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远东的渗透，始于西伯利亚局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
伊尔库茨克局和远东共和国建立了东亚各国的第一批共产党，但成员大多是旅俄浪人和劳工，在其本国的社会关系普遍薄弱，不足以担当大任，因此旋置旋废，并不是后来各国共产党支部的直接起源。1921年，共产国际成立了东方局。东方局随即在上海成立分局，联络拥有雄厚人脉的各界大佬。
我们今天所知的国共两党，源于共产国际的二期工作。一期工作招募的山东劳工给历史留下的唯一印迹，就是俄国人为他们发明的山东话拼音文字。他们大多数都在苏联后来的清洗中惨死北极流放地，跟同期接受俄式拼音文字的远东朝鲜人蒙古人殊途同归。
两期工作的间歇说明共产国际还没有掌握目标社会的脉络，缺乏良好的现场感觉。他们的盲目摸索经过了多次误会和碰壁，在熟悉东亚政治和社会的人士看来有点可笑。这些纪录从反面说明，李大钊、张克侠这种深谙军 、政界内情的带路党是多么重要。
共产国际向远东渗透，是莫斯科的“万里长征”
中华民国之所以成为主战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完成国民共同体的建构的国家相当于无主之地。无主之地的抵抗力不仅不如波兰这样业已建构成功的国民共同体，而且低于朝鲜台湾的日本殖民地和南洋印支的欧洲殖民地。
我们从长期历史和全球博弈的高度鸟瞰一战结束后的远东局势，就会看出共产国际的东向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因为列宁本人的战略部署，尤其因为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失败使他们别无选择。
远东战略相当于莫斯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意在通过迂回战略包围敌人薄弱的侧翼，以免在革命事业在输掉正面战场后立刻全线崩溃。原因在于，欧洲列强从战争爆发开始就撤除了远东的大部分力量，客观上留下了易于渗透的真空。远东共同体建构比东欧慢两拍，比中东慢一拍，本身就构成薄弱环节。
美国推行威尔逊主义，削弱了殖民主义的正当性和列强的团结行动能力。日本对欧洲的羡慕和嫉妒虽然尚未浮出水面，至少已经构成渗透者选择目标时值得考虑的参数。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大方向，战后的远东必定会如列宁同志所说“限于鼎沸状态”。
然而，大方向的确定并不足以保证路径的锁定。同样的大方向上存在多种可能的路径，取舍仍然部分取决于当事人的决断和阴差阳错的命运。莫斯科的革命家在其间歇期或盲目摸索期，往往会根据目标社会的反应决定下一步的走向，也就是经常选择抵抗力最小的方向或迁就熟悉目标社会内情的带路党人。
中华民国之所以成为后来的主战场，除了地缘形势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完成国民共同体的建构的名义独立国家相当于无主之地。无主之地的抵抗力不仅不如波兰这样业已建构成功的国民共同体，而且低于朝鲜台湾的日本殖民地和南洋印支的欧洲殖民地。后者至少是有主之地，宗主国保卫殖民地的决心和资源大大超过她们保护上海租界、更不用说内地友好政权的决心和资源。
莫斯科的代理人在其摸索阶段，最初并没有锁定国民党。他们根据布尔什维克在欧洲和俄罗斯革命的经验，希望找到相当于社会民主党这样的进步势力，然后打入寄生对象内部，篡夺其躯壳和资源，最终发起（寄生对象本来应该做、实际上有力量做，然而却没有而且不肯做的）革命。他们费了很大精力说服孙文和吴佩孚联合起来，由孙文担任政治领袖，由吴佩孚担任军事领袖，共同讨伐苏联的敌人和反动势力的堡垒张作霖。
他们明显不能理解，孙文为什么强词夺理地为张作霖辩护，因为如果张作霖都能说成反日势力的典范，科尔尼洛夫大概也能说成亲苏势力的典范了。吴佩孚最后出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外蒙古问题上没有孙文那样灵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160页）
梁启超虽然坚信孙文身边遍布苏联间谍，但这些代理人至少在1922年还没有能力阻止孙文接受张作霖的资助和利用段祺瑞的人脉。前者保证了滇桂联军进军广州，将陈炯明赶回惠州老家。后者疏通了皖系主导的福建当局，为许崇智的残军找到了避难所。孙文在1923年重返广州，离不开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幕后运作。张作霖兵精粮足、财大气粗，是三角联盟的真正主人。段前总理和孙前总统都已经无家可归，只能以其老关系为张大元帅服务。无论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张作霖都是苏联真正的敌人和障碍。
吴佩孚和冯玉祥都能在张作霖背后刺一刀，孙文渴望的广州政权却只会在张作霖的敌人背后刺一刀。苏联代表一点都不高兴让他们的活动对象打回老根据地，并不令人惊讶。（《马林在中国的有夫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8 页）然而他们并不是孙文唯一的资助者，所以阻止不了1923年的大元帅府成立。
苏联为何选中了国民党？
苏联对陌生的东方社会仍然缺少庖丁解牛式的自信。孙文和蒋介石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相对成功地操纵了自己的资助者，将革命路线引向征服东南半壁的斗争。
苏联对孙文和国民党的政策，主要出于反帝全球战略的考虑；对张作霖和满蒙边区的政策，主要出于苏联地缘安全的考虑。前者的假想敌是大英帝国和国际资本主义，二者以上海和香港为其远东大本营。共产国际反对英国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理由，跟本拉登和巴格达迪反对美国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理由相去不远，是超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之上的。
然而，苏联在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党的红色政权，在内蒙古建立冯玉祥国民军的粉红色政权，主要是为了在地缘上解除张作霖白色政权对远东边界的威胁，毕竟这些地区根本不存在值得反对的资本主义。
莫斯科对华南和南洋没有地缘意义上的关注，不想将宝贵的组织资源和财政资源浪费在远离边界的大片农业地区上。孙文打回广州以前，他们反对孙文回粤。蒋介石发动北伐以前，他们又反对蒋介石离粤。他们希望国民党像爪哇的穆斯林联盟一样，甘作上海和广东工人运动的保护伞，冲向反英斗争的第一线。国民党虽然充满了反帝分子和社会主义者，蒋介石尤其敌视英国人，但他们对“革命武装割据”和“有土斯有财”的执着，仍然使俄国朋友感到迷惑。
显然，这时的苏联对陌生的东方社会仍然缺少庖丁解牛式的自信。斯大林在三四十年代的精明和老练，离不开长期斗争的尝试、失败和淘汰。孙文和蒋介石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力量的劣势，相对成功地操纵了自己的资助者，将革命路线引向征服东南半壁的斗争。（《致蒋中正函 H1922 11 21 日》，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616-617 页）如果孙文在1921年去世，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残余就不一定能具备同样的操纵能力。
在孙文过早去世的世界上，蒋介石的前途是非常黯淡的。苏联能够笼络的势力会少得多，但他们对这些势力的操纵能力会大得多。苏联根据自身认知图景设计的革命路线行事，至多能够造成一系列省港大罢工和上海暴动式的事件。扬子江流域的各省将会留在军官和绅商手中，倾向于执行跟主要贸易伙伴大英帝国合作的路线。满蒙边界的对抗如果升级，双方都会延伸自己的战线。苏联很容易通过冯玉祥、盛世才式的经营，将脆弱的西北各省、乃至华北各省纳入囊中。
若无列宁主义组织与苏联，远东到内亚没有大一统的机会
香港和上海租界或者变成自治权有所增加的殖民地，或者变成新加坡式的城市共和国。TPP的发起成员国当中，大概是少不了她们的。如果流俗所谓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确实是人类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世界肯定比我们所在的平行世界更加美好。
若如此，历史将会忘记国民党北伐军和吴佩孚的战争，记住国民军东征军和吴佩孚的战争。如果冯玉祥得到蒋介石在平行世界得到的全部资助，对张作霖造成的威胁会比平行世界的郭松龄战争和南口战争大得多。张作霖除了更加彻底地倒向日本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九一八事件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和可能。
冯玉祥政权不具备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平行世界具备的条件，没有多少机会在苏联／日本和西方之间合纵连横。东北亚将会提前出现冷战和局部冲突交织的局面，把苏联和日本变成公开和无法妥协的敌人。朴正熙在平行世界的韩国执行的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路线，很可能在张作霖继承者的统治下出现。
如果欧洲的二战和冷战仍然大致按照原有剧本展开（因为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影响总是比反向的影响小得多），日本就会变成远东的弗朗哥政权：竭尽全力反苏剿共，没有余力南下侵犯欧洲人的势力范围。这样的日本有可能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威权国家一样，在欧洲冷战白热化以后加入美国的阵营，和平过渡为大正民主的某种深化版，但无论如何都会保留更多的君主制和贵族制遗迹。
东南半壁的军绅政权可能通过联省自治的过渡，瓦解为继承了1923年宪法传统的几个联省共和国；即使能够维持松散的联合，也不会比放大版泰国和马来亚更有参加总体战的能力和愿望，依附英美的搭便车策略是她们最自然的选择。香港和上海租界或者变成自治权有所增加的殖民地，或者变成新加坡式的城市共和国。TPP的发起成员国当中，大概是少不了她们的。如果流俗所谓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确实是人类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世界肯定比我们所在的平行世界更加美好。
唯一多少有点令人意外的是：这个世界之所以未能出现，国民党的责任居然大于苏联和共产党。列宁主义党国的性质和后果基本一致，不会给世界造成多少悬念。半列宁主义集团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和不确定性，前面的推演已经显示暧昧的害处大于赤裸裸的破坏。这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国际共产主义崩溃的余波当中，国民党居然受到更早和更大的损害。
如果流俗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东亚社会的最终目标，我们就很难避免以下的结论。没有列宁主义的组织力量和苏联的干涉，从东亚到内亚的广大土地没有多少统一的机会。这样的统一如果出现，就会断送流俗所谓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存在机会。
（作者原标题：低城堡里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