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和Facebook的主流民意难得统一，这边厢中国网友骂崔健装逼（假装很厉害），那边厢香港网友问谁是崔健。上周的音乐节目《中国之星》上，崔健和许志安的对话成了“强国人打压香港人”的又一例证。这档据称面向专业歌手的真人秀节目，采用导师推荐制，500名观众则决定名次。赛制虽与《我是歌手》颇类似，但三位“巨星推荐人”崔健、林忆莲与刘欢找来的音乐人，明显更侧重表达的多元与独特。第二期节目上，林忆莲推荐的许志安演唱了由张学友原唱的《怎么舍得你》，崔健先后追问许志安和林忆莲选歌考虑，却引来了打压广东歌的争议。
被制造的新闻？
《壹周plus》给出的标题是《打压广东话？强国崔健插爆许志安》，指“（崔健）曾经去过日本、西班牙，仲有香港等讲唔同语言嘅地方演出，难道佢觉得全世界都一定听得明普通话嘅《一无所有》？”《立场新闻》则话锋一转，“有网民认为……年轻人熟悉香港乐队Beyond的歌，多于崔健的歌曲《一无所有》。”崔健在发问前坦诚交代“我真的是对这首歌实在是不太了解，我也承认我没有听懂”，也被嫁接成傲慢的“可是我没有听懂”。陶杰则怀疑替崔健“炮制”了一通专访“我听不懂粤语，也讨厌香港人只懂拿《海阔天空》等老歌自我陶醉一番。老是缅怀过去，老是浸淫在二三十年前的文化，说明香港的可悲。香港近二十年，完全没有诞生和输出任何优秀文化。”只可惜这段话我怎么搜，来源都是《苹果日报》的陶杰专栏。
在这样的叙事设置下，很多人没注意到崔健不满林忆莲推荐许志安的原因是，“为什么没有更现代更年轻一点的香港人来登到大陆的舞台上，去表现他们自己的声音？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二十几年前的香港情歌，已经足够代表香港了。”这究竟是觉得香港音乐不重要、老歌没有代表性，还是觉得将曝光机会留给成名歌手很浪费、认为香港音乐不止有20年前的流行情歌？年轻人熟悉beyond多于崔健很正常，但如果年轻人提起广东歌只知道beyond，这对实际上越来越蓬勃丰富的香港音乐，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乐坛大佬参加音乐节目，只是在自己的成名朋友里兜兜转转地选人并一再重复安全讨巧的经典情歌，这是对音乐负责任的态度还是怕麻烦送人情？崔健的真实意图被略过，除了媒体对刺激性语言的追逐，还有多少是因为，见惯了来自北方的傲慢，看到“内地人”“广东歌”的字眼就会下意识解读？
反霸权者，可能建立另一个霸权
这段话能发酵成新闻只说明，某些人（以及越来越多人）只有单维度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且越来越趋向为了表态划阵营、为了凝聚意识形态，无偏差地制造假想敌并竭力附会不管站不站得住脚的证据，甚至没有了解事情原貌的意愿。别忘了，2012年崔健在深圳个唱，演到描述中港关系的《超越那一天》，屏幕后打出的是反国教画面。无限延展的想像力、残缺而讨巧的逻辑除了带来短暂的兴奋并无助益。只“内地人”、“广东歌”这几个字就能唤起同仇敌忾，固然可以解释为面对一个全方位强势帝国的下意识反感和不得不警惕，但对香港同样是危险的信号。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正凝视你”并不遥远。霸权之下，还有反霸权者可能建立的另一个霸权。动辄将一般性批评上升为政治/身份议题而少检视自身问题，不仅带来文化上的保守和议题筛选，也是用试图抵御的逻辑自我矮化：制造假想敌以凝聚民族情感的手法，本就是北京嫺熟使用多年而香港同样深受其害的。这个敌人，可以是日本，可以是香港，被仇视被剖解的对象取决于时机，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却浸透在生活、舆论、娱乐中；在今天的香港，这个敌人可以是崔健，也可以是任何表达方式稍不称意的人或群体，虽然不再是自上而下有意引导的舆论风向，背后的操作方式却并不陌生。
说这种逻辑危险，或许可以回到为什么对抗性的民族感情危险。当朴素自发的情感变成媚俗刻意的灌输式共鸣和指哪打哪的工具型口号，失去了真实基础却有着强大动员力的“精神高地”会变得伤人伤己。占据道德高地所带来的不容置疑，是一种泯灭个性并且缺乏良性循环的话语霸权。集体性的爱与恨，很容易令一个族群变得敏感脆弱，甚至缺乏生活在真实中的勇气与能力。
谁的傲慢，谁的偏见
撇去地域偏见，回到最具争议的“现在是21世纪，2015年，你让观众听一首老歌，而且它是用广东话唱，你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把广东话换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这句话还显得那么刺耳吗？对于非广东话母语的人群来说，广东话是这首歌的属性之一，这个属性就如它“创作于20年前”，既可以是影响部分受众聆听体验的障碍，也可能是令它风味卓绝的亮点。是前者为何不惧得罪观众，是后者为何用这首歌而非其他歌是否别有深意，都可以成之为一问。这一问的不巧，只因它发生在广东老歌成为不容触犯的精神符号与中港矛盾不可调和的2015年，而它还偏由心直口快表达欠技巧的崔健在一个本应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真人秀舞台说出口。
前有黄安陈净心举报卢广仲卢凯彤台独港独，后有“投共”摇滚教父崔健打压广东歌──偏见累成的脚本可以多么顺畅自如地写下去，只可惜这逻辑未免太小瞧崔健也太小瞧香港音乐。我甚至怀疑，第一个将这件事当新闻写的编辑，恐怕并不知道崔健是谁、也不在乎他是谁。只需要看到香港歌手、广东歌和一个戴着红星帽子的土兮兮的北京大爷──正如惯性想像中那些豪掷千金而衣着不得体的中国土豪，富于戏剧性的几个要素已经构成。就这样，表达方式问题变成了用心问题，主流娱乐产业与独立音乐圈的思维模式冲突变成了中国与香港、普通话与广东话、大汉族中心主义与香港作为一个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
崔健对许志安的质疑中是否包含大中华情节，我不敢下定论，至少我很难如某些评论者，从崔健短短几句话引申出他没听过黄之锋。将质问一次广东老歌演绎等同于质疑广东老歌的价值，再将之等同对香港文化的轻蔑和对广东话的不尊重，中间跨度未免太大。
不可否认，部分中国音乐人和亚文化推崇者对港台流行乐心存牴触，两年前王小峰那篇《Beyond：撒了一点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回响尚在。但这未见得能适用每次对香港流行乐的批评。不回到具体语境中，似是而非的批评不过是情绪宣泄。
一个娱乐节目的不速之客
崔健不该来。这是我听说崔健竟然参加真人秀节目的第一反应。一个声援六四拒绝春晚被中国政府禁演多年的乐手、一个因为反假唱得罪同行的娱乐圈外人、一个从不忌惮说实话而且从不试图有技巧地说实话的人，怎么可能适应以话题性和关注度为首要追求的真人秀节目，怎么可能确保自己的意思不被扭曲、自己的理念得以传达，怎么可能避免自己变成节目组有意引爆的火药桶？
更重要的是，当明星也是一种高难度的技能，一种崔健绝不可能掌握而欣赏者也未必希望他掌握的技能。这种技能意味着尊重受众而非艺术、意味着收敛锋芒小心做人、意味着一团和气大家发财。我没有贬低娱乐明星的意思，只是想指出，崔建是没有娱乐性的人，而《中国之星》这类节目再怎么用音乐包装，也逃不过娱乐节目的宿命，中港矛盾也不过一例新添的娱乐佐料。在不合适的地方坚持不合时宜然而并没有错的音乐判断，只会带来误会与尴尬。
深情稳妥地演绎一首经典粤语歌、唤起中国听众对粤语歌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再勾连自己的人生体验，许志安恐怕觉得颇为委屈，这不就是古巨基邓紫棋在《我是歌手》里玩的那一手吗？这一套当然行得通，微博上力撑许志安痛骂崔健傲慢无知的可不在少数。只不过，许志安错将《中国之星》当做《我是歌手》，做足了工夫却去错了方向。
被定格的粤语老歌，“被消失”的香港音乐
许志安/林忆莲认定中国观众对粤语老歌买帐，大概是从过去几年频繁参与真人秀节目的香港歌手那得来的经验。我们也许会从中发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音乐在中国节目的形象被限定在经典粤语歌？这个音乐上的香港难道不是被建构的形象？当经典粤语歌成了满足中国观众关于香港的异域想像与怀旧寄托时，这对香港音乐是幸是不幸？整件事里最堪玩味的是，我的朋友里相信崔健绝非看低广东歌、不尊重香港音乐的，恰恰是香港的独立音乐人。崔健正是关注与关心那些年轻、多样的广东歌，才会有此一问，“为什么没有更现代更年轻一点的香港人来登到大陆的舞台上，去表现他们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管控也许可以代答一部分。上周末东莞举行的南方草莓音乐节，卢凯彤就因为曾表态支持占中被取消演出。的确，香港音乐人对社会议题越来越关注。在文化管制空前严格的中国，连日常演出都可能受干扰的音乐人，如何能登上电视节目，崔健这一问未免天真。
但除了政治因素呢？这中间可以松动的空间、可以打的擦边球，还有多少没被充分利用？以这档节目为例，崔健推荐的音乐人分别是子曰乐队、杨乐和谭维维：子曰是老牌摇滚乐队，音乐融合方言与曲艺；杨乐是科班出身的长笛手和口琴演奏家，创作的一面却从不为人知；谭维维相对主流，但也算是剑走偏锋的歌手。选择未必最佳，但这至少是份意在拓宽大众审美的名单。
消失的香港新音乐，有多少源于被动多少出于主动？即便不能邀请年轻歌手，是否可以推荐新歌、是否表达上可以有些新意？独立音乐要开拓空间，主流音乐人同样不必自我限制。香港音乐未见得只能躺在20年前的战绩上。旁观者越是这样想，越该端出新菜式而非更顺从地摆造型。演绎经典歌就能换取安全评价的时候，也意味着锐意求变之路被封堵。
超越那一天
崔健的确已是上一辈人的记忆了。几天前我还看到，一位意在吹捧崔健的中国娱乐记者报导说崔健早年作品不涉政治。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描述，与投共、捞金、打压广东歌的怒斥，共同构成一幅盛世奇景。与其说这是对崔健无知者的误读，不如说这是急于下判断的时代，撞上政治神经格外敏感的族群。崔健还有他过去二三十年的作品和人品作担保，那些无力申辩也无人代为申辩的人呢？大概只有崔健19年前就预言的情形“如果恨起了作用，那我只能伤感的去回忆”。
崔健确实说过的一句话是，“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也许我可以再引申一点，只要将具体的人抽象化、将具体的事符号化，我们和我们试图抵抗的，就是一类人。别以为立场不同，这两者就不一样。
（张淼，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