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之后，讨论《十年》是否实至名归，实在毫无意义也难下定论。无论理据何其铿锵，归根究柢也是意气之争。至于外人的讨论，离了香港的大环境，似乎是旁观者清，到头来总是隔靴搔痒。因为《十年》的出现、热议乃至获奖及此后的争议，其背负的重担与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电影作品本身。所以无论认同还是不认同《十年》，将它抽离出孕育它的香港社会来评判，进而再批判社会对《十年》获奖的态度所反映的问题，都是本末倒置。围绕《十年》的万象不是它种下的果，而是它诞生的因。
反映港人焦虑的传声筒
金像奖为何颁奖给《十年》，我觉得粗暴地得出“港人非理性的民意绑架金像奖”的结论，是不恰当的。金像奖评选和港人追捧虽是同一社会处境下的两件有关联的事，但不见得有因果关系。评委的选票，不是一个公共议题，顶多是电影圈的议题。既然金像奖评选机制不存在不公平选举的因素，除非每个投票给《十年》的评委出来剖白心事，纠结于得奖一事实在自作多情。《十年》获奖是既成事实，与它受港人狂热追捧一样，有其必然性，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现象。
港人追捧《十年》，并不奇怪。那些觉得《十年》在技术水平层面不过关而质疑港人眼光的，实在有些故作天真。老实说，从实用性工具性角度去评价审视，乃至欣赏喜爱一样事物，本就是港人天性。《十年》受关注，不是因为其电影美学上有什么突破或独到之处，而在于它反映了港人的心声，能作为一个传声筒去表达人们面对当下政治现实的焦虑，甚至唤起更多人的关注、理解乃至认同。能“为我所用”，再加上酷爱跟风，《十年》不红都难。
源于现实的“荒诞不经”
如果把《十年》放在两年前，肯定和其他独立影片一样无人问津。今日它可以走红，难道是这两年港人突然变坏了？会这样去理解的人，大约是对这两年的香港全然无知或枉顾吧。有人觉得《十年》丑化大陆，有被害妄想症，但是五个短片中描述的事情看来荒诞不经，但在现实中都能找到模板：年初二旺角事件被阴谋论的阴云笼罩，认为是政府一手策划以影响新界东补选票情；从流浮山小桃园饭局到旺角占领清场黑社会与警察勾结疑云；“CCTVB”的J5台新闻用普通话和简体字幕、小学推广“普教中”（别说推广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和粤语作为地方方言不矛盾，上海正是从小学开始强行推广普通话教学，不准学生老师在校内说上海话，导致上海话的消亡，目前30岁以下上海年轻人几乎不会说上海话，说的都是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这点可能北方方言系的人由于和普通话天生相近，不会有太切身的感受）；一切异见都可以被牵强套上“港独”帽子；酷似解放军的“青少年军”由梁特首太太任总司令；网络23条未通过但一样可以坐洗头艇上大陆电视认罪……每一个短片背后，都有非常solid（坚实）的新闻与社会事件作脚注，有些更是在《十年》上映之后发生，无怪《十年》被视为先知。
除非彻底对香港近两年的经历一无所知或彻底冷感，谁会认为影片中讲述的黑白两道勾结操纵政治、言论自由及种种基本人权丧失、被中共文化全方位染红等等，都是空穴来风？而不是真实的焦虑呢？
如果认为大陆的情况更糟糕大家都活得好好的，而认为港人神经太脆弱，拍这种片子是心怀恶意煽动恐惧，这种言论就更不须理会了。因为自己在粪堆里生活，就不允许别人嫌弃吃屎了？
轻易对照扼杀反省和想像空间
但在经历了“在一个小小的战役中靠精神和骨气让恶魔不能得逞”的狂喜之后，有些事是需要反思的。
一、一定要在电影艺术美学的角度为《十年》defend，甚至将它的价值和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相提并论，而完全否认它的争议性，未免有点太贪心了。大方承认今年金像奖是香港政治社会现实的折射，有什么不好呢？这并不能动摇《十年》的实至名归。好的电影是有一定的标准，但任何颁奖礼背后都有它的政治，一个金像奖，何必看得那么重呢？《十年》获奖，海外电影人或许会觉得香港电影节就是香港自己小圈子的游戏，so what？哪个电影节不是小圈子的游戏呢？
二、影片胜在想像的《十年》太过solid，也输在太过solid。身在当下的港人已经感到影片中所反映的焦虑，将这些焦虑再放大实化，必然会引起更大的焦虑，乃至警醒。可是，未来可怕之处，不仅仅是当下在香港发生的，会进一步侵蚀香港，更在于有更多未知的会发生，这，是我更期望导演敢于大胆想像、 慎重思考的地方。
有感染力的电影，应当是导演的想像激荡起观众的想像，让观众在导演的诠释空间中自己去思考。而现在更像是一场考试之后，导演和观众在对答案，然后刚好一拍即合，每个答案都对上了，双方都有英雄所见略同惺惺相惜之感，但更大的反省和想像空间全被过于直白的暗示、急于说出口的答案和轻易能对照的现实，完全扼杀了。当然，大家还是会思考，思考的是，在看完电影之后，我们该如何行动去抗争，但这种思考不是电影的责任，而是宣传片的责任。说《十年》是某种政治宣传片，我觉得是对影片的侮辱，因为政治宣传片是给政权背书，《十年》更像的是抗战期间左翼剧团的抗日街头剧，取材现实、透过富有感染力和口号性的表演，令观者群起激昂，呼吁中国人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无法摆脱对中共政权的焦虑
三、《十年》除了《冬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共产党。十年后的香港会怎样？十年后共产党会有多恶，会把香港破坏到怎样的地步？这当然很重要，也是影片拍摄的初衷。但既然是拍十年后的香港，无论切入点如何，最重要的，是十年后的香港社会，更重要的是十年后的香港人这些背景。社会、思潮和人是一直在流动的，除了政治性的干预渗透之外，他们也会自然发生变化，比如《浮瓜》想像到了南亚裔香港人参与抗争并被视为常态的细节，也略略反映了少数族裔的情境。但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被细心对待，与其说是十年后的香港人，香港社会是怎样，由于导演们对人物粗枝大叶的处理，《十年》更像是十年后的中共穿越到了当下的香港社会。几个短片中的香港人，都处理得单薄、苍白，甚至符号化、工具化，只是为了来凸显说明中共之恶，导致香港如何之凋敝而摆设在那里。
比如在《方言》中，导演想像描绘广东话和普通话差异带来的误读，以此说明中共暴力抹杀本地文化对个人的影响，这唤起的是同样对中共政权有焦虑的人的共情，因为当下港人对中共政权的焦虑，已经到了无法纾解的地步，于是短片可以带来极大的共鸣。可是，假想有一天，如果中共再也无法干预香港了，或者港人在温水煮青蛙和抗争失败之下，已经甘愿做中共暴政下的顺民，那么《方言》也就失去了其魅力，因为对中共政权的焦虑这点无法唤起人们的共情（似乎这倒是可以拍个《十年》番外，十年后港人会以怎样的心情看《十年》）。
《十年》传播的地域性限制，正是在于，它只是对此时此刻当下的港人（再加个台湾人）有效。而以《方言》为例，其实除了的士司机工作上的绝境，还有父亲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在面对政权强力干预撕裂自然演变发展的本土文化时，带来的家庭亲情之间的撕裂。而如果导演能多点勾勒片中这个家庭的处境与家庭成员的互动，而不是纠结于文字游戏，恐怕不仅不会折煞影片的警示性，反而能唤起更普适的共鸣。因为对于亲情的渴望，是不论哪个处境底下的人之本能，而如果能触动到这些最根本的人的感情需求，带来的回响和共鸣可以更恒久，即使脱离了中共政权触发的焦虑这一背景，一样可以感染人心，引起反思。
活生生的人被忽视
如果说《十年》就只是拍给当下的港人看的警示片，又或者受限于时长，那《方言》的瑕疵倒也无伤大雅。但是在《自焚者》中，这却透露出更大的恶意。导演一方面以纪录片形式说明自焚是势在必行历史之必然；一方面凝造悬疑紧张的气氛让观众猜测自焚者是谁，这种揪心到自焚者走出来，一系列煽情的特写和自焚的画面，终于渲染到了高潮，以此达到感情上的宣泄。但是，影片除了交代了下这个自焚者是怎么和学生发生关系，为何自焚，竟然对如此重要的人物的心路历程毫无铺垫交代。
自焚，是一件多么神圣而沉痛的事情，需要怎样的深思熟虑和动力才可以实践，有着难以承受的分量！而在影片中，香港时途命运的重担都是学生在担，但在最后高潮，却把生命这难以承受之痛苦和重担，轻易地放置在一个影片前三分之二都没露过面的人物身上，好像她是为学生们的苦难和奉献所感动，于是甘愿接棒，为香港付上最沉重的代价！
这种所谓的“转折”，既是对自焚这一抗争行为毫无尊重的表现，也是对自焚者的不尊重，更有慷他人之慨之嫌。整部影片要写大时代大运动，而里面的人物，尤其是自焚者却都显得那么小。似乎为了理想为了香港，人根本微不足道，人只是个棋子，当理想需要你牺牲的时候，香港需要你去唤醒众人的时候，你就去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甘之若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斗争哲学！结尾越是煽情神圣，越显得可怕。
幸而有《本地蛋》，还能缓解一点看完《自焚者》之后的毛骨悚然，故事说不上很出彩，但每个人物有温度有性格，看他们在小小的世界中的点滴沉浮，都足以真实地牵动人心。
一切是为了什么？
《十年》最让我忧虑的，或许正是担心《自焚者》背后的抗争逻辑会在香港蔓延。大家都在谈抗争、谈觉醒、谈救香港，可是香港人成了一个标志和符号，真正活生生的人，已经不再重要了。《十年》得奖之后，满足于唤醒港人、警示未来的日子已经够了，我们必须想的是，未来的我们期望的是怎样的香港电影，未来的我们当如何抗争？究竟是一切为了抗争／本土／港独？还是一切为了人民？
衷心地，我希望在未来，不会再有，也不需要另一部《十年》出现。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候选人）
（编注：本文原刊于作者Facebook，经作者授权编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