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区议会选举11月22日正式落幕，由于这是去年底雨伞运动爆发、以及今年6月立法会否决了“假普选”的政改方案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意测验。选举结果考验亲北京的建制派与泛民主党派，到底谁才能掌握香港民心。雨伞运动开启了青年参政风潮，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与积极的小区居民也发起种种“伞后组织”，再加上在运动期间号召勇武抗争而大出风头的激进本土派，这些新兴势力的参选也使得这场基层选举格外有看头。
在选举前夕，大部分的观察都认为民主派的选情吃紧。不只一位泛民资深领袖私下向我透露，要维持区议员不到四之分一席次的现状，都算是艰困的目标。这样的悲观猜测是有下列理由：
首先，乘着2003年反23条国安立法游行的声势，泛民一举获得近半数的区议员席次之后，北京决定直接插手香港政治，中联办的辅选与组织工作更加积极。因此，建制派的区议员席次从2003年的52%，提升为2007年的70%与2011年的76%。从逢年过节的送礼吃饭（亦即是香港人所说的“蛇宴斋粽”），到中联办的候选人协调与责任区划分，以及区议会直接拨款给建制派所掌控的社团与协会。短短几年内，北京已经打造了一道牢固的“选举长城”，这使得反对党逐渐丧失了基层支持，他们的舞台仅存立法会与街头。理所当然，如果建制派在这次区议员选举能再延续以往的攻势，甚至仅只是拔掉几位指标性泛民议员，就更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香港人民对于占领运动的公民投票。
其次，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相比较，香港的雨伞运动持续更久，也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与关注，但是其政治后果却是有明显的不同。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在2014年12月进行的调查，53%的台湾人赞成太阳花运动，高于反对的47%；香港的比例则是相反，47%支持雨伞运动，而53%则是反对。
如果说太阳花运动在台湾是一项政治资产，而雨伞运则在香港则比较可能是负债。这并不是说，香港人追求货真价实的特首普选之集体意志，低于台湾人对于黑箱服贸的反感。真正的差别并不在于两场大规模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否反应了人民心声，而在于运动所带来的附带损害；毕竟79天在繁华市中心的封街占领，对于小商家与居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有迹象显示，尽管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直接挑战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但是其政治对手也不得不肯定运动的正当性。马英九总统在今年元旦文告中，提到“年轻人怀有比较高的理想性与正义感，对不公不义的事，特别反感。如果政府说明不清或做法不当，很容易引发误解与批评”。无论这样的政治修辞是否真诚，可以确定的是，梁振英特首绝对不会讲出类似的话语。也因此，这次区议员选举中，尽管许多受雨伞运动感召的香港人投入，这些“伞兵”通常不会表明自己的运动经历。他们反而采取因地制宜的选战策略，在外国人与管理阶层较多的小区，打出中英文对照的文宣，以西装革履的打扮展现自己的专业形像；在公屋群聚的小区，则是强调小区服务与民怨的改善。反倒是有些拿黄丝带标签到处张扬的候选人，他们与建制派的关系被网民起底，原来根本是意图瓜分泛民选票的“假伞兵”。
事实上，从公共论述与空间来看，“雨伞运动”看似成为一种充满暧昧的符号，参与者低调避谈，而反对者则是高调批评。在选前的香港街头，到处都有“毋忘占中祸害、慎防动乱再来”的图片展，这群疑似有建制派资金挹注的反占中人士，特意将雨伞运动描述成暴力抗争，提醒选民不要投票给民主派人士。左报见猎心喜，痛斥反对派候选人“隐瞒占中立场”，存心欺骗选民，完全展现了共产党斗臭、斗倒的流氓无赖行径。
第三，早在雨伞运动爆发之前，香港的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早就因为双非子女、自由行、水货客等问题而裂解成为对立的势力。从激进本土派来看，向来抱持谈判路线的民主党即是垄断了香港人与北京沟通的管道，并且从中谋利，无异是“离地卖港”。同样地，长期领导社运的“左胶”分子倡导一套和平与非暴力的价值观，无法形塑出强而有力的挑战，根本是毫无用途的“维稳社运”。
在雨伞运动期间，勇武派崛起，甚至取代了原先较为温和的公民抗命理念；等到运动落幕，四所大学公投决定退出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之风波，反映了香港大学生对于学联领导风格之不满。大破才能大立，先置于死地而后能复生，因此，激进本土派认定追杀温和的泛民，远比挑战执政的建制派是更为重要的任务。打着“本土起义”旗帜的热血公民这次推派六位参选人，其中五位就是特意与民主党“撞区”，明显摆出“内除国贼”优位于“外抗强权”的姿态。
相对于此，早在台湾太阳花运动出现之前，从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2009年的热比娅事件、到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一般公众所感受到的“中国因素”是越来越明显，也更加侵蚀既有的言论自由与媒体自主。近几年来，随着本土国家认同日益高涨，黑箱作业的服贸协议激发了台湾人的危机意识，“自己国家、自己救”，这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即是有力地呈现了这样的想法。太阳花运动主要领袖高举“台湾独立”的旗帜，在当时完全没有一点违和感，也不是令人意外的。在太阳花运动结束后，尽管有其不满与怨怼，不同势力仍决定“分进合击”，共同将国民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而不是制造无谓的内讧，即是显示本土认同所带来的团结效应。
最后，就选举规模而言，香港的区议员选举相当于台湾村里长选举，只要一两千票就可以当选。理所当然，越是贴近基层小区的选举，其关切的事项越是“去政治化”，像是捷运站的出口设置、路树的维护、流浪猫狗的处理等，很难从这些零碎的议题拼凑出来具有原则性与理念的政治图像。
台湾目前一共有7,851位村里长，其中超过四分之三是无党籍，连长期以来垄断地方派系的国民党也无法在此享有优势。这显示，在民主化后的台湾，国民党逐渐丧失其基层控制；相对于此，在主权移交后的香港，共产党则是日益精进其操控基层选举的治理之术。在港英时期，共产党采用的是“交朋友”的统一战线；如今一套绵密的恩惠与忠诚交换体系已经浮现，支撑起北京对于香港的持续控制。这样的情况有点像是国民党在战后的台湾，从一开始掠夺与屠杀的外来政权，逐渐转形成为稳固的恩庇侍从主义，地方派系成为其可以运用的政权协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