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选举过后，政坛并未暂时休战。小学三年级的“全港系统性评估”（TSA）掀起抗议风潮，罢课、罢考，甚至“乱考”之声不绝于耳，就连前教育局长孙明扬亦予以批评。相信在酝酿TSA 争议初期，谁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至此。
主权移交接近廿年了，香港的公民社会也今时不同往日。七一大游行、保育运动、反高铁运动、反国教科运动，以至去年的占领运动、反对政改运动等，香港的公民社会展现了惊人的自我动员力和组织力。政党、工会、民主派人士或会呐喊助威、派出纠察队，但终归的“运动主力”，始终是每一个自发参与的市民。
一次又一次的民间自我动员，使公民社会成为改变社会希望的载体。传统民主党派的领导力和道德感召力慢慢褪色，近年炽热的意识形态之争亦使社会运动团体惹来不少非议。不过，究竟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是意味着“社会包围政府”的未来趋势，抑或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美化了的浪漫理想？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于2006年出版一份研究报告，以系统性的量化和质化指标，冲量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该报告以：A vibrant but loosely organized civil society 为题，形容香港公民社会充满活力，但缺乏组织力。报告以推动价值、影响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环境、结构及资源四项指标，每项指标的满分为三分，来反映香港公民社会的运作情况。结果显示，香港的公民社会较能推动社会价值的转变（在三分中取得两分），以及影响社会的政策和议题（取得一点九分）。报告表示，香港的公民社会使可持续发展、灭贫、性别平权等价值，以至是帮助边缘社群发声和争取权益方面较为中规中距。其次，香港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亦鼓励公民社会组织起来。不过相对而言，香港社会的社会信任、包容度及公益精神则仍要加把劲（环境指标在三分满分中取得一点六分）。
这报告认为香港公民社会的“软肋”，便是公民社会组织的结构、组织力、资源及动员能力（取得一点三分）。香港社会的捐助文化及从事义务工作的风气一般、参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人则更少。此外，公民社会组织之间鲜有稳固的协调和沟通网络。一众公民社会组织亦没有固定和持续的机制介入政府政策。公民社会跟商界之间亦没有稳健的沟通管道。这些现象都使香港的公民社会，纵使活力十足，但却欠缺组织力和持续发展的稳定资源。
社联的报告乃是九年之前的分析。不过到今天，上述的观察看来尚未过时，且亦不见得会突然大变。最明显的趋势，是香港公民社会自去年占领运动后，出现了“拆大台”的风潮。在占领运动冒出头来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在运动后出现“退联潮”，终归失去了“半璧江山”。后占领时代的“去组织化”大势，再加上“左胶”、“右胶”等意识形态之争越演越烈，使公民社会组织以至是政团之间内耗不断。这趋势无助香港公民社会凝聚组织力及于民间筹集资源的能力。然而，组织力以及持续筹集资源的本领，却是公民社会组织长期、有策略地推动社会议题的重要因素。
集体行动连结行动缺一不可
不过，团体的组织力及动员力，是否必然就是“社会包围政府”的必备条件？社会运动学界近年颇为热烈地讨论由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发展为连结行动（connective action）的“范式转移”。前者，讲求发起团体的组织力、动员力，以及“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简单来说，是社会运动团体如何从建制、社会权力分布，以至是舆论及传媒运作中，找到发挥机会及争取资源的机会。而后者，则有“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意味──在传播科技发达、人们知识水平及自我组织能力大大提高的环境下，要以集体行动去指挥群众，根本就行不通。反之，掌握传递资讯的能力、让资讯发酵成为民意的触觉（例如改图技巧和“抽水”的技能）、以及连结不同民间力量的网络和互信，才是将来搞社会运动的趋势。
集体行动是“化零为整”，连结行动则有“化整为零”的势态。两者未必是谁取代谁的关系。不过，将来要让香港公民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以至是在关键时刻做到“社会包围政府”的效果，看来上述两者，是缺一不可。
延伸阅读：
（陈智杰，恒生管理学院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