到国人同胞在海外被大陆粗暴以对，不免激发出同仇敌忾的心情。远的不说，近的比如2013年歌手张悬在英国演唱会上拿国旗遭大陆抵制，或是不到三个月前周子瑜的“被道歉”事件，这种长期受欺凌矮化的集体记忆，造成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国族主义就要出来发作。
如果说周子瑜道歉令人心疼，那么此次电视里肯尼亚警方荷枪实弹、泼水喷瓦斯、破门拘捕的画面，则让人惊悚恐惧。而当肯尼亚现场受困在狭小空间对抗的人，传来纯正台语口音，更是形成一种“我群”的连结与号召，更让人感同身受。
连日来，台湾网上意见铺天盖地，脸书几乎被相关新闻和影片洗板，有直接陷在一边一国思考中的叫嚣咒骂，也有针对法理争议的讨论激辩。但在一片高涨的澎湃声浪中，相对遮蔽的却是关于海峡对岸的声音。
中国，受骗者的悲苦
从中国大陆网上评论、新闻报导观察，当台湾为了“国人被捉”、“主权矮化”而义愤填膺的时候，大陆民众的怒气也不遑多让。有报导指出：“这些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包括学生、老人、下岗工人等：有的退休老人一生积蓄被骗光，身无分文，处境凄惨;一名吉林受骗女士，因其丈夫死亡抚恤金被骗，跳楼轻生。”
而对此前在媒体上泪流满面，求大家救她儿子的刘妈妈，陆媒更毫不留情的批评：“这位在部分台媒的渲染下，显得既无辜又无助的母亲，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若她的儿子因诈骗而面临牢狱之灾也算是可怜的话，那被她儿子及其同伙诈骗而倾家荡产甚至绝望丧命的受害人，他们的悲惨境遇又算什么？”
当台湾民众为国人同胞悲愤激动时，我们没看见的是，大陆民众也为自己同胞打抱不平。对大陆民众而言，平日里的“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的美好想像，就如同“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一样，啪啦一声就碎得满地都是。
两岸的民族情绪被撩拨起来，各有各的难堪和伤痛。然而越是深陷其中，耽溺地舔舐伤口，用彼此情绪互相戳刺对方的旧创，只会令那疤痕深深烙记。两岸民众都在这样事件中受到伤害挫折，虽然对内有巩固团结的效果，但对外的侵略和反击力道也随之升温。而当民族主义的幽灵开始徘徊不散，趁隙蒙蔽我们的理智，对事件细致的论理和法律面讨论也就随之萎缩。
有位首届来台读博班的陆生，旁观这一切事情发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无论台湾选择走哪一条路，终究都绕不开国际关系的实力原则。中国人讲情，台湾人论法，其实本没有错。但国际现实是强权即公理，这也许就是台湾最令人为之感到难过的地方吧。”
国际刑事管辖权之争
回归核心争点的管辖权问题，各界已有许多讨论与阐明。简言之，台湾人在肯尼亚透过电信设备犯罪，诈骗大陆人的财产，在国际刑事管辖理论中，首先采“属地主义”认定，其次是“属人主义”。
属地主义判断上，又可区分为“行为发生地”跟“结果发生地”。此案在肯尼亚发生，自应由肯尼亚法院先审理。由于肯尼亚没有受害人，当地法院只针对“该批台湾人对电信设备的使用是否违反电信法”审理，结果宣判“无罪”（需注意，这不涉及在台湾、大陆是否有犯罪）。接下来问题是：中国大陆大动作把这群刑事被告带走，有无合理依据？
此案中，被害人是大陆籍，犯罪结果在大陆发生。据此，虽然犯罪嫌疑人是台湾籍，但由于并无台湾人受害，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地又均不在台湾，大陆确实有一定基础，可以主张优先管辖权。然而从台湾立场，毕竟嫌犯是台湾国籍，两岸司法尺度又有众所周知的差异，站在保护国人司法人权的角度，也有正当理由要求管辖权。
所以处理跨国犯罪时，不是只要“有管辖权”为已足。你有管辖权，其他人也有，在数个国家都对犯罪有追诉权的“管辖权竞合”下，再来需考量的是“案件最适解决作为管辖权划分标准”，也就是：将被告交由哪方法院诉究，最为允当？如何能够更为便捷有效取得证据、追诉犯罪？皆为管辖权划分时也需注意的重点。
就是因为存在这么多不同法理原则。莫衷一是，各国往往只看到对己方司法主权最有利的解释，不免产生管辖权冲突。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剩下的就进入政治处理，需要沟通协调，这时就剩实力原则。然而，一旦落入到国际场域中，台湾尴尬的角色便成了无权代表自己发声的悲剧，弱国无外交，何况国际上根本不把台湾当成国家。
罗部长的荒唐辩护
针对狂潮般的反中声浪，台湾社会立场相较之下“倾中”的媒体与“亲中”人士开始出面缓颊，认为要“将心比心”，“大陆人是被害人”、“像这种诈骗犯最好通通丢到中国”，甚至连法务部长罗莹雪都表示：“我们应该保护犯罪吗？”
民众对于法律误解或缺乏认识，无由怪之，但罗部长的表态却让人讶异。从来没有人说要保障犯罪，或者是认同“台湾人骗大陆人钱就是爽”（即便网络上不乏此等极端观点）。但在制裁犯罪之前，应该先行认定事实，再适用法律。
罗部长在接受立委质询时的发言，对于这批台籍嫌犯的作为表示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因为是大陆主张他们犯罪，我没有看到资料，我如何去认同他有犯罪还是没有犯罪？”她也说：“保留法律人一个基本的态度，对不知道的事情要给他们空间”。
具一般逻辑的人不难发现这其中矛盾：罗部长同时表达了不清楚是否有犯罪事实，但却又表示应该交给中国处理。“不应该保护犯罪”，罗部长这么说时明显已经未审先判，无条件接受了中方对这些嫌疑人的犯罪指控，而却将自身应善尽的查证义务“外包”给中国。
中国外交部曾在记者会回应肯尼亚事件，提到“各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法务部主动提“属地主义”说，虽有法理基础，但毕竟不是最佳解或唯一解，充其量只达到帮中国说话的效果，同时可能让国际间强化“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印象。
依据目前了解到的事实，这些台湾人很可能确实犯了诈欺罪，也确实造成中国大陆民众极大的财产损失，但这不能够证立台湾就不可以积极主张司法管辖权。我们还是应该严正主张将他们带回台湾，循正常的司法途径进行调查审理，并要求中国大陆依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程序进行协商，届时我方自可（在我国司法主权的行使下）移交人犯。
可惜的是，这些细致的程序问题和法律规定，未闻政府据理力争，法务部在“两岸一家亲”的政策指导（潜台词）原则下，如果只是因为这些人（很可能）犯了罪，便可以将台湾作为一个（自诩）的民主法治文明国家赖以存续的“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瞬间抛到脑后。
台湾罚则判决确实过轻
不过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由于台湾近年来发生太多诈骗事件，许多被害人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将心比心”的说法，也能在台湾社会受到一定支持。接到诈骗电话几乎成了台湾人的共同经验，但诈欺取财在台湾刑法位阶上又属于轻罪，情重法轻，总是捉不到人，也成民众另一种愤怒来源。
而国人在境外犯罪时，以刑法追诉也有限制。依据刑法第7条规定：“本法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前二条以外之罪，而其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适用之。...”而刑法诈欺罪依339条规定，最低刑度甚至可以是易科罚金，并不符合境外犯罪处罚的要件，所以也常人抓回来却无罪开释。
正因这样的法律架构，当国人在境外犯诈欺取财罪，如果犯罪被害人没有我国国民，回到台湾，司法基本上拿他没辄。中国大陆指摘由于台湾过去纪录不好，对于此等重大金融犯罪的处理如此轻淡草率，不是没有道理。
虽然2014年6月刑法增订了“电信诈欺”的犯罪，立法委员顾立雄也在质询时提出。该条刑度就算较重，亦仅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得并罚一百万”的处置，相较于跨国诈欺动不动就是以“亿”作为单位的惊人暴利，台湾对于诈欺犯罪的立法轻忽，也不怪乎中国对台的严词批评。
台湾该有的回应高度
此次事件并非单一个案，无论从管辖权竞合或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台湾都应该据理力争，而不是第一时间自绝经脉，认同中国声明拥有（唯一）管辖权。但在另一方面，不肖民众到各国去电信诈欺，被捉后又拼命想躲回台湾受审，这种模式已引起各国公愤。
既然法务部长都觉得“不应该保障犯罪”，正本清源，应该是积极修订相关法令，严惩这些海外诈骗者，而非继续纵容立法怠惰，更不是弃守我国的司法主权，把犯行惩戒外包给对岸。也只有在台湾本身拿出负责的司法政策时，才更能底气十足地，去跟中国大陆争取台籍嫌犯的司法管辖权。
毕竟，早在2011年，菲律宾也曾经破获台湾诈骗集团，当时菲律宾将人犯集体遣送中国，历时五个多月，经台湾不断向中国提出抗议，才将人犯移交台湾处置。然而，该案后续司法处置过于“轻判”，多人无罪，最重也只判1到3年，与犯罪庞大所得显不相当，造成中国舆情哗然。这也种下了中方对台司法不信任的种子。
在此事件的各方法律意见中，出现了“遣返”或是“引渡”的观念冲撞。遣返的概念，牵扯到两个国家对于管辖权的竞逐；而权力的竞逐背后，实际上还是国际关系和国家实力的角力。引渡的概念，就更涉及到“一中原则”，有关主权承认的问题，此中就更加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有关。所以无论台湾选择对此事如何向国际表态、向中国抗议，终究都绕不开外交手段，和国家力量的展现。
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光靠自己喊，一点用也没有。如何在每次重大事件，在国际视野里展现出作为一个主权国应有的高度、态度，这才是让各国能尊重认可的基础。当你的文明价值、法治基础不受信任，对外又无法有效捍卫国家尊严、站稳立场，还希望拥有多少国际支持？
这次肯尼亚事件，彰显的不只是台湾的国家定位与主权问题、台湾人在海外面临的身分困境，更有台湾人面对两岸关系时的“反症”。理盲滥情的台湾社会，在每次涉及、长得像是“中国打压”的事件当中，能否真的论理分析，搞清楚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还是每次只要“台湾人看起来受委屈了”，就听命于民族主义的巨灵统治？
开头讲的泰国、台湾傻傻分不清楚的笑话，值得想想。每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虽然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我们是“好国好民”。这是郑南榕留给台湾的话。
（蔡尚谦，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