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在美国与一位煲呔教授及几位同事谈论贫富悬殊问题，一谈便谈了个多小时。谈到如何量度贫穷，煲呔教授向我们说了一段有趣的贫穷线历史。
美国官方公布的贫穷率始于1960年代，决定贫穷率高低的贫穷线是当年一位在政府社会安全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工作的经济师 Mollie Orshansky“发明”的。当初，Orshansky 受托以科学方法制定贫穷线，她于是以一个两大两小的四人家庭为单位，先估算他们仅能果腹的最基本开支，后把它乘大三倍当作全家基本支出（当年低收入家庭花在食物的支出占总支出约三分之一），得到每年$4000多美元（今天大约是三万美元）的贫穷线。可是，当时在筹备“贫穷之战”（War on Poverty） 的詹森政府认为，逾4000元的贫穷线比他们心目中的3000元高出太多。Orshansky 唯有把“发明”改改，将穷人餐单由原来农业部制定的“平价餐单”（low-cost food plan）改为比平价更平价的“经济餐单”（economy food plan），并得出$3165 这个较接近詹森政府钟情的贫穷线指标。从此，美国贫穷率便以这条不太科学的方程式再按通涨调整计算出来。煲呔教授笑称，贫穷数字有其政治生命。而这位带煲呔的经济教授，便是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迪顿教授（Prof. Angus Deaton）。
除了分析消费，量度贫穷正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要表扬迪顿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而即使是量度贫穷，迪顿亦强调以消费角度出发的种种优点。贫穷线与福利政策息息相关，迪顿提醒我们关于美国贫穷线的历史，不是要指摘美国贫穷线受政治干预不够科学，而是想说明福利政策不应单纯以营养学等自然科学来制定。以每年3000美元收入定出贫穷线，根据60年代时的民调是有民意基础的。但半个世纪前的经济餐单费用乘以一个用了50年的常数得出的“绝对贫穷线”（absolute poverty line），几十年后还有什么民意基础呢？ 没有的话，以这条贫穷线决定影响收入分配的福利政策亦可能随时失去民意支持。迪顿的看法是，无量度难管治，但政府所有量度都有其政治生命。经济学者能够做的，一方面是提出符合经济逻辑量度方法，另一方面是为现有量度结果作经济解读。
不理消费的扶贫政策不合经济逻辑
多年来，迪顿以住户调查收集的消费数据分析贫穷问题。从估计收入与卡路里消费的关系，到推断同一屋檐下男孩与女童的消费差别，迪顿的硏究结果对有效制定减贫措施都有重大启示。对贫穷率的经济解读，迪顿为一个广泛的贫穷统计现象作出解释。这个现象是，从宏观数据得出的整体消费增长，往往明显高于把个别住户数据加起来的消费增长。换句话，从住户调查收集的数据看贫穷问题，会较容易得出贫穷问题没有显著改善的结论。迪顿对这个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的现象有以下经济解读：一方面，低收入家庭一般较高收入家庭愿意接受住户调查，住户调查收集的数据分析于是倾向低估消费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愈来愈多原来在住户内发生的“交易” （如母亲打理家务）会转为市场交易（如雇用家务助理），宏观数据以市场交易量度经济表现于是倾向高估消费增长。
宣布迪顿教授得奖前，港府刚在扶贫高峰会公布最新贫穷数据。将贫穷线订于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是迪顿认同的相对贫穷概念。然而，正如政务司长兼委员会主席林郑月娥指出，计算数据时只考虑收入而不理资产容易高估已退休长者的贫穷情况。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多年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分析贫穷问题以可从个别住户的消费行为着手。迪顿的消费分析，有研究消费者在一段短时期里怎样把收入分配在各种消费物品，亦有探讨消费者在一段长时期内如何把财富分配到不同时间的消费。每一天，衣、食、住、行我们都在消费；一生中，生、老、病、死都影响着我们的消费。只看收入不理消费的扶贫政策，不合经济逻辑，亦欠缺民意基础。
（徐家健，克林信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中文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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