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快二十年前,我和妻子蜜月时,曾跑去中国大陆的南京,江西省资溪。 去南京是替父亲带美金给大哥;去资溪是去探望个铁哥们。他在东莞鞋厂当台干时,认识这江西女孩。那回是他们要在女孩老家的山城办婚礼,我们等于去给他撑场面,表示男方这边有台湾来的亲友。那时这山里的小镇还充满着一种被山包围着,纯净的蓊翠,四处都是田。田埂边就是挑两大桶水肥的大娘。那时是12月,我记得非常冷,在屋里全身穿着雪衣,烧着炭火盆,还是冷到骨头里。各家屋没厕所,要到街上公厕蹲那茅坑。为了驱冷,哥们的新娘(她叫雪兰)给我们烤了一大盆栗子,那个炭火香,手捂着就不那么冷了。她还让我们把剥开栗子壳扔地上,“随便扔,没关系”。当时觉得如此吃栗子真豪迈,吃完那壳扔了一地。雪兰还带我们去资溪的传统市集。妈呀有一摊是专卖狗肉的摊,就像猪肉摊,鸡肉摊一样,上头铁钩吊着一只只死狗,肠肚都被剖开了。剁开的狗腿,狗上身的胸肋,一些肠肚心肝的内脏,都血淋淋堆在案上;还有两三个侧放的狗头,眼睛漆黑如生,舌头吐出。想是当地人吃狗肉,这不以为奇;但在我和妻子这样养狗爱狗人看来,真是胆颤心惊。一旁还有各式各样,一篓一篓的辣椒、花椒、大的小的、烘干的、新鲜摘下的;红色的辣粉,一大篓一大篓:暗红、鲜红 、赤红、橘红 ,那种由辣而想像眼前见到的各种大量的红。你知道江西人吃辣,但看着,只觉得辣到两颊都酸痛了。后来我们还去那小镇年代久远的小银铺,买了银耳挖,那时东西便宜,还买了一枚袁大头。还买了一对象牙的蚊帐钩,是老东西,但都不贵。
哥们的新娘(她叫雪兰)给我们烤了一大盆栗子,那个炭火香,手捂着就不那么冷了。她还让我们把剥开栗子壳扔地上,“随便扔,没关系”。当时觉得如此吃栗子真豪迈,吃完那壳扔了一地。
那次旅居山城的记忆,非常美好,他们的家人对我们非常热情,摆了一大桌酒菜,好吃的不得了,丰盛的不得了,我记得有位姐夫,说是在那山城当医生,但一个月收入只有四百块人民币,整个人非常像梁朝伟演的那个《流氓医生》,一直灌我酒,那似乎还是个静美但贫乏的年代。后来铁哥们叫了一辆面包车,陪我们走山路到南昌搭飞机。那趟山路就开了五个小时。现在听说,高架桥墩的高速公路直接开上他们资溪了,路程说四十分就到了。
雪兰住到中和,我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而我又是他们夫妻后来三个孩子的干爹。但那几年台湾对陆配的一些法规颇不友善,雪兰吃了不少委屈,好像要捱六年才能拿到台湾身份证。她是个非常勤快的女孩,会自己蒸包子黄昏到街口卖,也煮银耳莲子汤,用纸碗装一碗一碗卖,但可能没店面也没个摊车,总像流动地摊,卖的有限。后来又去大卖场当收银员,一个月一万出头。又去圣玛莉面包店打工,时不时把店家没卖完要丢掉的一大堆面包,拿去我母亲家。很奇妙的,变成是这姑娘在养家,我那哥们反而赋闲在家。这二十年间,我的铁哥们境遇不是很顺,他本是个明亮,情感丰富,有正义感的人,当他在东莞当副厂长时,台湾大陆两边薪水加起来有二十万台币。但他告诉我他“做不下去”的原因,二十年后我是在贾樟柯电影《天注定》中,那段大陆年轻人在台商工厂当装配工,最后跳楼自杀的情节,才叠上了理解的情感。他告诉我,厂方对两千多个各省来的女工,管理上已不人道到他不能忍受的地步。但退回台湾后,换了几个工作,从莺歌的陶瓷工厂,到手机代工的防热零件厂,月薪降为四万。这后面或是整个台商产业由盛而衰的十年变迁史。包括台商,我哥们这样聪明脑袋但被时代培养中生产环节之一的高科技人才,或像雪兰这样数以百万离乡背井偏乡女工,其中一个大陆女孩,他们全被裹胁在那个浪潮席卷之中。
那时我们也才快三十,手头也穷,但那样晃晃悠悠在那“多出来的一天”,东逛西逛,一些充满时光灵魂的老东西,放在那些老先生开的灯光暗黑的小店里,掏着,杀价,竟可那么便宜,又优闲自在地买下。
有次也听雪兰开玩笑说“那时啊在厂里,姐妹们都羡慕我,说嫁给个台湾人,又是个工程师,副厂长级别的,说啊我是飞上树梢变凤凰啦。结果现在我最穷,她们在老家,开个美发店啊,开餐馆啊,现在都有钱啦。真是想不到。”
我记的我们在南昌机场旁的南方航空宾馆过了一夜,论人头算的,一人一百人民币,房间极简陋破烂,厕所还是蹲式马桶。我们是第二天一早的飞机。但第二天早上,哥们看到机场外头有一卖豆浆馒头的早点铺,那年代机场也特简陋,像个学校围墙外三轮马达车混乱在泥土地上驶过,那早点铺烟腾漫漫,哥们就说想去喝碗热豆浆,他来大陆待了好多年了,很怀念台湾的豆浆烧饼油条。但我看登机时间快到啦,他说没事,大陆的飞机一定误点。没想到我们去吃了烫热早餐,也并不是悠闲的吃,结果要办登机时,那飞机竟准时飞走了。
我们只好又在那烂旅店又待一晚,白天无聊我们打车去滕王阁参观,在它旁边的一些古董旧物店,杀价买了两只,以前人这冷天,放块小炭火在一小铜炉,用块布包着,捂在袖子里,非常好看的暖手炉,肚腹胖敦敦的,有小锤将铜敲打成那弧形的小锤痕,上头一细格网铜丝编的盖子。我们好像杀到一个一百块人民币就买一个。说实话,那时我们也才快三十,手头也穷,但那样晃晃悠悠在那“多出来的一天”,东逛西逛,一些充满时光灵魂的老东西,放在那些老先生开的灯光暗黑的小店里,掏着,杀价,竟可那么便宜,又优闲自在地买下。这些玩意儿,后来去大陆,怕都贵翻了,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