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德黑兰寒风刺骨，早早就降下雪花。
31岁的梅赫里从立交桥洞钻出来，伸个懒腰，瑟缩着迎接清晨。他的家乡萨拉克，是德黑兰西北部一个偏僻又贫穷的小山村。梅赫里家世代务农，积蓄单薄，他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为谋生计，梅赫里20岁出头就只身来到德市打拼。他没上过学，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只能苦寻各种出卖体力的临时工作。
德黑兰的临时工薪酬通常是每小时约合8人民币左右，且不提供食宿。自经受欧美经济制裁以来，德黑兰的房价不断走高，即使是最便宜的偏远地段，每月房租也在2000人民币左右，这对朝不保夕的梅赫里来说根本负担不起，他只能选择边打工边流浪。
在公共厕所简单梳理着脏乱的头发，梅赫里打算再去市中心碰碰运气，看看是否有施工队招工。让他更感兴趣的，则是昨天从同住在桥下的乞丐朋友那里听说的“爱心墙”。
冬衣的旅行
早晨是上班高峰，市中心贾哈德广场地铁站，行人往来不息。33岁的伊朗妇女法扎娜是名上班族，在距离地铁站步行不过五分钟路程的报社工作。与她一身黑色职业装不相称的，是搭在手上略微泛黄的男式旧夹克衫。出了站台，她径直走向进站口右侧深绿色的“爱心墙”，将手中的夹克衫挂在了衣架上。这已是她一周以来留在墙上的第三件衣服。
“不需要的请给予，有需要的请拿取。”
简洁明了的标语，颜色艳丽的彩墙，挂满服装的衣架，“爱心墙”活动在短短几周内席卷全伊朗。人们将家中不再需要的应季衣物挂上“爱心墙”，穷人则按需取走，在寒冷的冬季形成了温暖接力。伊朗选择通讯社在《爱心墙发源于何处？》的社论中介绍，“爱心墙”最早出现于伊朗东北部宗教城市马什哈德。
马什哈德供奉着第八代伊玛目阿里的陵墓，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爱心墙的出现和则马什哈德浓郁的宗教氛围有关，和伊斯兰教中强调的“施舍”与“奉献”有关。早期只是简单地墙上钉上几枚钉子、再挂上一些衣架。发展至今，爱心墙已经有一套形式：明亮的油漆、“爱心墙”的名称和那句简洁的标语。
爱心墙的活动在网络传播开后，德黑兰的大学生最先付诸了行动。德黑兰大学的学生社团环保者协会是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们于去年11月率先在德黑兰三条主要街道推广这一善行。环协会长法拉赫没有想到的是，民众的热情远超预期。法拉赫介绍，“爱心墙”的衣物流动率极高，截至目前，仅环协负责的三条街道已有超过1500件衣服被领走。
目前，在德黑兰已有数十处这样的爱心墙，大多分布在城中心要道、大型商圈和公园里。也有人改建家里的院墙，涂上彩绘，钉上衣架，就成了社区爱心墙。墙上的衣服多是毛衣、外套，也有厚实的围巾、手套，和款式老旧的女士罩袍。在衣服的下方有鞋架，可以放置旧靴子和皮鞋。
“我至少一个月前就在网络上看到照片了，一直期待着这项活动能传递到首都，很高兴这面墙就在我上班的路上。”法扎娜多次拍照传到了Instagram上，并号召亲友一起参与。“我们自己就是媒体，通过传播这些照片，我们就能制造新闻。”
如果将爱心墙说成是衣服的旅行平台，那么“流浪的终点”则帮助食物流动到更需要的人手里，这项活动致力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食物。人们在街角放置冰箱，把家中剩余或者吃不完的食物放在冰箱中，供有需要的人们拿取。
行动发起人是德黑兰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阿里，他将家中淘汰下来的冰箱安置在自家所在的舒什小区。这一社区因偷窃者横行而著名，被附近居民称为“小偷社区”。许多居民并不看好“流浪的终点”，认为“即使大家在冰箱里放食物，也会有人把这些东西都偷个干净”，或者“有些贪财的人会拿走所有的东西，而不留给其他人”。
然而广告公司老板发现，“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我们的行动运转很正常。”目前，“流浪的终点”已经从德黑兰传播到伊朗很多城市。
我们下一步还计划发起‘流浪者之家’活动，仍然采取自赠自取的方式，鼓励人们向流浪者捐赠睡袋、帐篷甚至书籍。
睡在纸板上的人
梳洗过后，梅赫里掏出昨晚吃剩的馕。隔夜的馕硬而无味，但这是他能负担得起的最管饱的食物。吃过早饭，梅赫里坐上了去往市区的公交车。
像梅赫里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仅德黑兰就超过一万五千。他们中有的来自贫困山区，有的是因为吸毒而倾家荡产，其中还有孤寡老人、带着尚在襁褓中婴儿的妇女、残疾人或孤儿。据官方统计，德黑兰的无家可归者中80%都是吸毒者，而女性占据总人数15%以上。
无家可归者在波斯语中被称作“睡在纸板上的人”，大多三五聚集在立交桥洞、小公园、或废弃工地，住在用硬纸箱、废木料临时搭建的窝棚，缺衣少食，冬天更是他们最难熬的季节。梅赫里身上的棉袄已旧到看不清原来的颜色，棉絮都从破损的袖口露出来。“希望一会能拣到合适的衣服。”梅赫里搓了搓冻得通红的双手，喃喃自语。
缓慢而拥挤的公交车上，梅赫里有些出神，怀念起2006年他初来德黑兰的时光。“那时候物价很低，政府对于我们这种低收入群体也有补贴政策。”
梅赫里所说的是成立于1978年的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基金会。基金会由政府主办、社会募捐的形式，救济超过四百五十万的穷人。在伊朗街头，随处可见救济基金会的募捐箱，像邮筒一样的蓝色小箱子上，一双黄色的手托着穷人们的希望。
“基金会向低收入者提供救济金、食物和住所，甚至管介绍工作。” 梅赫里始终觉得，内贾德总统当政初期才是穷人过得最有尊严的时候。有了基金会的救助，他们不用低贱地出卖自己的劳力，也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可好景不长，欧美制裁影响下的伊朗经济衰退严重，政府收入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人在基金会门前排队填写申请，等待救济。到2008年，除了一份每月80美金左右的社会保险，梅赫里再也领不到其他的政府救济了。“基金会的官员说，除了儿童和残疾人，所有人都应自力更生。可在那样的经济状况下，谁又能找到稳定工作呢？”
制裁引致的经济危机造成伊朗不少工程项目资金链断裂，诞生许多“烂尾楼”；一些工地每年只能开工一个月，发不出工资就停工，继续等着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从那时起，梅赫里就开始艰难的“德漂”，过着全无保障的生活。
从两伊战争时期以来，伊朗政府就为食物、燃油、电力提供价格补贴，保障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维持在低水平。
对于我们这些几乎没有收入的穷人来说，无论价格多低还是买不起；反倒是那些吃得上饭、开得起车、买得了房的有钱人，他们从政府补贴里得利最多。
2010年，政府正式施行补贴改革方案，旨在减少价格补贴，转而向穷人群体直接发放救济。然而因为预算不足，改革十分缓慢，直到鲁哈尼总统上台才开始实际推进。梅赫里早已习惯了伊朗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时至今日，他仍未能领到属于自己的救济金。梅赫里曾算过一笔账，他每月应领取的救济金是50美金，从2010年起，政府已经拖欠他3000余美元的救济金。
“一笔补助，一份工作，我想要的其实只有这些。”看着车窗外那些匆匆忙忙赶去单位的上班族，梅赫里心里泛酸，他羡慕妒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和温饱的生活。就在他每天睡觉的立交桥下面的停车场，常年停放着宝马、奔驰等数十辆豪车。
西方经济制裁导致伊朗的经济全面下滑，失业人数陡增、通货膨胀、房价过热，许多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就变为了穷人。中产大幅消失无疑使伊朗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是每一个伊朗人在这几年的制裁生涯中最直接的体会。
“我愿意接受有钱人的帮助，但他们的施舍也使我难堪。”梅赫里暗暗希望那扇“爱心墙”周围只有衣服，没有围观的路人。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救济贫民
外国媒体对伊朗爱心墙铺天盖地的报道，令刚刚捐献过衣服的法扎娜感到自豪。
伊朗一直被西方媒体歧视，相关报道都是恐怖袭击一类的负面新闻，但那并不是真正的伊朗。伊朗人是真主虔诚的仆人，圣训教导我们应当怜悯孤儿、救济贫民。‘爱心墙’向世界展示了这一点！
伊斯兰教倡导仁爱与慈悲，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朗向来有深厚的慈善传统，街道上大大小小的募捐箱随处可见，每年募集的群众捐款接近1500亿里亚尔（约合3000万人民币）；每逢宗教节日，相对富裕的家庭都会沿街搭设施粥棚，分发食物、茶水；清真寺则时常向贫困的信徒免费发放食物；各种慈善基金会也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依靠。
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欢傲慢的、矜夸的人。
法扎娜回忆，每年的大型博览会场，都会有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基金会、穷人基金会等官方性质的基金会组织许多大型慈善活动，帮助山区失学儿童复学，又或是为遭遇自然灾害的灾民送去食物等。“我们需要做善事，人生苦短，能帮助多少就帮助多少。”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后，梅赫里终于来到了“爱心墙”面前。他一眼就相中了那件泛黄的旧夹克衫，有了这件衣服，他就能度过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了。
梅赫里拿着衣服走向旁边的郁金香公园，想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人在招工。不过在此之前，他打算先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悄悄地换上这件夹克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