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想不起自己怎么留意到这条网帖的，或许是除夕夜塞满意识形态的猴年春节晚看得人意兴阑珊，我拿起手机刷微博、刷微信朋友圈。 哗啦啦的，朋友圈里全是它——一个上海姑娘，88年出生，在外企做HR，家境小康。她谈了一个男朋友，外地人，工作能力强、长得不错、但没有家底，估计两年内没法买房。姑娘的爸妈担心女儿吃苦，极力反对她和一个贫穷的外地人在一起。姑娘有些犹豫。但在男友再三要求下，今年她还是跟着男方回到他出生的江西老家过年。“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姑娘被江西农村的贫瘠吓坏了，尤其是那桌看上去残羹冷炙的年夜饭。网帖里，她当场“撕脸”，向男方提出离开，搭车赶回上海，落荒而逃。
我好歹也在大陆媒体圈浮沉八载，完全想不通为什么这事会火成这样。平时，在各大社区论坛、言情杂志以及地方电视台都市情感情景剧里，类似的婆媳纠纷、原配打“小三”等等讨论多如洪水猛兽，避之不及。
但这些天，我居然情不自禁地，每天一睁眼就去关注这则网帖的最新进展，勤过追美剧。
我内观，认为自己猎奇多日的根本原因出在网帖的那张配图上。
昏惑灯光下，油腻腻的桌上，不锈钢器皿盛满鸡鸭鱼和汤汤水水的混合物，外加坟头祭祀式长驱直入米饭的筷子——如此画面，我实在太太太熟悉了。
2.
我生在四川省（四川和江西皆荣膺中国贫穷省之列）一个三线城市的凤凰之家：我爸凤凰男，我妈凤凰女。所谓“凤凰”，这在大陆并非褒义词，它语出自“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泛指出身农村、几经努力考上大学得以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华丽丽转身的人们。
从记事起，每年春节我们家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是——下乡过年。
我有十万种理由来解释童年的自己为什么会一听到要下乡，就哭闹得像一只待宰的猪：
一，路太难走。老家前些年不通公路，只有一条田间土路蜿蜒着绕啊绕到家门口，又总下雨，泥路湿滑得像沼泽。必须步行进村。爸爸倒是脚底生风，我像个倒霉蛋跟在后面，两脚和满淤泥，泥巴直溅到腰上，好几次一脚踩滑，滚到田里。
二，饮食安全。其实我对上述画面的饭菜没有太大意见——四川人好歹已经处在中国人的食物链顶端了，2009年我去河北蔚县采访，那里的农民连新鲜蔬菜都难得见到，一年四季重复吃着酸菜加莜麦面。不过，每次坐在老家的饭桌前，看着那里往桌上端菜的乡亲们，我总思忖：能不能不要总是抠着碗边，百分之百把手指伸进菜里汤里啊？我盯着他们黑色的指甲缝，想象着污垢会溶解在食物里，头皮发麻。下乡的头一餐非常隆重，然后晚饭吃中午的剩菜，第二天吃第一天的剩菜，地老天荒，吃完为止。
三，乡下的卧室门不落锁，每个早晨男女老少都会跑过来围观睡懒觉的我，反复念叨我太懒以后怎么嫁人（然而我那时还在读小学），再亲昵地伸手在我脸上捏一把。
四，厕所！厕所！听说过什么叫旱厕吗？就是没有任何冲水设备、直接在蹲坑下设一个粪坑，贮藏粪尿以灌溉田地。脚踩在木板搭出的蹲坑两岸，那简直是一场嗅觉的飨宴。另有若干爬虫类生物供观赏。后来奶奶家的旱厕升级了，我也不知道谁出的设计方案——厕所与猪圈合并。蹲坑在前，家猪在后，如厕时，拱了野草的猪鼻子离你不到一公分，还哼唧哼唧的。
……
从城市回到农村，当时的我就像故事里那个落跑的上海姑娘，被这样巨大的差异吓坏了。
而我的父辈，父辈的父辈，多少亿人从这般的物质匮乏中一路过来？
中国社会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到1949年，总人口5.4亿人，其中4.8亿农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正是靠动员农民、武装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但共和国建国农奴“翻身”至今，农村是中国最为凋敝的地方。
改革开放那些年，我爸还在说：十亿中国人，八亿农民。再后来，由于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大规模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到2011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率（用以度量城市化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三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约20%飙升至超过50%。当代中国，过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易从这段贫困记忆中解脱出来。
3.
逢年过节，基本上数亿人，会卷入这一场叫做“乡愁”的集体记忆。
这顿年夜饭是一个触媒。
这篇题为《有点想分手了……》（原址已被删除）的网帖自2月6日19时28分在网络社区“篱笆网”上出现后，火速扩散到微博、微信。这个包含了江西与上海、“凤凰男”与“孔雀女”等贫富两级分化元素的话题吸睛无数，一时，网络大V、纸媒、路人甲乙丙丁全面参与，众说纷纭。
先有专栏作家和菜头发表一篇被阅读百万次以上的网文：《姑娘，你的问题是没教养》，再有“农民的儿子”兼自媒体人魏春亮又写一篇《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更在2月11日在微博上一声感慨：“最心疼他的父母，那一份深深的自责与悲凉，老天欠他们一个好儿媳！”
激扬文字间，隐约的乡愁漫上来，为以往的不幸和痛苦抹上了一缕怀旧的光辉。我的父母也是同样。在离开母亲子宫到考上大学离开家乡的十八年时间，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可以用三个字囊括：想当年。
我挑食，每逢我在饭桌上挑肥拣瘦的时候，我妈就念起“三年大饥荒” （1959-1961年），说她七八岁时遭遇大饥荒，吃完红薯吃完树叶，最后大家饿得没办法了，去掏红色的观音土吃，这样撑在肚子里总是饱饱的。
记得我妈说：我们家里的谁谁就是吃土吃死的，死前肚子胀得皮球那么大！她瞪大了眼睛，眼球鼓了出来。这样我更吃不下饭了。
而当我期末成绩没考好，我爸会搬出他“读书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抗争史。
说他的童年是每天放学就去劈柴，再扛着一背篼上百斤的柴禾翻山越岭回家，导致个子不到一米七还终生静脉曲张；他爱看书，点着煤油灯一看看到半夜，结果被我不识字的奶奶发现，骂他败家，狠狠挨了一顿揍；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他干完活，偷偷找棵树靠着看书，被人举报，被大队书记抓到生产队去批斗。
我爸“顶风作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在1979年考上大学，彻底挣脱农村，进而“农转非”（即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1977年，“农转非”作为一项具体政策，第一次由国务院提出），从此实现了我们这脉周氏家族自“湖广填四川”以来的第一次飞跃：过去，农民连进城都很困难，更不用奢望转为城市居民了。
在我妈饿得吃土那会儿，中国流行一个词叫“盲流”，就是未经允许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的缩写。粮食都供给了城里人，在食物链的最底层，绝望边缘的农民大规模逃荒，地方政府将他们堵截、收容，许多人饿死在收容站。
然后“想当年”结束，爸妈的谈话重点必然落到——“幺儿，你要珍惜粮食，好好读书啊”。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一听就是十几年，我的耳朵早有了免疫力。除了给我留下“乡村即魔窟”的印象外，乡村远得像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爸妈继续怀揣乡愁，乐此不疲地下乡，而作为一名城里长大的孩子，我继续埋头读我的《白雪公主》、挑我的食。
4.
如果按一条正常人的轨迹长大，比如我像上海姑娘做了一名大城市的HR(人力资源经理)，大概会在商品房、自来水、智能家电、画展、小资咖啡馆所提供的城市文明中，永远地隔绝乡村。但后来我不小心当了记者。在中国跑新闻，基本上一半的时间是在下乡，我遇见各式各样的人：拆迁自焚的农民，穷到卖血为生感染艾滋病的农民，靠“叫魂”和吃黄鼠狼肉治疗白血病的农民……在福建莆田乡村，我看过一条标语：严禁溺死女婴。
刘春在微博上感慨“老天欠他们一个好儿媳”的第二天，讨论越来越远离事件本身了，似乎是中国人集体无意识里怨气的一次集中爆发，又一篇百万量级雄文崛起——《老天爷欠江西农村一个好儿媳？你家媳妇20年前就埋土里了》），该文通过2000年江西省畸高的女婴死亡率的数据分析，将一部分眼球转移到江西农村人重男轻女溺杀女婴的因果报应。
尽管事后若干人证明该文论证并不严密，它却有效激发了不少亲历者挺身而出。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一位称1987年生于江西农村的网友“猫空空”自我介绍道：“很幸运，我是长女，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喷……因为我在土里。”她写下与一位邻居阿姨的对话，这位育有三女一男的阿姨说：“二女儿很乖巧，还好当初没有听接生婆的话憋死她。”
这些不是只有狗血电视剧才会出现的剧情。因为它甚至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六岁那年，爸妈离婚了。原因之一：妈妈被“计划生育”后无法再生育，奶奶怪我是个女孩，让我爸再生一个。
所以后来在我宁死不愿下乡过年时，我妈给予了极大的放任：
五，农村严重重男轻女。在中国偏僻村庄，女人只能去厨房吃饭的陋习犹存。继上海女逃离江西年夜饭的消息后，又一则最热网帖出现了：霸气媳妇第一次下乡过年，夫家光让她干活煮饭，不让上桌子吃饭，一怒之下，她把整张饭桌给掀了。
……
女方的声援者们陆续驾到。作家陈岚的态度体现在她的网文《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中。她认为，建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地域文化发展差异，“这种制度式的差距，不应该让一个逃跑的上海姑娘买单，用道德买单”。上海本地报纸《新闻晨报》更以娘家人的姿态，于2月15日整版刊出：《放开那个上海女孩》。
5.
整整十五天，话题在社会各界持续发酵。创业界站出几位少男少女，宣誓江西农村求发展，青年创业当自强；房地产商打出广告，“5w首付把父母接到城里，迎娶上海白富美”；适婚年龄的女人们又陷入了惆怅的轮回：“凤凰男”当不当嫁？摄影界则提供了一个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案，通过增加滤镜，提高亮度、柔化图片，瞬间让这顿黑黢黢的年夜饭看上去秀色可餐。
而在学界，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严肃课题：往近了说，农村的养老、医疗、教育问题，空巢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如何解决？往远了说，农村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底层农民的权益如何得到维护？所谓农村问题，其实是中国问题。
早在猴年春节前一个月，关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的担忧，在互联网上就已发酵许久。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以一个农民家儿媳妇的视角，发表了《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她观察到：所有现实悲剧的触角都伸向了乡村，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来越深，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也被翻出来，经过对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的调查他发现，与中国逐年下降的自杀率相反，乡村老人的自杀率正大幅上升，“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乡村老人得了绝症，基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会选择自行了断。
一个朋友看完这则报道，希望募一些资金和志愿者，猴年春节去湖北京山看望孤独的老人们。他联系学者刘燕舞，对方说：政府不允许继续这项研究，他已经改做农村光棍研究啦。
不几天后，农村老人自杀的相关报道在微信上被删得干干净净。
外公年纪也大了，十年前，我们把他接到城里养老。家里不短吃穿，但他十年如一日地活在贫困饥饿的记忆和习惯里，买超市里特价处理的快要打蔫的水果，拿着“男科医院专治不孕不育”的扇子满屋晃悠、因为是街边小姑娘免费赠送的，有一次喝了不知道过期多久的牛奶，把自己喝到住院。他做饭，饭菜的观感和江西乡村的年夜饭高度雷同。剩菜剩饭不能倒，他会大发脾气。
我非常认真地搬出营养学对外公说，不能吃隔夜蔬菜，绿叶菜放置太久，其中的硝酸盐会被细菌还原为亚硝酸盐，容易致癌。
说过很多遍，终于一天他怒了。80岁的外公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以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如洪钟答曰：要听党中央号召，艰苦朴素！
很快， “上海女孩逃离农村”事件被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级的政府给出一个光明的结局。2月21日，神秘的“网络部门”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媒体表示：此事件从头至尾均为虚假内容。第二天官方再次表态补刀，“城里媳妇不让上桌吃饭怒掀桌”也是假的。其中蕴含的指令不言而喻：关于此事的讨论到此为止。
可是，故事真的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