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吉将一锅热腾腾的竹笋汤放上桌，10月已经是竹笋最后的采收季，他一脸得意地说：“之后再来就没得吃了喔！”左邻右舍一群人兴奋的围着汤七嘴八舌地谈起竹笋的价格。
30年前，这群人都住在新店的农业区里，靠着务农维生，直到台北市政府打算兴建捷运新店线“小碧潭站”，并以“联合开发”名义征收了大笔土地，大家的生活步调才被打乱。如今当地剩下还在务农的住户已是少数，杨正吉便是其中一个。过去庄里的人，征收后依旧住在附近，每日走出家门抬头一望，就能看见鹤立鸡群的簇新社区“美河市”，盖在他们被征收的土地上。
24年后，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做出“第732号解释”，认定《大众捷运法》允许征收交通用地以外的毗邻地区进行联合开发，已危及人民财产安全，有违宪之虞。长年控告台北市政府违法征收却屡屡遭败诉的地主们，终于露出一丝曙光。
为生活 地主含泪领补偿
释宪，称得上是采三权分立体制的民主国家里，公民对抗国家，维护自身权利的“终极武器”。
“这一块就是我的土地啊！”指着美河市与新店华兴街交接处，美河市大厦外头的一块公共空间，正是取自杨正吉手中，从五十多岁时开始反对这项征收，如今他已七十好几。征收的地界划开杨正吉的土地产权，杨正吉将竹篱笆插在自己剩下的土地上，围着美河市的公共空间，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因为竹篱笆不算违建，所以他们也不能拆。”杨正吉调皮的笑了笑。
谈起当地地主与美河市的恩怨，同为征收地主的范先生说，1991年台北市政府表明需征收土地作为捷运之用，周边土地则要进行联合开发。但3月公告确定征收后才开说明会，而且说明会只有两次。会上地主质疑联合开发到底要怎么进行，“结果我们一有意见，捷运局的人却回一句：‘你们不同意没关系，我们就用交通用地名义征收’。”
“当时完全没有联合开发的细部计划，捷运局却要我们赶快决定要不要参与联合开发，这是要怎么决定？”范先生说，捷运局只给了二择一的选项，要不就是参与联合开发、要不就是领征收补偿走人。但没有看到联合开发的细部计划，也不知道联合开发得耗时多久，“我们这边种田的，没有土地怎么养家，谁有能耐等它联合开发完成再分回？我爸就说万一他开发拖了20年，那不是遥遥无期吗？果然我爸、我大伯都过世了，美河市才盖好。”范先生一脸无奈地说。
那时包括杨正吉在内的许多地主，虽然不愿被征收，却又无法寄望联合开发，拖到领取征收补偿的最后一刻才悻悻然的领了钱，“不领没办法活啊！小孩要养、生活要过，没地种田了你有本钱不领补偿吗？”另一位地主高先生拿出征收补偿的收据，一脸气愤。杨正吉则是拿出另一张未领补偿的单据说，自己留着一块不去领，赌一口气。
捷运是交通用地，联合开发是联合开发，拿张草图出来就说要盖捷运、也要做联合开发，却没有告诉你哪边是捷运、哪边是联合开发用地，根本是拿捷运绑联合开发，逼我们答应。
征收后当地地主联合提告，不过迅速地输了官司。法庭上，捷运局强调此案是依照《大众捷运法》第7条来拟定联合开发计划，预备在捷运系统用地上增加开发功能，并非以联合开发取代捷运。换句话说，就是捷运与联合开发双轨并行，捷运、联合开发同时要做，不能不征地。
“捷运局一直说捷运和联合开发要并行，这根本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捷运是交通用地，联合开发是联合开发，拿张草图出来就说要盖捷运、也要做联合开发，却没有告诉你哪边是捷运、哪边是联合开发用地，根本是拿捷运绑联合开发，逼我们答应。”范先生越说越激动，家族土地被征收了上千坪，让他对于这个案子气愤不已。但法官最后驳回了地主的告诉，仅强调未来若捷运局打算进行联合开发，且与地主达成协议，将可要求撤销征收。
官司败诉后，地主只能摸摸鼻子继续过生活，看着被征收的土地成了公园绿地，“那时我们想说算了，绿地也是不错，大家还能来走走。”1999年台北市核定联合开发的细部计划，但多数地主已忘了要申请撤销征收，重新以协议方式进行开发，“毕竟大家都要过生活，哪有力气一直关心这些事！”高先生有些泄气地说着。
没想到2007年左右，绿地开始围上围篱，外头写着“日胜生”三个大字，预售屋也开始跟着卖。
征地开发 图利建商
地主才知道，台北市捷运局打算进行联合开发了，只是合作对象不是原地主，而是建商。“大家都气死了，怎么会变成要盖豪宅！”高先生说，那时两个地主准备提撤销征收，“结果新北市政府预定现勘那天，闻风而来的地主们也赶到现场。最后来了四十多人，新北市的人吓都吓死了。”
随后地主也迅速组成自救会，向内政部提起撤销征收。“我们去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还遇到前苗栗县长刘政鸿耶。”想起这段往事，地主们兴奋地说，当时刘政鸿正为了大埔案的征收去内政部开会，“我们还问他有没有跟地主好好沟通，像我们就是没有沟通才搞成这样！那时他还说他都有沟通，没想到几年后就出事了……”
组织自救会与官府打官司的那几年，当年的自救会会长、前中华里里长廖明坤还曾遇上陌生人上门，一手拿刀一手亮枪，要他不要多事。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威胁事件与官司有关，大家也只能各自小心。
“律师一听到我们的案子”，就说那根本不是征收，是‘没收’。”杨正吉和其他自救会的9人小组成员也凑了律师费，委托律师打到底。不过官司并不顺利，地主一路输到最高行政法院，期间廖明坤过世，不少人的父执辈也等不到一个公道，就含冤离去。“像我爸过世时，就说一定要打到底，因为他觉得联合开发应该是找地主一起做，怎么会是把地主赶走，然后把土地给建商？这种我们对、政府错的事情，一定要争个道理。”范先生气愤地说。
后来外界才知道，原本一坪（编案：“坪”为台湾计算土地面积单位，约等于3.3平方米）新台币7万元多征收而来的土地，之后却转手让建商盖成16栋高楼大厦，且开卖时一坪开价高达新台币40万元上下，如今在房屋仲介网上，一间51.7坪的房子开价新台币2500万元，一坪涨到新台币50万元。
至此，“美河市”成了弊案的代名词，也让监察院开始介入。2012年监察院针对台北市政府进行纠正，其中指出“本案土地，政府最初以‘兴办交通事业’性质，强制征收者高达85.41%，公有拨用者占13.94%，而参与联合开发者仅有0.65%。联合开发后却有69.25%公有土地转为私有，明显不符比例原则。”
另外联合开发后依照开发前的贡献比例分配开发后的产权，但捷运局不但只以开发前的容积率34％计算，且以1991年的土地公告现值作为计算标准。纠正文中指出，土地变更开发后的容积是开发前的7倍，且发布细部计划时的土地公告现值也已调涨，捷运局的计算基础有明显低估的嫌疑。
捷运局的计算方式等于是将土地拱手让给财团，更不用说这片土地还是从原地主手中低价征收而来的。这样的开发案也让新科台北市长柯文哲相当惊讶，随后组织廉政委员会协助调查此案。
将一般人民土地征收后转交给财团，捷运联合开发案“假公益、真图利”的问题，也在释宪文中明确被指出。在陈新民大法官的意见书里载明，现代国家的建设的确需要民间参与，但要避免沦入私人之手。
“我们本来一看到这个案子，以为是鉴价单位搞的鬼，才会弄出这么一个分配方式。结果我们一去鉴价单位登门拜访，负责人看到我们就哭了：‘一下监察院、一下廉政委员也来，我还要不要活啊’。”负责美河市案的台北市政府“廉政委员”王小玉一看吓了一跳，细细听那位负责人说，才知道原来是市政府提供了一套计算方式，因此不管哪间鉴价单位，算出来都是一样的结果，“那时我们才发现，问题出在市府身上。”
本身也是另一宗联合开发案──双子星的原地主，让王小玉立即摸透联合开发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市政府先是以‘公益’为名进行征收，找厂商来协助进行开发以后，又为厂商量身打造计划。像美河市原本计划容纳7百人，后来膨胀成2千多人，就是市府帮的忙啊。”王小玉解释，计划出炉后，市府再透过鉴价计算，把大饼送给厂商。
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是已经有两名官员被依“图利民间厂商”、“伪造文书”等罪名起诉，虽然还没有查到贪污证据，但检察官认定这是一起“计划性犯罪”。
在民众维权方面，这场官司一路打到“声请释宪”才出现转机。9月25日公布的大法官732号解释文中，大法官发现，《大众捷运法》第7条规定毗邻地区大众捷运办理开发所需土地，依照“有价补偿、协议价购、市地重划或区段征收方式办理”，其实一开始就排除了美河市案中，捷运局使用的“一般征收”。“它要开发本来就应该跟地主谈啊，结果根本是硬抢！”看着厚厚一叠大法官意见书，杨正吉指着上头的文字破口大骂。
将一般人民土地征收后转交给财团，捷运联合开发案“假公益、真图利”的问题，也在释宪文中明确被指出。在陈新民大法官的意见书里载明，现代国家的建设的确需要民间参与，但要避免沦入私人之手，从德国的经验中可以发现，立法与行政监督都可克服此一难题。“立法者负有把关的义务，为可能有利私人征收的可能性，应做最严密的监控与擘划，避免沦为完全图利私人。”而台湾的捷运联开案，却往往只是“纸上的美景”，标榜着公共利益，最后却是厂商“独赢”。
释宪 迟来的土地正义
而早在这份释宪文出炉前，许多与土地开发有关的法令，也都陆续遭大官解释现行法令有疑虑。例如大法官第731号解释文，提及土地征收应合理补偿征收户，以符合宪法保障财产权精神。709号释宪文则是指明《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对于保障人民财产和居住权有不利影响。
与土地有关的法令一再被指出侵害人民财产权，对此，美河市案原告辩护律师顾立雄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认为：“在台湾许多与土地征收有关的法令，大多都是在戒严时期订下。像美河市这个案子，也是在刚解严不久开始推动。在那个年代，要人民牺牲以成就国家建设，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只有政府要怎么执行的问题。”因此美河市的释宪案回头指认出国家的“不正义”，对顾立雄来说，不仅仅揭露了一桩弊案，更带有“转型正义”的意涵。
而近年越来越多的土地征收争议，也标示出国家在产业政策与财税政策上的缺失。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荣就指出，由于缺乏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只能靠着变卖土地换取发展，同时巩固地方派系。“征收土地后，地方政府可以拿到低价地，转手卖出，就能解决财政问题。且土地利益被炒作起来，又能拉拢地方派系。等于一次解决财务和政治问题。”
掠夺人民财产的法律工具是如此便利，让行政部门不假思索的随意挥舞这项武器。徐世荣叹了口气说：“这几年释宪案让大家意识到征收的问题，但还必须斩断掠夺土地换取利益的路，国家发展才有可能走向正途。”
苏永钦出人意表的发言，以及司法院副院长所拥有的行政及人事权，会不会对此后的司法程序带来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乐观看待。
打赢了“释宪”这一仗，美河市的原地主还没能高兴几天，本案再度峰回路转。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出人意表地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说，根据他个人对法律及释宪案的见解，释宪案指正的内容和美河市原地主的权利无关，原地主不能声请再审。
身为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罕见地对个案下指导棋，立刻引来反对党立委猛烈批评，并且揣测苏永钦的发言是替可能会牵扯进美河市案的“前台北市长马英九”保驾护航。
顾立雄则就法论法地指出，美河市原地主当然可以声请再审，能否赢是另一回事；大法官只能对法规作抽象审查，不能管个案，“能否再审，轮到他管吗？不像话。”顾立雄批评苏永钦既是大法官又是司法院副院长，掌管法官人事，公开发表逾越职务的言论，且发言涉及事实判断，根本是干预审判，应该先道歉。
司法院大法官书记处长李玉卿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说，司法院尊重当事人声请再审。对美河市原地主而言，虽然这号迟来的“第732号解释”让他们多年的努力终于看到一线曙光。但苏永钦出人意表的发言，以及司法院副院长所拥有的行政及人事权，会不会对此后的司法程序带来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乐观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