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星际大战’也成了你笔下的题材？”2015年12月11日，诚品信义店的签书会上，有人问凯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这位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法学学者回应道：“因为我觉得那很有趣，是个关于‘选择的自由’的议题。当然许多星战迷可能不会认同。”
桑思汀曾任欧巴马政府中预算管理局（OMB)下的“资讯及管制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主任，被媒体名嘴奉为“美国最危险的人”。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超过27年，并为哈佛大学Robert Walmsley University Professor（目前哈佛仅24位教授获得此一荣誉）。
他的著作范畴从法律到行为经济学，甚至包括“星际大战”。这几年的写作大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选择与自由。
2008年，桑思汀与经济学家理查德 · 塞勒(Richard Thaler)合著的《推力》(Nudge)受到各国政府重视，包括美国、英国与德国，纷纷成立相关组织，研究如何透过制度设计，让政策朝着全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前进。
2014年，桑思汀出版了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阴谋论及其他危险的想法”）。2015年中文版，台湾卫城出版社引进这本书时，改以其中一章论及“权衡”（trimming）的概念，作为中文版的主题。书名定为：《剪裁歧见》。
“权衡”，或许正是台湾现今社会正缺乏的要素。如何在分歧的意见中找到解决之道，让众人继续往前走？桑思汀的思想，或许能为台湾社会带来启示。
剪裁歧见：订作民主社会的共识（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出版社：卫城出版
作者：Cass R. Sunstein
译者：尧嘉宁
政策背后的成本效益分析
从《推力》到《剪裁歧见》，桑思汀的讨论都涉及到“如何打造一个更好的政府机制”：以最少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最佳的效益。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政府必须做出精确的“成本效益分析”。这是政策推动的前提。
“成本效益分析”只是以金钱为单位换算一切这么简单吗？“如何量化”是一个重要的症结。“举例来说，一个家庭照顾者得到“喘息服务”（编按：喘息服务指提供照顾者依阶段期间的休息机会，以减轻照顾者压力为目的。）的效益，该怎么被计算？这是人类社会中最难被计算，却也最需要计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丞仪说道。他曾是桑思汀的学生。
很多人质疑，人类社会中有太多东西无法量化，用“成本效益分析”来计算政策效益，似乎是一种保守。桑思汀解释，政府必须作出评估，假设一个食品安全相关的政策，必须耗费高昂成本，它的效益包括：能预防多少疾病，多少死亡。假设这项政策仅能预防几个病例发生，政策便不应执行：“我们需要知道成本与效益的规模，如果不做成本效益评估，我们只能猜测。”
缺少科学的分析，政府有可能将资源投入在错误或不必要的地方。“成本效益分析的效果，是让错误的恐惧，必须受到某种技术专家式的监督，以确保大众对管制的需求不是基于一些缺乏根据的说法。同时也要确保，就算公众没有提出要求，政府还是对真正的风险进行管制。”桑思汀说到。
为了精确计算效益与成本，桑思汀强调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得纳入决策过程中，“不过这里绝不能有利益团体的人。”谈起如何避免“人为因素”影响评估结果，甚至左右政策走向，桑思汀拉高了音量：“在OIRA（编按：White Hous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我们在乎的是给人民的结果，不在乎利益团体。利益团体如果有意见或资讯，我们会听听。但他们是否希望某个政策推行，并不在我们考虑的范畴。”为降低利益团体插手决策过程的风险，“决定性的成员绝不能有利益团体的人掺入。”
理性讨论是否可能
当专业理性的论述能够被充分讨论，“权衡”出一个保留各方优势的结论才有可能。但这样理性讨论的空间究竟是否存在？
桑思汀以同性婚姻为例，在美国，婚姻是给男人和女人；民事结合（Civil Union）则是给同性伴侣。“民事结合就是权衡的一种体现，”他强调，权衡的争议点在于，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权利是什么？所以要试图寻找一个解决方式，尊重不同的声音。
“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项好处是，它要求从整体来看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的行动的各种结果，从而克服人通常只关注问题一角的局限。”《剪裁歧见》一书中，桑思汀阐述了片面的知识，如何影响人的判断与讯息的传递；缺乏理性计算，又如何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而透过“成本效益分析”，可以降低因为误判而鲁莽做出决策的可能。
片面的知识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知情”是减少公众误判的途径之一。“必须让人民和政府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桑思汀说。在欧巴马政府任职期间，他坚持这一原则。例如美国会对例如空气污染或食品安全相关规定进行影响分析。“影响分析呈现得相当清楚，也易取得，有些摘要甚至从报纸就能看到，这些都是告知民众的方法。有政策，就告诉民众；有什么效果，也告诉大众。”
“成本效益分析”让政府可以在利益最大化之下，更有效率地往前走。不过桑思汀也强调，政府依旧保留公众“选择的自由”。他将这样的政府定义为“新进步主义”（New Progressivism），一个积极但不过度干预的政府。
有趣的是，看似崇尚温和理性路线的桑思汀，却相当推崇小罗斯福这样大刀阔斧型的总统。《剪裁歧见》中，桑思汀特别介绍了小罗斯福提出的“第二权利清单”。桑思汀认为小罗斯福关注的是两件事：所有人能获得合宜的机会与最低限度的安全。他强调：“要让真正的机会得以存在，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避免私人或公家的垄断者。”
因此，当桑思汀一边谈论“新进步主义”政府在面对失业问题，不会为了保障劳工权益，直接介入管制基本工资，而是选择提高工人自我帮助的能力，提供训练与教育；一边也强调，政府必须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让穷人有享有健保的权利，照顾无法工作者，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参与式民主”与“审议民主”
2014年台湾“三一八学运”，正是对于政府黑箱作业的反感，学生占领立法院之后，提高了“参与式民主”在台湾的能见度。桑思汀也一直倡导“审议民主”，不过所谓的“审议民主”却和台湾这一年来风起云涌的“参与式民主”有所不同。
对桑思汀而言，“审议民主”并非把“决策权”放置到每个人身上。而是透过制度设计，让每个人能够进入决策过程。参与其中的人透过讨论，增进彼此的智识，凭藉更广泛的认识，做出更合适的判断。但最后决策仍要回归决策者身上。
“‘参与式民主’让个人能够有直接参与的管道。但有时我们会觉得，现代公民好忙喔，每个领域都要去理解、去参与，那还要代议制度干嘛？”黄丞仪笑了笑说。政府有责任建立一个可以讨论的架构、平台，这个架构可能是政府内部专家的“风险效益分析”讨论。在这个平台上，有意义的讨论才能够发展的。
政府虽然有打造“审议民主”平台的责任，但台湾行政体制相对弱化，行政部门无法施展能力，遑论负起责任。“当它无法做出好的决策时，这个社会将无法走向任何地方。”黄丞仪表示忧心，“这完全脱离民主之下，‘自我治理’的精神。”行政体制改革需要领导人决心，台湾的公民社会在这几年，逐渐不再期待透过选举，找出一个好的领导人，带来行政的革新与创造，更好的公民生活。
桑思汀讨论“星际大战”，包括“在某个时刻下，黑武士是否能选择不成为黑武士”，人类是否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是个亘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议题。在政治范畴中，领导者是否有机会选择成为怀抱远大理想的开创者？领导者终究是“one of the people”，当公民不再期待透过选票找出更好的领导者时，好的领导者也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产出。
台湾当前的困境，便是将选票当成惩罚的工具，惩罚另一个不受信任的政党，却失去了期待拥有更好的政府体制的公民社会。
此时此刻《剪裁歧见》对于台湾社会的意义，或许在于公民如何可以更积极地抛出质疑，质问并要求总统候选人提出如何打造一个政府体制。让台湾社会能够在分歧的立场中，找到继续往前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