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习近平发表讲话，重申“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好像印证了习近平是“左派”、“毛派”的看法。其实呢，打左灯，向右转，中共最高领袖最好为之。习空言几句共产主义，而实践上，又有自贸区，又有沪港通，更重要者，乃更加独裁，这加起来，就不只是典型资本主义，而且是很右那种。只有天真或不天真的强国左派，才会瞎起哄。
中华人民杂货铺？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中共一面调和极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面还把孔子拉落水。这当然不是孔子的错。中共不过像一切皇朝一样，利用孔子而已。但这样做，特别别扭：难道它忘记自己就是以打倒孔家店起家的吗？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冶一炉的党国，不是有点像……杂货铺吗？我怀疑老板在打烊后，铺里的孔子和马克思会否整晚打架？
好在中共有大陆强国左派学者出来护航。例如甘阳，1978年前有一文《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事先就为“今上”做好舆论，说中国道路，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传统。”（注一）
可惜此等高论，只能国内通行，在国外，不免有点为难。一位老外叫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他写了一本书《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记载1980年代中，当时陈云的红二代陈元，在美国宴会上被追问：中共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与自由市场改革矛盾吗？陈元只能不耐烦的回答：“听着，我们是共产党，由我们决定共产主义的意涵！”（注二）
以我划线，至高无上
问题是，苏联有苏共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有南共的共产主义，中共又有自己“中国化”的共产主义，几国的共产党不断打架；就是中国国内，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又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否定，究竟，谁才算真共产主义呢？答案其实很清楚，就是一切以“我”划线，凡是我这位最高领袖说的做的，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真理，一切是非，具以“我”为尺度。到了这一步，中共最高领袖确已超凡入圣，建立自己的神学了。在这个新神学里，神明不是上帝，不是阿拉，不是佛祖，而是中共领袖自己，他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
有些强国左派或者反驳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与有神论对立，怎能称共产党为宗教？
变成宗教的无神论
错了。如果把无神论当成绝对最高真理，进而不惜用国家暴力去消灭或打击宗教，恰恰就类同宗教狂热。尊重科学的无神论者，不是这样的。虽然无神论与有神论在思想上对立，但那不是你死我亡的对立。思想上的激辩，毕竟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那种认为无神论者要把消灭有神论作为国家政治任务来抓的看法，不只也变成宗教，而且是没有宽容性（religious tolerance）的极度排他的宗教。
但这是否马克思的原意呢？那位极力反对港人占中的周舵说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还是宗教？》一文，认为中共暴政根源，在于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只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更是“坏宗教”，因为马克思要在人间实现天堂云云。
勃朗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是前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是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但霍尔瓦特没有像周舵那样错怪老马。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第二章，比周舵早几十年，便有力批判苏共，如何假无神论之名，而行宗教压迫之实。（注三）霍尔瓦特引述了马克思一封信，足以看出周舵错得离谱。1871年，马克思写信给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一位同志，嘲笑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当时也是协会成员），在会内成立自己的派别，宣传他的“科学”纲领。马克思特别批评他“把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教条”（注四）。原来主张无神论的马克思，反对把无神论，作为第一国际会员资格！马克思死后，他的老友恩格斯，参与建立第二国际（即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而成的国际），而第二国际也一样，从来不曾要求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及其同道，都把宗教信仰或者无神论观点，当作是私人事情，公共政治活动根本不必也无权去管。他们固然反对国家支持某种宗教，但想也没有想过，反过来要国家支持无神论。
鸦片作为镇痛剂
但马克思不是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而我们现在怎样对待鸦片？令行禁止。对，不过那是现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到马克思时代，鸦片都作为麻醉/镇痛剂来合法使用的。马克思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这句话的。他的意思是，由于现实存在很多苦难，所以人们往往从宗教求得安慰，就像出现痛症时，需要鸦片镇痛一样。但是，要真正解决苦难，需要现实的反抗。（注五）
一旦教徒在现实上反抗不公义，他们就不只提供镇痛剂，而且携手同人民奋斗了。1960年代在拉美出现的解放神学，就是典型例子。秘鲁神父哥斯达夫．哥达尼斯（Gustavo Gutierrez）所着的《解放神学及其前瞻》，就这样主张：“消极等待来自天上的救赎是错误的……教会不应成为建制的一部分，而应当成为群众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注六）这就是为什么，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同解放神学实践者联盟。
任何人稍为认真阅读马克思，不难知道，他的学说与苏共和中共根本相反。把孔子变成中共专政的辩护者，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以至坏宗教的，是官僚统治者。马克思自己好像有先见之明，所以说过“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咒骂变成科学
或云，不正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才造成大跃进悲剧吗？这种质问，反映作者连常识都没有，遑论科学了。马克思从来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开始（开始也不等于完成）；在贫穷国家硬搞，只能导致他所谓“否定个性的粗陋共产主义”。（注七）就是在先进国家，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定下限期，没有五年计划，要在何年何日之前，完成社会主义。周舵不去归咎这些官僚统治者，却去归咎马克思，不多不少，正正为苏共和中共开脱呢。
其实，周舵骂马，不是重点，他反“激进主义”，因此出来反占中，才是重点。今天中国，恰恰回到了鲁迅所说的，“搬动一张板凳都得革命才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马克思那种理性思维和实践公义，两者并重的精神，的确值得参考。既然是理性思维，自然也要以批判精神对待他的著作。可惜，周舵的批判，咒骂很多，科学却很少。
注一：《读书》杂志，2007年6月。
注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中文版，联经，2011年，62-3页。
注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M.E.Sharpe, 中文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四：同上，29页。引文见马恩全集33卷333页。中文版译作“信条”，但英文版是“教条”：”His (Bakunin) programme was a superficially scraped together hash of Right and Left – …atheism as a dogma to be dictated to the members, etc.”
注五：黑格尔法哲学和批判导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关于马克思此言的较为详尽解释，请参考笔者《法轮功，江泽民与马克思》。
注六：《解放神学与拉美革命》
注七：《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