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盆地，冬雨不绝，驱之不散的湿气让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种病恹恹的气息中。人说元宵之前都算春节期间，而过了元宵，春天便指日可待。虽然日历是这样一页一页翻着的，节气是这样被祖先订定下来并且理应年复一年准时降临的，萧瑟的路树与灰濛濛的街景却都暗示着你，距离春天，还久得很。
这种集体冬眠的懒洋洋气氛，似乎也连带影响到古亭市场里摊贩们做生意的兴致，才刚过正午，只剩几家药房、成衣店和糕饼铺还开着门，有名的几个小吃摊几乎都停止营业了，难道我又来错时间了吗？
我在空荡的市场回廊内找着重返大马路的出口，等下要去的混公社就开在不远的转角处。绵绵细雨滴落在铁皮顶棚上，我脚下一不小心踩过了几张滞销的春联，啊，滞销的春联，这红通通的东西在春节过后是多么尴尬的存在。
倒是那家“没有新歌的唱片行”不受这股懒散病所传染，在市场北侧的出口旁低调营业着。它奉行愿者上钩的Business Model，门上张贴着刚在台北热唱完的西洋流行天后Madonna海报，店里布置着陈淑桦、张清芳等上世纪当红歌星的照片，角落堆放着王杰、小虎队、红孩儿等上世纪青春偶像的卡带。我发现，我对唱片行里那一个个过气名字的熟稔程度，远胜于今年KKBOX的十大风云歌手。曾几何时，我已经成为这种怀旧风物店锁定的目标客群了。
除了这家密封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唱片行对懒散病毒免疫，正在城市各处努力打拚的，还有那些栖身在每一个街角的咖啡馆埋头苦干的游牧工作者们。
古时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代的游牧工作者则逐咖啡馆而居，他们是新型态的城市游侠，无所不在的身影你想必见过，有时一天之内还会重复见到好几次。他们总是邻窗而坐，让电脑上盖那颗苹果朝外，发出幽幽白光；他们神情专注，眼神锐利紧紧盯着荧幕，有时嘴角忽然抽动笑了一下（大概分心点开一段爆笑影片了吧），有时紧锁眉心，好像正在思考如何解开世界上最困难的方程式。
但大多时候，他们只是一动也不动黏在那张不特别好坐的椅子上，定格在那台不特别能带来灵感的电脑之前，偶尔伸个懒腰或喝一口早已冷掉的黑咖啡，思绪便又迅速跌落到视窗的边界。
以上，是我们太过熟悉的当代咖啡馆通景，我们甚至就是那通景里的固定出场角色是吧？无论是学生、上班族或自由业，谁没有拎着电脑到咖啡馆工作的经验呢？尤其在越是现代化的大城，咖啡馆的社会功能越是从19世纪巴黎左岸那种布尔乔亚知识分子正襟危坐的清谈沙龙，转换成一个让市民可以舒适工作的地方。
而现代人工作需要什么？一台电脑、一对桌椅、稳定的网路讯号、电源插座，差不多就这样了。这里的客人对咖啡的品质因此不会太过讲究，只要喝起来别距离印象中的味道差太远就好。他比较在意的，反而会是网路的速度、插座是否需要额外收费等实用的细节；他可以一连坐上八九个小时，和隔壁桌的客人没有任何交谈与互动。他就像Edward Hopper画布里孤寂的都市人，不带表情地替自己打着那场胜算不高的仗。
一次大战前源起于欧陆那种高谈阔论的人文派咖啡馆，在新的生产工具及工作模式双双诞生下，今日普遍演变成“一个让陌生人共同工作的地方”。咖啡馆的社会意义，百年来确实改变了甚多。
我的目的地混公社，便是一处试图结合共同工作空间与咖啡馆的新兴场域，说新其实也没那么新，它在2012年开业，是台湾第一间由民间创立的共同工作空间。如今，光是台北就有两三百个共同工作空间，其中不少是商业导向的商务中心或单调制式的Shared Office，能像混公社在共同工作空间与咖啡馆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以营利为主并能自给自足的案例，仍不算多。
这里，我们简单谈一下共同工作空间，原文是Co-Working Space，起源可追溯到70年代风行于欧洲的占屋运动（Squatting），当时经济条件匮乏的青年占领城市边缘的废置空屋，当成自己向外发声、释放创造力的基地。发展至今，共同工作空间的爱好者不再局限于早期的拖车屋聚落、左派团体甚至灵修组织等略带嬉皮气味的社群，它也招揽来了SOHO族、旅行出差者、小型工作团队与单打独斗的创意人士。
人类历史的演进，由群体社会走向个人，某部分具有社群意识的个人，则渴望再度回到群体。共同工作空间内塑的群聚效应，建立了一个跨域合作的平台，不同领域的工作者能彼此认识，产生沟通与交流。无价的人际网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机会与可能性，对刚起步的创业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伦敦、柏林、阿姆斯特丹等欧陆大城都盛行这种工作模式，东京则为亚洲的翘楚，至于台北，则发展得比较晚。
“原因何在呢？”
“因为我们的独立工作者在整体劳动人口中占的比例还太低，只有8%左右，而且台湾的创业者习惯在家工作，把自己的房间当成工作室。”
答话的是混公社的创办人游适任，当我撑着伞进到店里时他人已经等在里面了。我们在一张小桌旁坐下，我翻翻菜单，午后供应着咖啡、茶、啤酒和小食，我给自己点了一杯香草拿铁。
和多数的咖啡馆老板不同，他嗜喝咖啡，却从没孵过有一天要来开间咖啡馆的梦。对他来说，混公社的诞生犹如一场美丽的意外，几年前他参访东京时接触到共同工作空间的概念，返台后决心推广，开始物色适合的地点。某一天他骑着单车在古亭市场附近发现一间停业的药局，门上贴着小小的招租看板，房东就住楼上。当时正是师大夜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这地点紧邻师大校本部，是典型的公教住宅区，安宁的街区住着许多退休老师和教授，开店的时机异常敏感。
“你是打算开什么店？”上了年纪的房东眯着眼睛问他。
“工作室，也兼营咖啡馆。”
拍板，定案！刚开业时，游适任找来二十多个同辈朋友，他们多数仍然在学，对大学毕业后的生涯规划各有各的不确定，借由这方空间刚好把众人的力量集结起来，动手砌砖墙、设计装潢、张罗办公用品以及会议设备，并在地下室设置储物柜，先将一个共同工作空间的基础设施打点好。当然，也得有人去钻研咖啡，毕竟这里诉求的是“公社 x 人文 x 咖啡因”这三位一体的目标。
初期店里全是义工，渐上轨道才开始聘请工读生。渐上轨道却花了不少时间，因为共同工作空间在台湾算是相对新颖的概念，感兴趣者多，观望者也多，常在门外探来探去却不敢进来，或是进来了，不好意思和其他工作者互动。为了消弭这种距离感，混公社想出一套交流机制，发给每个来客一张“伴工卡”，请他自行填上：
姓名（Name）
今日正在（…ing）
职业（Occupation）
找寻（Seeking）
完成后以图钉钉在布告栏，让大家透过比较间接的方式互相认识，并且接到案子。我起身走到门口旁，浏览一张一张的卡片，有人在找寻“台大音乐节规划人员”，也有人在找寻“正试着改变世界的人”；有人今日正在“肚子痛”，也有人今日正在“微悲伤的看书”，还有一张是用日文写下的。
某个可能自以为在Cosplay耶稣的人也悄悄留下了一张伴工卡，祂今日正在“晒灵魂”，找寻的是“我自己”。
仔细观察混公社的内部空间，Squatting的精神其实潜藏在各处：涂鸦、彩虹旗、反核标语、“今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的贴纸与贱民解放区等独立出版的刊物；书架上有原文版的《资本论》、莎冈的《日安忧郁》、约翰伯格的《留住一切亲爱的》以及王文兴、杨德昌和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
厕所文学也颇可观，原来是店员在到职日或离职日当天所写下的，譬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或是“我们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如此这般的文艺金句，也不乏“每天都要记得吃早餐哦”这样富含生活感的语句。
游适任坐在我的对面，耐心解释着关于混公社的种种，对于我这种习惯窝在自己的公寓写作的人，共同工作空间的魅力不只需要亲身体会，确实也要一点口头上的导览。他将这个地方称为他人生的副业，所谓的Side Project，一路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成熟练达的口吻，很难相信他目前还不到26岁。
“音乐随便播，整日的冷门音乐是常有的事”菜单上标注了这一段话，似乎是给来客预做心理建设。我于是特别留意店内播放的音乐，陆陆续续听见了Atlas Sound、Animal Collective、Mojave 3、Memory Tapes等较小众的乐团。一问之下，他高中参加过音乐创作社，弹的是贝斯，第一首学会的歌是Coldplay的〈Yellow〉，热爱英式摇滚也喜欢甜梅号，对音乐颇有涉猎。
这些涉猎反应在空间内林林总总的细节上，譬如手绘的Radiohead壁报，Pink Floyd《月之暗面》的海报，从邻近的小白兔唱片行买来的Ólafur Arnalds黑胶，以Tom Waits为封面人物的杂志，与一块草东街的街牌。
草东街的街牌？一开始我不太清楚那块街牌的意涵，听他说明，才知道是这阵子火热的本地新团草东没有派对准备在新专辑首发会上使用的道具，团员和店员相熟，便借放于此。
环顾我的四周，有青春无敌的店员、金发碧眼的Freelancer、固定使用某块区域的专业进驻团队；据说，罗斯福路对面的Eight Elephants & Dreaming Dragon青年旅舍的背包客也常来光顾。而工作需要伙伴，恋情自然会在店内滋生，起先双方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后来便结伴而来；或者，这回和这个人来，下回又和另一个人。
“开放空间的好处，是让你看到不同的人，而且永远猜不透他们在干嘛。”游适任如此回顾着开店以来的心得，“也许是工程师在写App，也许是编辑在撰稿，也许只是进来打卡、搜集咖啡馆的情侣。”
安然度过师大商圈喧喧扰扰的时期，混公社已经融入了街坊邻居的日常生活中，每晚垃圾车停靠的地点就在巷口，它成了当地住户的必经之处；此外，这条巷子亮度原本不足，开业后落地窗内多点了几盏灯，让左邻右舍晚上回家时能感受到光。他们或许也同时感受到了，那股年轻理想的热度。
临走前我填好自己的伴工卡，钉上布告栏，回到二月的阴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