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快二十年前，我和妻子蜜月时，曾跑去中国大陆的南京，江西省资溪。 去南京是替父亲带美金给大哥；去资溪是去探望个铁哥们。他在东莞鞋厂当台干时，认识这江西女孩。那回是他们要在女孩老家的山城办婚礼，我们等于去给他撑场面，表示男方这边有台湾来的亲友。那时这山里的小镇还充满着一种被山包围着，纯净的蓊翠，四处都是田。田埂边就是挑两大桶水肥的大娘。那时是12月，我记得非常冷，在屋里全身穿着雪衣，烧着炭火盆，还是冷到骨头里。各家屋没厕所，要到街上公厕蹲那茅坑。为了驱冷，哥们的新娘（她叫雪兰）给我们烤了一大盆栗子，那个炭火香，手捂着就不那么冷了。她还让我们把剥开栗子壳扔地上，“随便扔，没关系”。当时觉得如此吃栗子真豪迈，吃完那壳扔了一地。雪兰还带我们去资溪的传统市集。妈呀有一摊是专卖狗肉的摊，就像猪肉摊，鸡肉摊一样，上头铁钩吊着一只只死狗，肠肚都被剖开了。剁开的狗腿，狗上身的胸肋，一些肠肚心肝的内脏，都血淋淋堆在案上；还有两三个侧放的狗头，眼睛漆黑如生，舌头吐出。想是当地人吃狗肉，这不以为奇；但在我和妻子这样养狗爱狗人看来，真是胆颤心惊。一旁还有各式各样，一篓一篓的辣椒、花椒、大的小的、烘干的、新鲜摘下的；红色的辣粉，一大篓一大篓：暗红、鲜红 、赤红、橘红 ，那种由辣而想像眼前见到的各种大量的红。你知道江西人吃辣，但看着，只觉得辣到两颊都酸痛了。后来我们还去那小镇年代久远的小银铺，买了银耳挖，那时东西便宜，还买了一枚袁大头。还买了一对象牙的蚊帐钩，是老东西，但都不贵。
哥们的新娘（她叫雪兰）给我们烤了一大盆栗子，那个炭火香，手捂着就不那么冷了。她还让我们把剥开栗子壳扔地上，“随便扔，没关系”。当时觉得如此吃栗子真豪迈，吃完那壳扔了一地。
那次旅居山城的记忆，非常美好，他们的家人对我们非常热情，摆了一大桌酒菜，好吃的不得了，丰盛的不得了，我记得有位姐夫，说是在那山城当医生，但一个月收入只有四百块人民币，整个人非常像梁朝伟演的那个《流氓医生》，一直灌我酒，那似乎还是个静美但贫乏的年代。后来铁哥们叫了一辆面包车，陪我们走山路到南昌搭飞机。那趟山路就开了五个小时。现在听说，高架桥墩的高速公路直接开上他们资溪了，路程说四十分就到了。
雪兰住到中和，我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而我又是他们夫妻后来三个孩子的干爹。但那几年台湾对陆配的一些法规颇不友善，雪兰吃了不少委屈，好像要捱六年才能拿到台湾身份证。她是个非常勤快的女孩，会自己蒸包子黄昏到街口卖，也煮银耳莲子汤，用纸碗装一碗一碗卖，但可能没店面也没个摊车，总像流动地摊，卖的有限。后来又去大卖场当收银员，一个月一万出头。又去圣玛莉面包店打工，时不时把店家没卖完要丢掉的一大堆面包，拿去我母亲家。很奇妙的，变成是这姑娘在养家，我那哥们反而赋闲在家。这二十年间，我的铁哥们境遇不是很顺，他本是个明亮，情感丰富，有正义感的人，当他在东莞当副厂长时，台湾大陆两边薪水加起来有二十万台币。但他告诉我他“做不下去”的原因，二十年后我是在贾樟柯电影《天注定》中，那段大陆年轻人在台商工厂当装配工，最后跳楼自杀的情节，才叠上了理解的情感。他告诉我，厂方对两千多个各省来的女工，管理上已不人道到他不能忍受的地步。但退回台湾后，换了几个工作，从莺歌的陶瓷工厂，到手机代工的防热零件厂，月薪降为四万。这后面或是整个台商产业由盛而衰的十年变迁史。包括台商，我哥们这样聪明脑袋但被时代培养中生产环节之一的高科技人才，或像雪兰这样数以百万离乡背井偏乡女工，其中一个大陆女孩，他们全被裹胁在那个浪潮席卷之中。
那时我们也才快三十，手头也穷，但那样晃晃悠悠在那“多出来的一天”，东逛西逛，一些充满时光灵魂的老东西，放在那些老先生开的灯光暗黑的小店里，掏着，杀价，竟可那么便宜，又优闲自在地买下。
有次也听雪兰开玩笑说“那时啊在厂里，姐妹们都羡慕我，说嫁给个台湾人，又是个工程师，副厂长级别的，说啊我是飞上树梢变凤凰啦。结果现在我最穷，她们在老家，开个美发店啊，开餐馆啊，现在都有钱啦。真是想不到。”
我记的我们在南昌机场旁的南方航空宾馆过了一夜，论人头算的，一人一百人民币，房间极简陋破烂，厕所还是蹲式马桶。我们是第二天一早的飞机。但第二天早上，哥们看到机场外头有一卖豆浆馒头的早点铺，那年代机场也特简陋，像个学校围墙外三轮马达车混乱在泥土地上驶过，那早点铺烟腾漫漫，哥们就说想去喝碗热豆浆，他来大陆待了好多年了，很怀念台湾的豆浆烧饼油条。但我看登机时间快到啦，他说没事，大陆的飞机一定误点。没想到我们去吃了烫热早餐，也并不是悠闲的吃，结果要办登机时，那飞机竟准时飞走了。
我们只好又在那烂旅店又待一晚，白天无聊我们打车去滕王阁参观，在它旁边的一些古董旧物店，杀价买了两只，以前人这冷天，放块小炭火在一小铜炉，用块布包着，捂在袖子里，非常好看的暖手炉，肚腹胖敦敦的，有小锤将铜敲打成那弧形的小锤痕，上头一细格网铜丝编的盖子。我们好像杀到一个一百块人民币就买一个。说实话，那时我们也才快三十，手头也穷，但那样晃晃悠悠在那“多出来的一天”，东逛西逛，一些充满时光灵魂的老东西，放在那些老先生开的灯光暗黑的小店里，掏着，杀价，竟可那么便宜，又优闲自在地买下。这些玩意儿，后来去大陆，怕都贵翻了，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