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情结”的本质，则是一种政治幼稚病。期待权力者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壮士断腕，终结专制，大发慈悲，普降民主，这般思想，连与虎谋皮都算不上，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12月初，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其所属在野党压倒性优势取胜之后，开始和军方支持的总统登盛（Thein Sein）会晤，讨论权力移交事宜，希望达成“国家和解”。关于两人在民主转型中，谁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争议，再度兴起。
在曼德拉去世的时候，有人说：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缅甸大选之后，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获胜，又有人说，昂山素季常有，登盛不常有。以此逻辑，等到施明德、林义雄等长辞人间，这些人一定会说：施明德、林义雄常有，蒋经国不常有。
这是一种奇异的论调。其奇异之处，不仅在于擡高德克勒克和登盛，更在于，在抬高德克勒克和登盛的同时，还要踩曼德拉和昂山素季一脚。说什么“曼德拉常有”“昂山素季常有”，事实上，南非只有一个曼德拉，缅甸只有一个昂山素季，甚至放眼全球，曼德拉和昂山素季都是独一无二，没有替代品可言，正如他们的德行与功业都是独一无二，没有人能够表现更好。
这种论调的危险性，一是罔顾事实，二是颠倒主次。对于南非、缅甸的民主转型，你可以说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一样伟大、登盛与昂山素季一样伟大，不过，如果结合世界潮流与大势，你会发现，这一样伟大的两个人，还是有所区别：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属于造势者，德克勒克和登盛属于顺势者。打个比方，把国家比作一辆车，曼德拉和昂山素季一直在后面推车，坐在车上的德克勒克和登盛，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刻，摆正方向，快马加鞭，使这辆车走上了民主之路。二者之间，哪个是主角，哪个付出更多、牺牲更大，想来不难比较。
还有一种论调，与“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相呼应，号称“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诚然，没有德克勒克，曼德拉可能会老死罗本岛的格子牢房，正如没有登盛，昂山素季也许至今还不得自由。然而这样的结局，有损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伟大么？我们则不难想见，假如不识时务，逆流而行，德克勒克的历史地位，肯定比不了他的前任P.W.博塔，登盛的形象与声名，将处于缅甸军头丹瑞将军的阴影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相互成就的情形之下，德克勒克和登盛对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成就，便远不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对德克勒克和登盛的成就。
这不是要论功行赏，一分高下，而是探讨一个严肃的政治学命题：如何评价德克勒克、登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争议性，不仅来自民主转型的成败，更来自对民主转型的认知。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当中，如果能出现德克勒克、登盛，绝对是一种幸运；不过，如果把民主转型的希望，寄予德克勒克、登盛的出现，绝对是一种悲哀。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民主转型的主力军，从来都不是德克勒克和登盛，甚至不是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而是他们背后默默无闻却锲而不舍的民众：曼德拉入狱27年间，南非人民的抗争从未停息；1988年昂山素季回到缅甸，表示“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由此介入并领导民主运动之前，缅甸人民的抗争早已如火如荼。这些人，不被舆论传诵，不被史册铭记，却构成了民主的基石，而且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常有”。
其次，德克勒克、登盛们的改革，不是主动，而是被动，换言之，对权力者而言，没有主动的改革者，没有人心甘情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没有人希望把自己关进宪政的铁笼。倘若你接受不了这个判断，不妨视之为一个假定，就像假定政府为“必要的恶”，假定所有权力者都是恶棍。
不是说主动的改革就好，被动的改革就不好。这里则涉及对权力者的预期。就我所见，好些国人都怀有“蒋经国情结”，即幻想大陆出现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结束威权，推行民主。然而，蒋经国可遇而不可求，正如台湾民主转型可望而不可即。况且，蒋经国只是顺势者，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那些勇于抗争的斗士才是造势者。反过来讲，如果台湾人不思抗争，一心寄望于蒋经国的觉醒，那么台湾的民主转型永不可能成功。
蒋经国情结的本质，则是一种政治幼稚病（刻薄一点说，有此情结的人，不是帮闲，就是奴才）。期待权力者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壮士断腕，终结专制，大发慈悲，普降民主，这般思想，连与虎谋皮都算不上，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且你越是呼吁权力者做蒋经国，他越不会做蒋经国。没有本土的反抗，没有国际的压力，蒋经国更可能以一个威权主义者终老，而非以一个民主主义者新生。
对德克勒克、登盛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发起改革，都是迫不得已，不是他们要改革，而是不得不改革，改革利大于弊，不改弊大于利，改革还有活路，不改死路一条。譬如德克勒克担任南非总统之后，开始着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然而他始终不肯承认种族隔离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更不肯为其罪恶而忏悔。“种族隔离的初衷是追求平等的理想主义，”他说，“但它最终未能使所有南非人都获得平等公正，因此必须被抛弃。”揣摩他的意思，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不好用。这无疑是对改革逻辑最生动的诠释。
换一个角度，从权力斗争上讲，更容易发现德克勒克和登盛为什么要改革。德克勒克上位，源于博塔总统突然中风，待博塔身体渐渐恢复，不甘大权旁落，于是向接班人展开反扑。德克勒克胜出，则是以反博塔为招牌，博塔当政十一年，有“鳄鱼”之名，以保守、强硬著称，那么德克勒克的政策，只能是开明、温和，提倡和解、解除党禁、释放曼德拉等，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2011年，登盛由丹瑞将军亲手推上缅甸总统的宝座，从而被一些质疑者视为丹瑞的傀儡。尽管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表示“我从来没想过要当总统”，可是，一旦成为总统，他则不会甘于傀儡的地位，2012年，媒体报道云：“……登盛的表情就像一只咀嚼着的乌龟，温和，时常陷入冥想。在军政府时，他更习惯倾听，而如今作为总统，他似乎还在试图寻找自己的声音。”最终，他所找到的“自己的声音”，就是民主。“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我所能，在缅甸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在着手改革之时，我对民主的立场就更加坚定了。”“我相信，没有民主，就没有经济的发展。”
更进一步，从个人及家族利益得失上讲，蒋经国之为蒋经国，德克勒克之为德克勒克，毋宁是最好的结局（现在谈吴登盛为时尚早）。看看他们同时代、同类型的权力者，如齐奥塞斯库、穆巴拉克、卡扎菲等，这些人什么下场呢？二者之间，结局判若霄壤，其实源自一念之差。这一念，可以归结为德行、勇气，我更愿意归结为智商。成为蒋经国、德克勒克，还是齐奥塞斯库、穆巴拉克、卡扎菲，其实是一个智商问题。
由此而论，德克勒克、登盛们的确“不常有”。权力的一大荼毒，就是使人昏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