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已故法国大导演积葵． 大地（Jacques Tati）几部电影的菲林经过4K解像度的数码复修后上映，尤其是1967年推出用70毫米菲林拍摄的《嬉戏时间》（Playtime），更是美不胜收，惊艳得令自己不禁「 wow」的一声叫了出来。 「Playtime」是我自己非常钟爱的一出电影，Tati对空间的触觉甚至影响着自己的摄影创作，片里讲述两位主角：Tati饰演的Mr. Hulot和美国女游客Barbara在一个不知名的新都会里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Hulot在宠大的都市空间迷失又无助，所有行为被建筑结构所主导，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常被空间所割裂。
我却常常记挂着片中的一幕：Barbara在机场里行逛时，碰口碰面的都是世界各大城市推广旅游的宣传海报，里面介绍的风土人情不约而同地都是一栋栋作为地标的现代高楼大厦，都是一模一样的沉闷和刻板。 Tati是个卢德，他对当年法国都市化和新式的现代建筑感到不是味儿，戏谑现代主议建筑那种去制造monument的心态，在之前在《我的舅舅》（Mon Oncle）一片已非常强烈了，主角Mr. Hulot的妹夫一家住在一所充满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颜色斑斓如Piet Mondrain画作的豪宅，功能上却被他看作不切实际，欠缺对人性的关怀，没有一种家的感觉，了无生气。又脏又乱的老巴黎街角，反过来是充满人情味，表面是灰灰沉沉的，内里却活得精彩。
突然想起法国人Tati，是因为那几张旅游宣传海报，竟与较早前去世的德国著名摄影家Hilla Becher和丈夫Bernd一直以来创作无菌式工业建筑摄影遥相呼应。 Hilla Becher辞世的新闻，不少艺术新闻以至是普罗摄影网站都有广泛报导，当今从事摄影创作有着这个影响力算是异数，Bechers夫妇的创作固然启迪了不少的后来者，我曾有过幻想就是Tati和Bechers夫妇，这两群都影响过自己的人相互碰上，会有着什么样的对话呢？一个法国人加一对德国夫妇，本身已经是处境喜剧的元素，再加上他们对都市文明体察的不同角度，大概会是火星撞地球罢。
当然他们的际遇也大不同，Tati拍摄「Playtime」时不惜工本，片中被人称为「大地城」Tativille的都市场景基本上是由零开始搭建出来，导致严重超支导致他负债累累，当年影片推出票房也不如理想，最后破产收场，要变卖电影版权来偿还债务，晚年一直没能恢复过来，1980年郁郁寡欢而终。 Bechers在作品却一直是艺术市场的宠儿，其作品不仅成为有关形式美学讨论和分析的对象，也留名于当代艺术和摄影史，开拓了一个新的摄影领域。
夫妇两人的影响力并不是单纯由作品而来，两人一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里有份创立的摄影系任教，麾下门生都是当代独当一面当代摄影艺术家，如Andreas Gursky，Candida Höfer或Thomas Struth等，都是继承着他们的创作理念，让他们的美学观念到今天还历久不衰。 Hilla与比早几年离世的丈夫Bernd从1957年起，拍摄德国大工业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水塔、炼钢厂或吊机等工业设施，他们所采用的所谓Deadpan的手法：所有照片在阴天的情况下拍摄，主体在画面上的保持一致，去除了情感的驾入，同大画幅菲林来拍摄以保存细节等等，照片在展览时的铺排方式，用同一样的相框和装裱方式，以方阵的形式展示出来。七十年他们参与了由美国乔治伊士曼美术馆所举办的《新地志：人工地景摄影》（New Topographics: 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展览，这个展览甚具标志性，作为展览中唯一的欧州艺术家，这种以多张图片展示方式，和采用带有历史肌理的取材，令他们有别于其余大多以战后发展的都市景观为题的美国摄影师。 他们第一本摄影集命名为《工业建筑的拓扑学》（A Typology of Technical Constructions），所谓Topology，音译拓朴学，但较大部份人会译作「类型学」，这个译名有点会叫人误解是「一物归一物」的简单归纳，拓朴是几何学的分支，通常的平面几何或立体几何研究的对像是点、线、面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它们的度量性质。拓扑学对于研究对象主要是在研究图形彼此之间，以及图形和其所在空间相关的特性。十八世纪数学家欧拉经典的「七桥问题」：怎样不用重覆一次过走遍当时普鲁士帝国里哥尼斯堡的七座桥，算是拓扑问题的始祖，七座桥是固有格式存在，走遍它们却有5040种方式，正如同一功能的工业建筑在物料、形态和建造方法等都大同小异，当中则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细微差异。
艺评人Georg Jappe在当年评价这本摄影集时，说到除了运用视觉元素手段外，他们选用的题材也值得留意，这些物件制造者固然是没有美学上的考量，却其实隐含着一些有关历史的议题，他认为这种拓扑式的图像比较能够将一个隐藏的意识形态显露出来。
「举例说如修车场这种建筑，它们都是由工程师在工业区内修建，远离公众的目光。所以它们不会被造成看来是个塔的形状来取悦民众，而只是做回它们本份：一件大机器而已，这些修车场给我们的观感是坦率的，只以功能为主，而不是一些过时的美学典范。但另一方面水塔就不同了，它们每每建于城镇社区的最高点，那些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不会忍受这些照顾他们原始生理需要的设施备在别人焦点之中，所以那些在铁架上的椭圆形金属容器，会被伪装成如中世纪城池里的教堂高塔。」
Bechers的水塔照片固然是他们对逝去中的工业时代的回忆，Tati则对科技和城市发展的厌恶，看来各走极端，但他们都是带着对所谓精英美学的反思。二十世纪是素人的世代，所以才会有Aaron Copland谱写歌颂普通人贡献的《给普通人的进场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日本那边有柳宗悦发起「民艺运动」等， Bechers那些建造工业建筑的工匠，跟《我的舅舅》里那栋窗户好像长了双眼睛的豪宅建筑师并不一样。
可能你会觉得我在东拉西扯的把这两帮人穿鉴附会，也许我希望从这个想像的约会中想带出的，是他们两者虽和而不同，却都是从洞察生活上无聊细事中摄取灵感，从而转化成一个强而有力的题材，Bechers的水塔是手段，Tati的建筑景观亦然，阐述的是经过归纳酝酿的而升华出来的概念。回想几年前看到旅港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的展览《街头街尾》，拍摄一些建在街角的平凡三角唐楼，这些其实我们每天都碰上的香港典型，到最后却是由一位外国摄影师集合起来，从中提炼出视觉情趣出来。 Wolf并没有发现一些我们体察不到的事情，而是他的整合能力容许他把这些被忽视的平凡事物转化为可观题材。
我们很多时候将很大部份摄影的纪实功能贡献在一些已消失或快将消失的事物，让人可以感性缅怀，大家都会视之理所当然，至于当下发生的芝麻绿豆，无聊细碎，倘若不够史诗不够诗意，或是不在大众目光的事件时，便很难在镜头下受到重视，就算有被捕捉却没有经过整合的话，也是徒然的，到头来或许只会变成脸书里的一个来宣泄情感的post，最后在你几千个好友的列表中快速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