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建仲，很多人都会提起他曾为阿扁总统写真集《总统开门》掌镜，有“御用摄影师”光环。他曾任报社摄影记者多年，拍过许多枱面上的政治人物，颇得好评。但他自己很少提起。
多年来，我与他的合作都是请他帮忙拍摄作家。作家们习于在静谧的深夜进行私密的写作，生活日夜颠倒，特别不善面对镜头，极难捕捉其神韵。陈建仲敏锐细腻，自己也像个隐藏暗处的夜行侠，只用一个镜头远远拍摄，没有闪光没有干扰，无声无息，留住了他们的影像，却拍出许多重要作家一生中少有的经典照片。
譬如南方朔，他选择只拍脸部，他这样形容南方朔：“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皱纹，发白而干枯的发丝随风飞舞。他的容貌透露一股知识与人文的力量，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又如朱天心，“她像一只猫，感觉有非常强烈的灵敏度和嗅觉，对于陌生者的出现，会立即竖毛竖耳高度警觉。”因此陈建仲利用楼梯转折处，从栏杆间俯瞰，透过蜿蜒隐密的线条捕捉她的影像。这些长期累积下来的精采作品，搜录在2008年出版的《文学心镜──作家‧印象》一书中。《文学心镜》以作家照片为主，陈建仲搭配文字略述作家或拍摄时的感受，言简意赅却很有情味，极具魅力。后来我才知道，他以“烟斗客的重机日记”在部落格发表文章，拥有大批粉丝。
新近出版的《光影人生》，陈建仲以影像与文字回首来时路。
最早发现摄影天分是无心拍到的一对疯母女，人称“肖驴仔”和她的智障女儿。画面毫不赏心悦目却得了奖，也开启了他观察底层人物的兴趣。八零年代台湾，正处于解严前的冲撞期，舆论形成力量，长期郁闷封闭的社会开始有了发泄的窗口，喧腾一时的“汤英伸事件”，对他造成强烈冲击。原住民邹族青年汤英伸，从阿里山乡间到都市谋生，误入求职陷阱，超时工作又遭殴打辱骂，酒后与雇主口角愤而杀害雇主一家三口，被判处死刑，成为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死时才十九岁。事件促使台湾各界重视原住民问题，并反省汉人社会以文明之名对原住民造成的歧视与伤害。
陈建仲年纪与汤英伸相仿，“汤英伸事件”让他开始关注原住民，于是带着相机一次次走进部落，结交原住民朋友，几乎成为部落的一分子。在部落听得原住民少女被贩卖成为雏妓的故事，触动他写下一部长篇小说《枯云》。后来他将镜头带向社会的更边缘与角落，拍摄出一系列华西街红灯区作品。
回顾台湾摄影史，当时逐渐展现出“社会性”，取代之前以郎静山建立的摄影美学为主流的风格，形成另外一支重要脉络。个人经历扣合着时代历史，陈建仲在学校课业的学习屡遭挫折，服役期间对军队僵化迂腐的体制也多有不满，这种边缘性可能促使他走向群众，以影像发声、批判社会不公不义之事。可是往后看他的作品却不仅止于此，而更全面展现人性的深度。
手执相机，他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掠夺者。
他的自省性很强。台湾解严之后百花齐放，他很快感受到人们长期受到禁锢的心灵如脱缰野马般追寻感官的刺激、重视个人表现，缺乏开阔的胸襟。面对别人的错误，只知用高道德标准检视，面对自己的错误，始终有说不完的借口。手执相机，他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掠夺者。更多设身处地，审度自己的不足。
譬如他将当时足以做为社会议题的雏妓拍摄，归之于抒情性的个人“爱情”篇章。当他诉说与雏妓“小雨”相遇，聆听不幸的际遇时，他难以分辨内心幽微的情思，是同情还是彼此依赖的情感。或者用法国电影导演奇士劳斯基的话来说：“我害怕那些真实的眼泪，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权利拍摄他们。”
他带回来的不是“灾难现场”，灾难现场仍在原处，他带回来的，只是他自己。
没有义正辞严的大道理，也不强调为谁发声，只是那样纯粹的感情，一种人人都有的孤独感，在偶然的萍水相逢之际温暖了彼此的心，曾有的牵挂与呼唤，成为人生旅程中动人的风景。
对于边缘人的拍摄，他感同身受模糊了界线，真挚又隽永，洋溢着几分浪漫气息。
2009年台湾发生莫拉克风灾，他深入灾区，留下珍贵的影像。没有猎奇式令人惊悚的灾情画面，也不是控诉人类破坏自然环境，而是带着疼惜的眼光，沉重而虔敬的感情，表达人类在历经残酷的灾变后，内心渴望的和平与宁静，并在绝望中展现出尊严与高贵的气质。这组照片令人动容，仿佛草木有生命，精灵随时会从影像中跃出，我总以为，他真的在那里看到精灵，觉察出旁人感受不到的天启。他带回来的不是“灾难现场”，灾难现场仍在原处，他带回来的，只是他自己。
人生或许是上天出给我们的一道谜题，《光影人生》具体而微呈现了一段淘洗自己、对镜解谜的过程。当镜头对着他人，也鉴照自我。一如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所说：“虽然世界不会因为我的摄影而有所改变，但如果我不持续拍照的话，连自己都看不到了。”
陈建仲拍照，聆听内心的声音，没有幻灭与怨怼，有的是暖色的希望之光。从人与人的互动，自然的变化中，他自我观照洗涤，在暗夜里探路前行，镜头如明镜，是他修行的道场。
（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对镜解谜，暗夜寻路──陈建仲的《光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