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会不知道香港相比于大国，力量差距之大。只是因着历史的风云际会，香港有相当的“利用价值”，香港得以有一个有别相异于其他省市的独特地位。这地位令香港人处身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政治和道德位置（moral status）。依道德自由主义的想法，香港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每个中国人都该是如此，就和世界其他的人一样。但香港人比起中国人更大程度的自由和权利，有心人从这角度出发，提出香港民主运动即中国民主运动的论述，这不但建基于平等，更建基于彼此属同一道德共同体的想像中。
唯一国vs. 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却绝不平等。官方不断强调这一点，天朝论述也是这种策略。在实然层面，香港在道德位置较高但政治地位却较低，两个层面的背驰，加上“一国两制”的架构制度，反而令中国人是否和香港人属于同一个道德共同体的问题浮现。
如果香港人都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人人都是平等的，所谓本土派与大中华之争本来不是问题。但现实的人处于无偏私与偏私之间。但，偏私不一定是自我利益，而是“我”、“你”之别的建构和形成。刘兆佳曾指出香港人过去的“私”是家庭，现在中港矛盾可以反映香港人的“私”已扩展至整个香港。“保衞香港家园”、“我城”等类似的话语都透视出这种变调。同样，“本土优先”也可算是这种“自己人优先”思维的变型。
香港与中国──工具式关系
“没有国，那有家”的口号或能突出国的重要性，但却是将家国分离，香港人未能把握家国合一的想像，甚至一直有国家威胁个人和家庭的恐惧，香港人“私”的观念自然应运而生。
更关键的是，香港和中国的关系一向是一种工具式的关系，构成性的关系很弱。这意味香港如果不能达到中国一些目的，她就没有资格作为中国一部分了。讲资格和讲国即是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逻辑。“为何不收回香港？”、“香港还有什么利用价值？”、“香港在中央眼中重要性愈来愈低”、“如不贡献祖国，连基本权利也收回”这些论述一直贯彻香港人的脑海。香港是被“利用”的，虽然香港人不少也希望能“利用”中国发财致富。“一国两制”也只是统一过程中，以香港成为实验手段──这是中国政府也不会抵赖的事实。于是，一系列的“恩情”如东江水、CEPA和自由行就成了拯救香港等论述被揭露成是中央“利用”香港时，这种“利用”结构由是巩固起来。
“香港”利益 vs. 谁的利益
但说到底，在全球化全球市场化之下，哪个国家／地方不被利用，同时利用他人？不过，以香港利益为先的“本土派”把握了这种现实，当大家都仅仅讲利益关系时，还有什么理由还要为无条件为国家“做事”？还有什么理由要为世界公民担当义务？他们投射出“大中华胶”的对手，认为他们看不到这种现实。然而，这种本土论有两个盲点︰一、为什么有所谓的“香港”利益？“谁的利益”不会是更切当的问题吗？谈香港利益时往往将香港人最关注的土地问题隐藏掉，如地产霸权。阶级的问题全部消灭，本土优先取代穷人优先、弱者优先。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罗尔斯主义者（强调差异原则）最应该担心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因为本土不本土的问题，而是将伦理关系排除掉的一种工具理性运用而已。
就算真有“本土利益”，高举本土利益是否就合乎本土利益？特别是当对手要榨取你的资源时？你的对手也不是傻的！所以，不少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盲动，情绪可以理解，但策略不算聪明。不过，在大家都没有长远的政治蓝图时，愈短视却愈能平伏内心的焦虑。
我们有真正的共同体吗？
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去呈现这种“本土性”？如果这种本土性是一种价值，比如尊重法治、公义，这就成了普遍性、放诸四海皆准的“本土”。
国民教育的阴霾、天朝大国的话语，都令“本土”成了一种对抗下迫现出来的概念。然而，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去呈现这种“本土性”？如果这种本土性是一种价值，比如尊重法治、公义，这就成了普遍性、放诸四海皆准的“本土”。自由主义者当然强调这种进路。但是，香港的本土必然会有香港的独特性，也即界定这群体之为这群体的特质。在全球化下，我们真有这种特质吗？
这些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特质”又会拿来对抗全球一体。香港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游移，而令到道德共同体的想像也浮动起来。有时候，香港人靠近台湾，有时候，香港人甚至靠近南洋华人。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没有想过如何靠近自己，如何靠近身边的人。
香港的本土必然要在更小的单位去培养和实践。但是香港的城市设计却是把人分散得七零八落，人们在他们的“㓥房”中去过自己的生活，但其实都是相同的生活，打机、上网、看某种节目。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和娱乐。这种孤独而有好像自由的生活，正是人们无法想像彼此是同一社群的理由。莫说是香港，就连住在同一大厦的人生都没有任何交织，这如何谈共同的“好”？
要重回到生活世界
道德共同体或许是由人为的国界去构成，但同时亦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去塑造和摸索。我们和动物相处的经验，和弱势群体生活的时光，都让每一个道德主体学懂将他人纳入自己的生活。然而，我们由上而下都在这种“利用”式的工具理性之下，由我们的工作散播至我们的娱乐、休闲。“本土”、“道德共同体”这些宏大的词语，务必要重回到生活世界。这也是种种另类生活呈现的本土性，重寻人际关系、集体掌控自己生活，如务农、工会等等。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的缺欠就是，他们的论述和这些活动似乎关系不大，因而呈现一种“理论终归不实际”的假象。但右派、市场主义者理论永远“着地”，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身在市场之内，这当然包括自由主义者。这种缺欠，就成了种种“离地”、“胶”的标签。我们需要“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但在学院，而在各种领域之内。如果有这社会学背景，左派才能有效地定义道德共同体的边界，而不流于大家都在概念上是自由平等道德人。也即是说，“左胶”一词是社会学概念，而非学术标签。（四之三）
（曾瑞明，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专研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著有《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