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判机器”的集体悲愤
马彩云在遇害前，推送了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那是一篇文章叫《沮丧的法官》，描写了中国法官的生存现状：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如果没有欲望和需求，好像法官属于禁欲系的圣徒，是钢铁炼成的，简单一句话：不是人。”马彩云评价道。
一两个小时后，她被两名持枪歹徒入室枪杀。
2016年2月26日晚，北京市昌平法院女法官马彩云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法院系统，第二天，就连远在南方省份的基层法官们也听到了风声：“据说是夜间法庭下班后被尾随的”，“北京公安设卡了一晚上，法院还在开会定对外口径”，“凶手是两个离婚当事人”。
这则消息在法律圈里炸开，直至27日下午，一个备注为“一群苦逼社会记者最后的伊甸园”的微信自媒体向公众披露。但没过多久，这条新闻便被全网删除，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彼时，正在赶往现场的媒体记者们被法院的宣传部门挡回了办公室，准备发稿的也被责令撤稿，有媒体则把稿件存放于后台，等待宣传口径。四天后，就是中国的“两会”开幕的日子。比起一个基层法官被杀害，宣传部门显然更在意的是舆论的风向和尺度。
所有这些的刻意掩盖有其独具中国特色的内在原因。一直以来，从政治体系上中国的法院工作被规定要“全面接受党的领导”，按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话说是“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而法院的任务是“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高素质法院队伍”。
在日常管理和操作上，法院被认为是僵化行政体制的一部分，作为执行司法权的法官们，在公众前通常是噤声的一群人：他们只在私人的社交圈内才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更多时候，他们安静地扮演着行政化思维所要求的“一台审判机器”的角色，在中国重大法律事件发生之时，许多法官选择不去表态、或者被要求不能表态。
直到此刻，枪口对准了他们。
无论禁令到底来自党宣还是行政哪个部门，法院系统的基层法官们都无从知道。也许此时他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转发这则法官被杀害的新闻，几乎所有法律自媒体都跟进了这一事件，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法官的生存状况，也呼吁建立法官保护机制。
“而作为法官，击碎我们职业信念的也不会是那管枪口，执权者的删帖才让人心寒齿冷。”在一篇《我们的悲愤源于“隐忍”》的评论文章里，一位匿名法官写道。
2.法官现状：忙碌、工作没尊严、经济没保障
在前法官杨青（化名）看来，法官是法律圈里面最抱团的。匿名的社交媒体上，但凡有人指责法官不好或者贪赃枉法，几乎所有法官都会跳出来反驳，“因为法官们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
杨青曾审理过一起房产分割案，几个兄弟姐妹为争一处将被拆迁的房产告到了法院，他依法判决了这起案子，但当事人之一却觉得不公正，认为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这名当事人开始每天半夜两三点钟打电话骚扰杨青，谩骂加侮辱，杨青在电话中回应：“你要是觉得判决有问题，可以上诉也可以去投诉我。”
但当事人并没有这么做，连着一周每天后半夜打电话骚扰，惹得杨青刚出世的孩子惊醒大哭，杨青把当事人的手机号码屏蔽，他换了一个号码接着打，杨青晚上关了手机，早上打开就会收到无数谩骂短信。
这是压垮杨青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工作做到这程度没意思了，工作没尊严、经济没保障、上升没空间，外面的诱惑又很大”。他辞职了。
2009年，名校硕士毕业的杨青进入北京的基层法院，实习工资每月1800元，转正之后工资为每月3000多元，而法院的公租房房租是2000－3000元。2010年实行阳光工资，公务员们的补助以及过节费均被取消，法院干部处出来稳定军心：“上面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工资规范，大家工资才会上涨。”直到离职，杨青都没有等到工资上涨。
这是北京法官们的普遍收支现状。
“我是赚白菜的钱，操白粉的心。”现任法官张婷（化名）自嘲，她用一个字归纳自己的生活状况——“忙”。
中国的基层法院按照案件性质划分为刑事、民事、商事、行政等法庭，为提高审判效率，许多基层法院在这几大庭的基础上，依据案由区分得更为细致。诉讼立案后，立案庭将所有案件按类别分发到不同庭室，在每个庭室内部，各法官手上的案子为随机均发。只有遇到重大敏感案子，会选择“审判风格稳健”的法官担当。
张婷每年分得的案子有三四百件，她每天开两个庭，写出至少一个判决书，但法院人手却紧缺到已经无法给每个法官配备一名书记员。“书记员就一两千月薪，在北京太难找了。”张婷说，在她所在的基层法院，法官们采用的办法是两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每到庭审之时，同一小组的法官抽出自己的时间给开庭的法官做书记员记录庭审，“有些案子法官审完了，书记员才过来走个过场。”这是无奈之举，程序上并不合法。
尽管现实中法官们手头的案件多到审理不完，但这并不为公众所知。法院内部会人为控制例如“年底不立案”，或者拖延立案，甚至不肯立案。在2015年之前，普通公众去法院立案，大量且繁琐的材料要求就足以击退立案人。
离职法官徐敏（化名）在做法官期间，曾因为一起交通肇事案去基层法院立案。“我是个法官，我确定自己认真准备也准备齐全所有材料。”她说，但负责立案的书记员却百般刁难，不肯立案。最后，徐敏只能掏出工作证，好言好语告诉对方：“我们是一个系统的，照顾下吧。”这才立上案。
2015年，为解决公众反应强烈的“立案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施行了“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应”，违者将追究责任。在马彩云遭遇枪击的当天，北京的几家日报正在报道马彩云所在的昌平法院研发的一项便民措施——“夜间法庭”，上班族打官司下班也能开庭。法官们案头上的待处理案子直接井喷，除了“夜间法庭”，基层法院还开发出“周末法庭”、“假日法庭”。
案子审理不完，当事人就会找上门来，用尽各种办法，打电话追问、到法院围堵法官、在院长开放日投诉，当事人关心的无非两条：一是质量二是速度。而此时忙成热锅蚂蚁的法官们还需要分配出大量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上班时间开集体政治学习会议，下班时间排练红色歌曲，连周末都需要加班写思想总结。
3.晋升之路：政治为主，法律为辅
系统内部，法官们改善现实的路径只有一条：晋升。
中国的每个法院，都设有一个审判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管理着31项指标，这是法官们晋升的考核标准。
“但几乎没人当回事，就比如其中一项指标是中级法院发回改判率，但你能说基层法院被发回改判多就是不尽职吗？”杨青抱怨。
而类似的标准还有——审服判息诉率、调解率等等，“一个案子的当事人上诉，难道就说明这个法官的审判质量很差吗？”也有法官质疑。近几年，中国法院提倡“案结事了”，在法官们看来，“案结”是法院能够做到的，“事了”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就算当事人上诉也是法定权利。
但行政领导们偏偏给法官出了这道难题，同时给出理由：有些案子判决下来，社会矛盾反而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他们要求法院要更多的去调解而不是判决。
在杨青的基层法院里，有老法官不想花精力写判决书，每起案子审理完，便把当事人扣在法院办公室要求调解，直到晚上6点多下班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如还不能达成调解，老法官就会给当事人施加压力：“今天不行明天你们还得继续再来，天天来”。许多年轻法官也慢慢掌握了这种颇有中国特色的“话术”来达成调解。
“在司法改革之前，好多人好好办案子是为了不办案，将来可以调去综合部门工作，综合部门接触领导时间多，升迁得更快。”杨青说，在法院，审判岗位虽然是核心，但却不如行政岗位的升迁来得快。
审判岗位的升迁，除了考核指标外，更多的是论资排辈，以及与主管领导的关系亲疏。但随着法院的扩招而金字塔尖的职位有限，并不是每个法官都升迁有望，在北京的一些基层法院，只能通过增设几名副庭长来解决此问题。
工作法院外，法官们晋升和遴选的渠道狭窄得也近乎于无。2013年，北京第三中级法院设立时，许多基层法院的法官们想报考三中院，纷纷被挡了回去，由于报考人数实在太多，最终基层法院的领导们规定，一个庭最多只能有两名法官去报考。
张婷最近正在为司法改革的员额制头疼。按照员额制的规定，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现在身为助理审判员的张婷，在这场缩减法官队伍的改革后，将被降级为法官助理，也就是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彻底被排除出法官职务序列。
在中国法院有两套晋升系统，一套称为“法官职务序列”，分为四级十二等，从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到审判委员会、副院长、院长，每个职务区分成不同等级。这套晋升系统表面上关乎一个法官的职业发展前途。
实际上真正有效的是另一套晋升体系——“行政职级”，这才是真正与法官们的“钱途”挂钩，这套体系和行政机构的公务员相同，区分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等。
在清华大学2014－2015学年“中国司法制度”的最后一课上，任课教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评价了这个复杂的体系，他说：“在中国，法院虽然是‘刀把子’的组成部分，却是威慑力最小的‘刀把’。真正涉及司法切身利益的事务，职级职数归中组部管，编制机构归中编办管，工资福利归人社部管，基础建设归发改委管，最高法院除了多评几位‘最美基层法官’，作为实在有限。”
在何帆看来，“司法改革的推动，不能靠法院喊破嗓子自娱自乐，得依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
4.法官出离
与学术界的改革派不同，许多基层法官们对法院系统的现实困境已不抱有转变的期待。近几年，法官离职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在北京的法院，入职时需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协议，只有在协议期满，法官才可以提出辞职，近两三年，每到7月，就有协议到期法官批量辞职。但由于法院的案件数量太多，领导们往往不肯批准辞职，拖到至少年底才审批通过。
据马彩云的同事向端传媒表示，她也曾多次犹豫要不要辞职。在同事眼中，马彩云性格强硬。“在重压之下，中国民事法官习惯装孙子，低调处事，她似乎风格更强一些。”有法官说。同行们分析，也许是马彩云的性格强硬，给她招来杀身之祸。这一说法让法官同行们在职业中更加感到惶恐害怕。
多起法官遇袭事件以来，在法官圈里，更是流传着这类故事：基层法院的中年女法官在案子判决前接到当事人电话，当事人说，我知道你女儿在某某小学，几年几班，她今天穿的衣服颜色。说完并不提任何要求，让女法官自己看着办。
杨青的法院同事曾经审理了一起知名案子，他的判决书被贴到社交网络，网友们纷纷评论：“这个法官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杨青仔细读过那个案子，以他专业的法律角度看来，判决书写得有理有据堪称样本。
由于中国普法教育匮乏、民众对行政体制的抵触情绪弥深，大案要案时，网络大军更倾向跟随舆论的风向站在法官的对立面讨伐，而非真正依据法律判断。舆论的干预、当事人的威胁，而法院系统并没有太多的措施真正保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人身安全。离职法官李哲（化名）说：“法官也是人，也是自私自利的，像我，有孩子有家庭，不可能为一个案子断送自己。”
李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所谓的理想便是“挥法律只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这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入校誓词。
但现实是，不仅法院外部总有杂音干扰他的法律判断，在法院内部，领导对案件的指示、同事朋友间的请托，也让他左右为难，李哲最终辞职了。
与工作量不匹配的收入，职业不受理解和尊重。这些都可能成为中国法官们离职的原因。有五年经验的离职法官寻找一份法务或者律师工作并不难，薪酬也会是法官工资的三到四倍。离职法官所要面对的转变是从行政化管理的一员脱胎换骨为市场化人员。
现在，杨青已经适应了这个“能做自己”的新身份。他在一家科技巨头工作。他不再担心自己被恐吓被骚扰，他出入在中关村的摩天写字楼，收入翻数倍，岁月静好。只是偶尔，一起恶性事件会把他拽回昔日沉重的世界，心底丧钟轰鸣。比如马彩云的死。
2月27日，针对马彩云死后法官圈的愁云遍布，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撰文道：“别再高呼今夜我们都是法官了，职业保障不落实，人人都是司法民工。”
“必须建立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必须建立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必须建立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他一连写了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