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0日，20岁的黄之锋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近五年的学民思潮“永久停止运作”，包括他本人在内的10名核心成员将于4月中成立“参政团体”，大部分其他成员则将在半年后成立一个新的学生组织。
从组织成立第一天便开始运作的学民Facebook专页换上了写着“无憾告别、重新启航”的封面图片，发出感言、新闻稿及现场直播。这些内容，是给该专页33万粉丝的最后更新。
2011年5月29日，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黄之锋、林朗彦与钟晓晴三个人，为了反对港府打算设为必修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以下简称“国教科”）而走在一起，成立香港第一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并担任召集人。
那一年，他们三人分别是15岁、17岁和18岁。
学民思潮一度发展迅猛，成立两年后，已有约500名成员、50名核心成员，大多数是中学及大学低年级学生，筹款能力几乎是香港民主派政团之首。
与大部分政治团体不同的是，学民思潮并没有一个持续性的关注领域或者纲领，他们定位在“议题型”团体，只聚焦在单一议题，再加之学生身份的不稳定性，团体的人员流动较大。到了2014年，学民思潮的成员约有300名；2015年，则降至约120名成员，核心成员约30人。
宣布“停止运作”的记者会气氛平静而轻松，核心成员悉数到场，包括召集人黄之锋、19岁的发言人黄子悦、19岁的前发言人周庭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已经中学毕业，进入成年。
黄之锋说，停止运作的决定由成员大会集体表决决定，获得9成出席成员的赞同。他说：“成员将分别成立不同组织，于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香港的未来奋斗。……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旧能够街头上再见。”
如果说政治运动是学民思潮的成人礼，从学民思潮走出的新世代力量，可能给香港政治带来新的想象。那么，在学民思潮“解散”的此刻，不妨回顾一下，回归前后出生的这个世代，又是如何在十几岁的年纪，就选择了一场这样的成人礼。
学生公民，为反国教而创
“反国教之后，我们想过解散，毕竟最开始成立学民思潮就只是为了反国教”。学民创办人之一、1994年出生的林朗彦，在2013年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的专访时说道。
2007年6月30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时曾称，“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这句话被写入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2007-08年的施政报告中，该报告专辟一个小标论述“国民教育”。至2011年5月5日，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谘询稿”，建议将此科列为必修。
国教独立成科的必要性在香港社会引起争议，相关教材与参考书亦被质疑避谈六四事件、只讲正面国情、过于褒奖执政党。另外，当局举办公众谘询的对象仅限于教师及家长，学生则被排除在外。
这一切促成了一班想要表达意见、反对国教科独立的的学生走在一起，在2011年5月29日创立“学民思潮”。这个团体名字的灵感源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思潮”二字，并传达“学生公民”理念。
最初的召集人是3个：同为汇基书院（东九龙）学生的林朗彦与黄之锋，两人于该校学生会相识，以及2010年成立“九十后动员”的钟晓晴。同年，林朗彦退居幕后，负责文宣设计与行动策划。
“反国教”的各种行动逐渐开展，酝酿一年多，社会注意到了这个以中学生主打、行动手法新颖的政治团体。他们并在2012年7月，以学生团体身份，第一次联合了家长与教师团体，组成“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将“反国教”的行动推至更大影响力。
2012年8月29日，学民突然宣布将于次日下午4时开始升级行动：“埋单计数，撤回课程，占领政总”。8月30日下午4时，学民正式开始占领政府东翼前地──并命名这块地方为“公民广场”，扎营通宵留守。三位年轻成员凯撒、黄莉莉及林朗彦更宣布绝食3日。
这一场占领一直持续到9月9日，共计11天。其中，学生、家长与教师的大联盟有多人宣布加入接力绝食，包括教协副会长黄克廉、教协理事兼退休教师韩连山与时任学联秘书长李成康等。在这一场占领期间，每晚的集会都有数千人前来，在7日晚上更达12万人，是1997回归至当时，除七一大游行、六四烛光晚会外最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至9月8日，政府宣布让步，承诺5年内不会推动国教科。9日，黄之锋宣布占领结束。
首战告捷，下一城：公民提名
为了反国教而创的学民思潮，首战告捷，几乎可以说是香港社运史中的一个奇迹。
回归后的香港，社会或政治运动，要论最终达到诉求目标，仅有2003年“反廿三条立法”大游行和2012年“反国教”行动两例。这两例令当时的公民社会信心大涨，民间参与行动的热情达致高峰，某种程度上给2014年最大规模的雨伞运动埋下行动方法和心理准备上的伏笔，也足以令“学民思潮”成为香港社运历程中无法磨灭的一页。
学民思潮最终没有因为反国教议题结束而解散，而选择了自己主攻的下一个议题：“政改”。
北京曾定下时间表，承诺在2017年通过一套政改方案，令香港实现特首普选。这套政改方案究竟是否符合民主原则，成了民众关注的关键。在整个政治体制设计偏向建制派的情况下，公民社会提出各种行动，希望逼迫政府将政改方案的设计透明化、民主化。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2013年3月，戴耀廷、陈健民与朱耀明发起的包含了商讨、公投与占领的“占领中环”运动。学民思潮以率先主推“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参与其中。
在2014年的电子公投中，学民思潮与学联的“公民提名”方案获得了30万票支持，站总票数接近40%。而这一口号也逐渐深入人心，并隐隐成为之后占领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进击的双学，被拆的大台
“公民提名”等所有电子公投中抛出的民间方案，都被挡在了北京人大于8月31日宣布的政改决议方案之外。在这个决议所设定的框架中，特首候选人必须在由亲北京人士占主导的选举委员会中获得过半票数才有资格参选──这也意味着，民主派参选希望渺茫。
这一方案引发了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占领中环由一个构想，眼看就要演变成实际行动。而学民思潮与学联率先开场，在2014年9月22至-26日期间，发动了学界罢课，最后一天（26日）的罢课集会移师政府总部附近，当晚10点26分，正在集会上发言的黄之锋突然号召“重夺公民广场”，学生们越过保安、翻过围栏，逾百人闯入公民广场，提前点燃了占领运动的火焰。
在几天后，警方催泪弹清场的硝烟刺激中，小范围的“占领中环”迅速演变至蔓延整个金钟、旺角、铜锣湾的“雨伞运动”，并持续整整79天。
因闯入公民广场催化出雨伞运动的黄之锋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被视为香港年轻一代抗争者的代表面孔。在雨伞运动中，他尝试了学民思潮曾在“反国教”中用过的所有办法，包括召唤“公民广场”的意念，占领，绝食，但都无收效。不只是他，所有参与者在雨伞运动中的所有行动，都没有得到来自政府一丝一毫让步。
这也令运动在后半期，其非暴力原则不断被挑战，学民思潮和学联也逐渐由最初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变成后来不断被更激进的新生力量挑战，运动领袖的权威被质疑，更埋下雨伞运动之后，反对派内部大分裂的引线。
学民一分为二
在今天的社会运动中，学民思潮还有当年的影响力吗？在本土派与旧民主派迅速分裂的时候，谁也不敢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建制的时候，学民思潮的活动空间是大大缩小了。在宣布停止运作的记者会上，黄之锋透露，在雨伞运动前，他至少能进入30间学校分享，但雨伞运动后，只剩下一两间。
以中学生为基础的学民思潮，逐渐被中学校园拒之门外，自身成员也渐从中学毕业；曾主打单一议题的组织，面对近年政治与社会复杂的危机，想要参与，却也定位尴尬。
今年2月，学民思潮已经透露筹组政党的想法，但学民曾规定成员不能拥有政党背景，在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黎汶洛为公民党候选人杨岳桥助选，也正式退出学民思潮。
所以此次黄之锋、周庭等学民成员，如果希望筹组政党，则必须另起炉灶。而其他大部分成员或可以成立新的学生组织，主要关注校园议题与公民教育，在抛下学民思潮已经高度政治化的包袱之后，可以重新进入校园。
学民思潮历年募款得来、正持有的145万港币资金，将有75万注入“学民思潮法律援助基金”，支援因参与示威而受到诉讼的学民成员，而包括黄之锋在内的6人将负责基金的审批。另外70万，则拨给将要成立的新学生组织，作为启动金。待145万全部划出，停止运作的学民才会正式解散。
问到黄之锋，他在即将成立的政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又参与学民基金审批，是否违背学民宗旨。黄之锋回答：“基金本打算找专业人士打理，但未有时间处理。资金划拨后学民已解散，所以并非以学民身分审批，不会有利益冲突”。
参加记者会的30位学民成员，都已经是长大成年的模样。他们围拢成一圈，手叠手为彼此加油，并在闪光灯镜头的团团包围中，一齐唱歌、自拍留念。黄之锋当场洒泪，他在记者会中说：“没有那么多同学支持，就不会有学民思潮；没有学民思潮，就不会有今日的黄之锋。”
“今日告别，街头再见”，在这句宣言之中，“未够秤”的学民思潮走入历史。再也没有青春的光环，成人礼之后的他们，又会怎样进入香港真正的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