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震后6年，一个硬件完备、器物华美的玉树新城已然在高原完形。光鲜的三江源新城和惊人的国家效率背后，却游离着一个庞大的愈加边缘的群体：生态移民。
他们因政府的三江源保护计划被迫离开原住地。而震后的重建，大量国家资源的涌入只营造了一个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行政新城。世世代代在青海草原生息的藏族牧民，分散在玉树新城周边，无法融入商业化城市生活，在故土上游荡，成为最无望的贫民。
灾民、移民与市民，游牧、城市与商业，是震后玉树难以忽视的核心议题。在玉树藏区的城乡空间、人口结构被重新建构的时候，当地人回不去的故乡和牧场，却成为他们永远的乡愁。
1.新型藏民：离开草原，来到城镇
下午6点半，高原上的日头还没收起锋芒。77岁的藏族老人扎西昂所手里攥着一条牦牛毛编织的赶牛绳，脚步颠颠地跟在自己家16头牦牛后头。他的耳朵早在十几年前就背了，眼睛和记性却还好着。
12个小时过去了，牦牛还是像还没吃饱，静静埋着头在两座山之间狭长却日渐枯黄稀少的草地上觅食。扎西昂所泛黄的军绿色小挎包里，是放牛的午餐：一碗酸奶，一个馒头。
“希求，希求”，他吆喝着。牛群缓缓下山。山下一块宽阔的平地，一千多个彩色屋顶覆盖下的藏族院落里，有一个是扎西昂所的家。
十年前，扎西昂所原本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下巴塘村铁角荣大队的最后一户牧民，远离玉树中心区域。放牧30多年，家里的草场最鼎盛时，他养了150头牦牛，全家衣食无忧，自由富足。
他的家乡位于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这片高原被称作“亚洲水塔”，滋养数十亿人口。2006年，中央政府为了涵养水源，保护草场，开始“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将牧民迁出草地。
按照政策，扎西昂所如果自愿从他承包的草场迁出并定居城镇，一家人可以获得政府修建的60平米住房，前五年可每年获得国家发放的补助6000元，冬季有1000元燃料补贴。期满10年后，移民可选择继续放牧，也可留居城镇。
但与政府做这样的交易的代价是，扎西昂所和其他一万多个牧民家庭，需要交出为期10年的草场使用权，完全禁牧。政府承诺会“扶助牧民后续生产生活，给予优惠政策，开展技能培训，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型劳动者”。
就这样，他带着30岁的女儿，卖掉养了半辈子的50头牦牛，拆掉帐篷，告别雪山、草原，举家搬迁到距离玉树州中心结古镇十公里处的山坳里。在这个远离城中心的“玉树巴塘移民村”里，扎西昂所和早几年搬来的几百户牧民一样，每户拥有一套60平的固定住房和120平米的院落，他们的新身份叫“三江源生态移民”。
然而，生态移民后，与所有被迁徙后的藏族家庭一样，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境。“在草原上，我们吃喝不用花一分钱，走路不花钱，烧牛粪不要钱。搬到这里来，什么都要钱。”
2010年，一场灾难又彻底砸碎了对摆脱贫穷生活的所有设想：4月11日，玉树县城附近发生6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据官方统计，2698人遇难，270人失踪。
2.迷惘的生态移民，地震使他们变贫民
很幸运地，扎西和他36岁待嫁的女儿没有在这场地震中受伤。
经历过最初混乱的三年灾后生活后，生态移民村的日子随着灾后重建，逐步回归日常。而地震，对这些原本就贫苦的迁徙牧民的物质生活的摧毁是毁灭性的。
祸不单行，2013年，扎西的女儿在雨天下山时不慎摔倒，因脊椎受伤，从此半身不遂，每日只能在院子里的一只黑色旧沙发和屋子里的一张单人床上腾挪。日子愈发艰难。
同为生态移民，扎西的邻居们也各有各的苦恼。地震后，村里几十户人家的移民安置房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但因外观没有明显损坏，震后他们一直居住在其中。扎西昂所家的客厅屋顶有几条长长的裂缝，每年都在扩大。邻居家的房门有些扭曲，担心哪天又有意外，为此一家五口又住到院子里的救灾帐篷里。这顶帐篷还是六年前住过的。
扎西昂所的儿子每天傍晚来看望年迈的父亲和半瘫的妹妹。他羞愧于自己的无能为力，不能让父亲、妹妹生活安稳一些。眼下他和其他村民们正在打算为房子问题合力“请一位有能力的律师”，和政府打官司。
因为在城里当司机的身份，扎西昂所的儿子成为村民的指望——他们让他负责找律师的事。“都说好律师很贵很贵。可能要凑十几万。”
此外，在巴塘这个玉树周边规模最大的移民村里，还有来自玉树辖下囊谦、拉秀等地的一千多户藏民。
来自拉秀乡的移民有200多户，都是因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而从牧区迁出的藏族牧民。地震后，原本窘迫的迁徙生活彻底形如流浪的吉普赛人。先是2004年11月，搬到加吉娘移民村，距离玉树城市中心不到3公里。地震中，整个加吉娘移民村90%的房子损毁。在帐篷里住了三年多后，2013年，村民们再一次搬迁，搬到了离中心城区十余公里的巴塘，做了扎西的邻居。
震后的这次全村搬迁，根据官方说法，是因为震后该地区不再适合人类长期生存。面对全村移民，政府做了动员和解释，说这片区域“因安全故不再适合建居民区。”
然而在帐篷里住了三年的移民们却发现——在加吉娘移民村原址，这个离玉树城中心仅十分钟车程的地块，已经被当地政府修建成为贸易展会中心，甚至还建有一个高尔夫俱乐部。
住在离扎西昂所家不到300米路的才仁央吉，想起过去十几年里两次仓皇的搬家历程，依旧愤愤不平。“第一次是我们听话，从牧区来城外。第二次是地震，我家里死了一个，残废了一个，住了三年帐篷，却把我们赶到现在这里来。”
为了原地重建，她和几百位村民去政府门口上访过，一切抗争都没有用，最终他们的村子旧址，在玉树地震的重建中，变成工贸园区。
3.两个玉树：魔法新城和贫民窟
根据玉树州的统计数据，玉树重建中村落化的比例非常高。震后，国家资源支撑下的城镇化改造，在玉树全域急剧加速。
原本，巴塘移民村，与玉树中心城区地理距离上相隔十余公里，除此之外，街道、社区、建筑风格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命运的转捩点，也正是2010年这场大地震。“两个玉树”之间的割裂和区隔，越来越令人难以忽视。
居于新城中心的，是林立的政府办公楼。比如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在灾后重建后，被官方媒体描述为“跨越发展了20年”。在中央政府强力援手之下，按照高原旅游城市为目标打造的玉树新城华美重生，器物和硬件建设层面的重建完全将结古镇雕刻成了簇新的模样。
然而，虽已过去五年，矗立在市中心广场附近的玉树新地标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却依旧大门紧锁，尚未向公众开放。一位当地文博工作人员认为，整个玉树的城市硬件像魔法般迅速建成，而管理和运营这些城市地标需要的人力、财力却远远不能自给自足。
玉树新城中的居民，除了政府公务员还有就是从四川、宁夏过来开饭馆、旅馆和做虫草、天珠生意的汉族人，他们都是“老板”。
玉树新城的物价与过去相比，已经如这个城市光亮的街道和建筑一样令人遥不可及。玉树城区的出租车10元起步，远高于众多内陆城市。菜市场的优质牦牛肉一公斤往往要近70元，鲜牛奶一公斤近10元，酥油一公斤近80元。原本自给自足的日常奶肉，已经成为节日才能摆上餐桌的稀缺品。
在另一头，在新建城镇的边缘，来自藏区的生态移民从原来的7万上升到17万人。他们聚集在这个簇新城市的边缘,以藏族牧民移民村和震后安置村为主要聚居地。
移民村依旧是贫穷的模样，震后重建的巨大国家资源，几乎没有到达这里。在玉树城中“老板们”看来，城外这些移民村无异于贫民窟。尽管移民村已经为了给工贸园区建设让路，二次搬迁好几年过去了，然而玉树城中很多市民，包括出租车司机都很少有人知道那片移民村里的人，到底又搬去了哪里。仿佛那群人从空处来，往空处去。
在由700多户生态移民组成的巴塘移民村，每天能够喝上新鲜牦牛奶做的奶茶的人家，除了在移民村里重新悄悄做起牧民的他们，也统共没有几家了。过去，走进牧区的帐篷，摆在客人面前的是永远斟满的奶茶或酥油茶，现在，几乎每个移民家庭日常饮用和待客的都变成了最平价的茶水。
移民五年后，每年五千左右的牧民补助没有了，支撑数万移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每年四五月虫草季。挖虫草，也是几乎所有迁徙后的藏族牧民在震后单一而普遍的生计选择。
才仁央吉在玉树城里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她的丈夫为了支撑家庭，一年有多半时间远在昌都打工。
而像扎西昂所这样的老人没力气去挖虫草，也没力气打零工了。在城里当司机的儿子的资助下，扎西昂所又重新买了4头牦牛。本来已经收起来的赶牛绳，又重新被扎西颤巍巍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他们未能一路向前，变身政府愿景中的“新型劳动者”。每月几百块的补助难以维持这对父女俩的生活费和药费，他们只有回到“落后原始”的过去里讨生活。这样，靠卖牦牛奶和酸奶，每天还能收入几十元钱，勉强过活。
4.屈辱的返乡 回不去的牧民
为了活下去，已经搬离草原的生态移民，每年都有不少人像候鸟一般重新返回牧区，靠帮亲戚或者留牧的牧民放牛羊来获得一些收入。这在过去几乎是令牧民感到耻辱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家庭丧失独立生存的尊严，从自由人的身份成为他人牧场的雇佣工。
然而为了一口饭，为了给孩子换一点肉食，受雇佣的牧民们顾忌不了那许多了。夏天过去，冬天回来。在别人的牧场牧着别人的牛羊，大半年下来，报酬只是一两只只羊或者几十斤酥油。
文丁江才也不止一次想过要回上拉秀的老家去。可是他已经57岁了，已经离开牧场9年。他的孙子要在镇上上学，他的儿子已经不会放牛。在离开草原的最初两年，他被巨大的乡愁所包裹。喝了一辈子的酥油茶，临到晚年成为移民，才发现草原上自给自足的的生活与在移民村的生活相比，犹如酥油茶和茶水的分别。
文丁江才一直愧疚，为了搬迁前他卖掉的200多头牦牛。那些牦牛都是在自己的牧场上，一代又一代繁衍下来，和自己一家一起活了几十年。里面有几只驼牛，哪只曾经驮着他的孙子扎西顿珠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直到顿珠长到能自己赶牛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因着这种愧疚，和许许多多告别牧场和牛羊的牧民一样，文丁江才和扎西昂索都选择把牛羊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卖给了那些依旧在牧场放牧的牧民，而不是其他地方蜂拥而至的牛羊肉商人和屠宰场老板。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大规模的杀生，这是不论从感情还是从宗教信仰出发，移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宗教信仰是文丁江才和扎西昂所们内心需要的“酥油”。只有这种“酥油”才能让他们的内心宁静和坚定。在地震前的加吉娘移民村，移民们在村里一块空地请来老家的喇嘛，一起建立起了一座佛塔。老人们空闲时绕着白塔转着经筒为家人和万物生灵祈福。
地震后，搬迁到巴塘移民村的移民们再也没有建起一座新的白塔。有人说因为用地批不下来，有人说是因为村里已经有了其他移民村建的玛尼堆。于是，文丁将才便和行动尚自如的老人每周一次结伴前往十余公里外的嘉那玛尼堆去转经，来回的车费就需要数十元——这是他们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
然而吊诡的是，在近万人的巴塘移民村里，仅有震后因为生活艰难而重新养起牛羊的几户人家，最终令人艳羡地捡拾起过去的饮食习惯。肉、奶、酥油重新自给自足，干燥的牛粪重新取代煤炭成为扎西昂所和女儿冬日的温暖来源。
5.生态难民，“有可能变成火药桶”
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教授徐君曾从2006年起，对玉树生态移民村进行长达7年的调查访问，即使在地震后几年也没有停止。
她和团队走访了玉树许多不同的移民聚居点和草场，“见证了他们如何在新地方为新生活而努力奋斗，并且时常感受到他们对前程的迷惘。他们有的感到失望，有的希望犹存，有的则感到羞愧，尤其是当他们谈到生活仍然得依赖那些留居在草场的亲戚们时更是如此。”
徐君不无伤感地对7年的田野工作做出结论：“移居到城市里或城市附近的居民在失去草场资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未能找到合适的新生计。”而玉树地震的发生，更是加剧了该地社群的割裂和分化。
和徐君一样长期关注并研究三江源生态移民的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杜发春向政府呼吁，要警惕“生态移民转而成为生态难民”。
“城市建设已经很辉煌了，但人民还在远远的后面”，玉树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民间文化学者担心震后重建过程中，分布在玉树各大城镇周边的众多移民聚落，会在地震的二次振动下，演变成为“危机和矛盾重重的贫民区”。“一旦将来虫草挖完了，或者虫草价格持续下跌，那么这些地方就有可能变成玉树城市周围的火药桶，”这位文化学者向端传媒表示。
6.生态变好了吗？日子还能好吗？
几年过去，扎西的牦牛队伍发展壮大到了15头。不过，尽管老人们嘴上不说，挑嘴的牦牛们也知道，此地草山上的草，与过去牧场的繁茂和丰盛相比，有如现实般的干枯和稀薄。在过去的巴塘草原，八月正是奶牛奶水最丰沛涨溢的季节，有的时候甚至要一天挤三次奶。现在，最靠近村子的那面山坡，已经没有牛羊愿意吃的草，裸露的红土上，只留下一片片牧区并未生长的大叶植物，牦牛踏过，没有一点留恋。
傍晚，扎西昂所赶着牛群顺着村里高低不平的水泥路，回到院子前的空地，还不等今年下的小牛多吃几口，他已经给它们戴上了“井”字型的木头口罩，以保证有尽量多的牛奶可以挤出来卖掉。
竟然要跟小牛抢奶，扎西昂所已经顾不上咀嚼这种心酸。他正绕着母牛和一头不愿离开妈妈奶头的小牛对峙，坐在对面的才丁江才乐了。在远离牧区10年后，才丁江才很庆幸自己还能每天看到脾气犟的小牦牛撒泼，闻到新鲜牛粪和牦牛毛发散发的味道。这些视觉和嗅觉能让他坐在院子里念经和拨弄佛珠的时候，恍惚回到曾经的故乡和草原。
端传媒的记者在扎西家里采访的这天，一位衣着光鲜、在市区某政府部门上班的中年藏族女性走进门，掏钱买走两斤牦牛奶。收了十块钱的扎西昂所盘腿坐在床上，手里转动经筒，嘴里念念不停。门外的院子右边是他的微型牧场。牦牛们排成一排在喝盐水，院墙边一小块地上种着燕麦。等冬天来了，山上没草了，牛们就要吃燕麦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