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思路，其实从未认真面对“议题”本身，而将人的不同处境、位置、结构和选择化约成简单的私人恩怨。只有“不跟你好了”的喜恶，没有议题，几乎就是《三十三年梦》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爱之即是、恶之即非，这样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抒情性格，或许不该以世俗常理度之，但偏偏作家又多次自况“理性”。
此中张力，或许可从作家念兹在兹的胡兰成找到渊源，那样一个纯主观的、抒情与审美的、可以凭一己之好恶（如果不说是算计的话），无俚头地将朱天心少作与李白并列。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朱天心终于在此书中质疑了胡爷的判断一次：“我始终好奇他看到的是什么？”（p.41）但也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作家接下来飘开思绪，只写胡的判断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而不再去试着挑战他。从那整套胡说的世界观中打开一条裂隙的机缘一闪即逝，而这样不考究实事因果而仅有直观喜恶的思维，也就熔融整本书中，再难摆脱。如同黄锦树五千字版书评〈藤壶与盟誓〉所言：“胡的辩术、世界观终究会限制了朱家姐妹。以她们的资质，在小说上应该可以走得更远。”
议题并不存在，于是这就让我们困惑了，当作家说她“只肯站在文学立场”（p.148）的时候，她的文学主张、那个立场究竟是什么呢？除了一处提及：“美学形式在文学艺术里相较思维、意义……是次一等的衡量价值标准……要做到触及或内有思维的，才是我以为了不起的作家。”（p.177）以外，我们看到的全是负面表列。但“内有思维”是什么？能在贫瘠的思想中种植出来吗？难道所谓的“文学立场”就是指“不写不看不理解那些我不喜欢的政治”？（但喜欢的政治可以写，那仍是“文学立场”？）
也许更大的问题是：台湾的文学评价系统出了什么状况，会失去鞭策一位重要作家砥砺思想和知识的能力，使其陆陆续续被宝爱她的读者超车，焦急在前方等待而不得？
是的，我们怕读朱天心，因为读者若在其中寻找“议题”，只能如上节一般两败具伤；而我们也愈来愈难在她的近作中找到“文学”的经营了。两股她最割舍不下的、以及一股她最不愿妥协的力量，把她逼近了死胡同里：胡兰成的精神影响、来自父系的身份认同；以及台湾势头难止的本土化运动。如若作家能将上述批判，全视为不值一哂的俗见，专心致志发展一种美学的话，那或也自有一番风景，但总是忍不住频频回顾，虽也是一种有情，却也使作品僵滞不前。
《三十三年梦》的写法，会令人直觉地想到《击壤歌》（而非同题的《古都》）。那样辄起辄止，不着意布局的形式，仰仗的就是作家思路上的轻灵，使读者喜爱的是人格特质而非技术。但心眼已无少时柔软，怨念更胜当年的作家，恐怕已难在这方面讨得了好。因此，书中最好的篇章，几乎都是中后段较短的几篇，特别是那些不带敌意的段落，比如写黄锦树、写父亲的亡故、写张大春骆以军同行的旅程、写动保诸章。而最使人动容者，首推写橘子猫之死的章节，无论是谢海盟磨毒果还是携遗体重游京都，都是能打动人心的细节。篇幅短，布局的凌乱就不致突出；不带敌意，就能扬抒情之长而避思想之短。
整体而言，我们仍然难见此书有太大的文学突破。当作家的书写紧贴记忆去写，这也就意味着思想会很大程度决定此书的状态；而在形式上的“野放”，也就使得文章写起来仅有熟即而流的风格标记，少有文字上的突破。比如她的读者必然几乎可以仿制的朱式长句：除去标点并叠合多个短句、在某些短句后方添加“的”、“著”使之形容词化、多用“我尤爱／我总爱／一眼就爱上”之类幼小的腔调，比如：“我们一身露手露腿的夏著，顾不得原先想到河心时背背赤壁赋的只忙把手帕掏出系颈项，一路仍只赏那渔火而不忍看那鹈鹕，只盟盟专注到、重温她前生的营生似的。”（p.237）就此而言，〈文学答客问〉中的“藤壶”说是诚实的，此书应当视为盘整，而非高峰。
“朱天心”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文化象征，已经被拥护与批判阵营双方的大量论述淹没，以致本体凐杳难现。
最后，我想回到第一节被我搁置的问号：和解的可能？
虽然前两节的讨论，似乎有些不容情面，但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清创”的过程。长久以来，“朱天心”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文化象征，已经被拥护与批判阵营双方的大量论述淹没，以致本体凐杳难现。而在化开“误解”，进而“理解”、“和解”之前，这样的开敞，我想对我们这些总是怕读却又非读不可的一路追读者来说，是必要的。在这里我想再岔出去，说一件与文本有点关系又有点无关的事：我在自己的脸书上做了个小实验，将《三十三年梦》中全段抄引的“族盟”宣言贴上（p.346），隐去来源，仅将“中华民国”改为“我国”，并且询问网友是否同意这段宣言。
由于脸书同温层的效应，向来持本土派立场的我，引来的网友光谱也就贴近于此，基本上没有一名网友是支持泛统派者，而且多为朱天心视为难解族类的年轻世代。其中超过六成同意、不到两成部分同意（多为对用字之商榷），不同意者不到两成。（调查可见： http://0rz.tw/fQQFD ）这个小小的调查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但我希望能够呈现的是一个讯号：我们彼此的差异，也许没有想像中的那么不可跨越。容或在知识上和思想上仍有落差，但这不是善与恶的鸿沟，而是理解与不理解的差别。虽然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看到连战、谢大宁、张亚中这些名字在书中被正面评价时，确实必须勉力压抑心中的怒火。
但我提醒自己，这本书并不只有这样而已。它也对黄英哲、连根藤这样的人正面评价了，它也提出了我们能够接受的主张，从而有了和解的契机。如果真能回到切实的知识和思想里来，理清那些历史的纠结；如果作家能够理解到，在比三十三年前更复杂的当代世界里，“敢于对它（现实）有意见”，需要的不只是她认定的“诚实、正直、英勇”（p.436），还需要真正智识的视野，那和解绝非不可能的。这对作家、对读者、对台湾的文学，会是多好的一件事。
只是，“那你看吗？我毫无把握……”
就算只有一点点的可能，仍是我们这些读者想要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