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菲律宾人海外务工的百年浪潮，将一批批的年轻人送出了国门。从最早的专业外劳，到如今的“家庭帮工”，菲律宾几乎成了一个靠女人撑起的国家。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主人公Toyla，她决定走出家乡，到马尼拉寻找海外工作的机会，踏出了出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雇主，也在通过马尼拉当地的中介，物色合适的人选。）
Mabini街上的香港和台湾中介，多数集中在一起。不少人为了增加申请的成功率，往往会同时向这些中介提交多份申请。
在其中一家遇见王生时，他刚刚下飞机不到一个小时。白皙高个，金边眼镜，油头一丝不苟梳向脑后。“非常忙，只呆一晚，明天就飞印尼。”他一边快速翻看着劳工简历，一边招呼我。言语中，透出港人典型的礼貌和干练。
尽管职员一再笑着强调，这不是老板，但还是能感觉出他们对王生的敬畏。可以理解，这些从香港等地前来对接的合作方，处于产业链的上一层；他们手中握着大量订单，决定着招工数目和质量。
王生供职的中介位于香港将军澳，主要服务当地社区。而旺角则是全港中介的集中地，三千多家中介，大都汇聚那里。几乎每家每月，都有职员像王生一样飞往周边，源源不断地将劳工带回香港。
每月飞一次菲律宾和印尼，从业20年的王生已习惯这样的节奏。随着香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家佣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而菲佣和印佣因为英文程度好，占据了主要市场。经过面试，王生每次会带回十多名劳工，“没有淡旺季，20多年生意都顺顺利利”，即使是三年前因“人质事件”而菲港关系紧张时期，依旧如此。
香港的女性菲劳多集中在家政行业，这与多集中在组装线上的台湾不同。严格来讲，台湾并不允许“家佣”存在；只有生活不能自理人士，由医师评定具备资格后，才能请“看护”。政策相对宽松的香港，给菲佣提供了相对庞大市场。
“流水线上的工作太单调了。”29岁的Ana，刚刚结束台北两年的工作，正准备申请到香港，腼腆地她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能说简单中文。尽管听闻身边姐妹抱怨过，做家佣自由时间太少，不过她还是期待到想象中灯红酒绿的香港看一看。而传闻中，拥挤的香港居住空间，对她来说也不是问题——在马尼拉，大多数中产以上家庭，提供的佣人房也不过三四平方米，刚刚放下一张单人床。
“比起家佣，我更想去香港做售货员。”Ana提起香港，掩饰不住的憧憬，转而划过一丝失落，“可是从没见中介招过，只能想想罢了。”
香港法例保护本地劳工的就业，外籍劳工来港，大部分都是从事家庭帮工。法例规定，一旦以家佣身份申请来港，便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因此Ana的售货员梦，很难实现。
Ana和Tolya 都拥有大专文凭，这让她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更有吸引力。
菲律宾大大小小的学院并不少见，CMA的Ellen Sana介绍说，美国殖民期间，修建了不少学校，大大提升了当时的教育水准；如今教育水准一路下滑，大大小小的院校质量层次不齐，但教育商业化的普及，使得获取一份两年制的专科文凭并不难。据CMA统计，如今在香港工作的菲劳，60%以上有专科学历，27%更持有本科文凭。
不管是怀着“美国梦”、“中东梦”还是“香港梦”，她们只能凭借这些文凭跨进面试的门槛；要想拿到真正的“offer”，还需经过重重关卡——那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菲律宾劳工部在30多个国家设下的分支机构POLO（Philippine Overseas Labor Offices 菲律宾外劳办事处），像是蔓延至世界的信息终端，每日源源不断地收集着各地雇主的“订单”信息，通过审核之后，汇聚到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OEA）；与此同时，有出国意愿的菲劳也可以向POEA登记个人信息。
于是POEA成为同时汇聚“订单”和“菲劳简历”的信息大本营。双方的需求在这里匹配，成为菲劳申请offer的第一步。
这个过程中，雇主和菲劳出于便利的需求，首先催生了“中介”这个庞大的行业。事实上，“匹配”面试的过程往往由中介完成，等最终结果敲定后，再向POEA报备，办理正式手续。
面试一旦成功，意味着菲劳拿到“有条件录取”，随后便是一系列繁忙的“新生培训”。不论国家和行业，所有菲劳都需参与“行前座谈会”（PDOS）——了解办理手续的流程、出国线路、搭乘交通等各个方面。对于从事“家佣”的候选人，则要另行参加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培训。这些需要花费一到两个星期时间。
而由菲律宾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提供的技能培训，最负盛名。这是“新人”获得“十八般武艺”的修炼集中营。
炉灶、厨具一应俱全的家庭厨房，洗涤、烘干、熨烫一体的洗衣房，和实体大小一模一样的酒店样板间，木工、车床、电焊设备完善模拟车间……这里几十间教室，提供包括烹饪、酒店、服装设计、语言、半自动化在内的240多门课程。每个课程需要花费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
德国公司在这里设有推广自动化操作系统的工作间，韩国政府通过基金会捐助了3D动画设计学院，日本企业资助有日式餐饮培训课程，本地华社则捐建有主打绿色能源应用课程的学院……冠以政府或企业之名的项目，有些“定向委培”的意味。
TESDA公共关系处执行总监Aldrin介绍说，除了直属的分校外，菲律宾全国还有2000多间TESDA认证的私立培训中心，这是菲劳催生出的另一个庞大产业。有些实力强大的中介机构甚至办有自己的培训学校，“自产自销”提供菲劳出国的一条龙服务。
当菲劳完成这一系列培训，拿到POEA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体检合格，才意味着真正的offer到手。
第一桶金
白手起家，这几乎是所有菲劳走出国门前的窘境。
护照费、体检费、保险费、政府服务费……几乎样样都要钱。即使拿到offer， 也让本身就是低薪行业出身的底层“月光族”不堪应付。
菲律宾政府规定，对于“家佣”和“海员”这两项务工人员，不得收取中介费用；对于其他行业，则根据不同地区，做出限制。例如，赴台的工厂工人，中介费不得超5万比索。但菲劳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菲律宾法律条文又常常和雇主所在地的规定相冲突，如香港政府就允许，中介可以收取第一个月薪水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这种情况下，产业上层的中介收费混乱，常常收取超出规定的高额费用，而求职心切的菲劳大部分都选择忍气吞声。有过海外工作背景的Ana，按中介的行话讲，叫“回锅工”——之前的工作让他们小有积蓄。而对于Tolya这样的“新人”来说，这些费用并不是小数目。
可钱从哪里来？菲劳产业链由此催生新的一环——个人借款业务。
台湾人Jack在Malate经营的公司，是最早的一批个人借款公司。同周边的中介公司相比，不到五十平方的办公室，气氛安静，略显低调，但却牵系着数万菲劳的身家。
“首次出国的菲劳，一般需要借7至8万比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巨款。”Jack介绍说，国际性金融机构并不屑于做这种小额“个金业务”；本土银行如Metro、BDO，在海外又很少有可以收款的分支机构；加上在香港等地区，菲劳可以自由转换雇主，难以监控还款来源——这就给小型放款公司创造了生存空间。
严格来讲这样的“放款公司”，属于金融周边产业，并不是金融机构。对于菲劳来说，借款并不难。通过面试之后，持有中介合同以及国家调查局（NBI）开具的证明，经过核实，最快当天就可以拿到现金。
一部分缴纳中介费，一部分留给家人，剩下的则作为自己的备用金。对于零基础的菲劳来说，这笔钱相当于雪中送炭。
从台湾到香港，从中东到韩国，这些放款公司有各自不同的专属条线。菲劳在这些地区安顿之后，便可通过各家公司在当地的合作方进行还款。Jack的公司在台湾的“全家”、“7-11”等便利店，铺有众多网点，菲劳还款十分方便。而不具备条件的菲劳，在借款时便向放款公司开具“期票”（承诺即期或于规定的若干天内，支付一定金额给执票人的本票），每月定期汇款进入个人账户，而放款公司只需定期去银行“轧票”（兑现上述期票）即可。
原则上，菲劳要在出国的12-14月内还清借款。按照行规，每月还款额是其工资的1/3，剩余的分别寄给家人和留作己用。
7月底，Tolya再次来到Malate时，已拿到offer。她即将前往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一家电子厂，在那里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便会成为流水线上万千菲劳中的一员。几乎没有积蓄的她，向一家放款公司借了8万比索，年利率23%——“这还是老板打了折的。”放款公司的人员说。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加班。每天满12小时，每月就能赚3万比索，这样还完债还能有积蓄。不给加班，我就不去了！”和满是兴奋拿到香港offer的Ana不同，Tolya一脸随时展开战斗的紧迫感。
负债出国，第一年往往是最艰难的时光。Jack说，曾有大批越南女佣因为最终还不起高昂的中介费，选择逃跑，导致政府一度暂停了越南家佣入台。
熬过这一年，“第一桶金”才刚刚开始。
何时归途
每年圣诞节前后，是菲律宾机场最为繁忙的时节。不单是因为游客，还有菲劳集中返乡。他们穿过机场专设的OFW（海外菲劳）通道，丝毫不嫌麻烦地拖着电视、电脑、童车等五花八门的礼物，脸上带着收获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奔向期待已久的亲人。
这也是Tolya脑海中浮现过无数次的画面。
“高工资，大房子。”大多接受采访的菲劳，对于梦想，给出的答案如出一辙。每一个外出的菲劳，身上都肩负着一个至少三口人以上家庭的重任。除了给父母、儿子赚生活费外，Tolya希望有朝一日能攒够钱，在家乡的镇上开一个加工纯净水的小水站，给家里买一座大房子。
在离马尼拉3小时车程的Batangas，我们看到了“梦想照进现实”的例子。那是一个极为偏僻、连地图都不曾标识的小山村，却因村民外出打工发家致富，被媒体冠以“意大利小镇”的名号。来到这里，丛林密布的山坡上掩映着一栋栋意大利风情的别墅。它们大多三层高，设计别致，材质考究。
Jhun Mansino在意大利米兰打拼了24年后返乡，花费近400万比索，建起了现在的房子。他介绍说，单是这个小山村就有700多名村民，在亲戚的带领下，先后前往意大利打工，村子的面貌也随之不断改变。这是菲律宾赚取外汇，成功反哺家庭的一个缩影。
“菲劳带来的外汇收入，正以每年4.9%的速度稳定增长。”菲律宾央行副行长Diwa Guinigundo表示，海外劳工每年为菲律宾带来将近200亿美元的收入，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10%。
目前，这些外汇主要来源地是美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而这些外劳数量，还在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
“何时会大面积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对于这个许多人好奇的问题，Diwa Guinigundo 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确实，在南海局势紧张的当下，任何关于中国的话题，都显得有些敏感。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华定居和工作。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对于高质量家佣的需求正日益旺盛，但直到目前，中国还未对菲佣开放市场。
“中国本身存在大量劳动力，需要消化；开放外劳，进而本国劳工就业造成的冲击，相信是中国政府首要忧虑。”拉莫斯说道，尤其是在两国关系暂时紧张的当下，本届阿基诺政府任期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对此，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副教授代帆给出的意见是，采取“菲佣配额制度”。他认为，菲佣市场和国内劳务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政府可以每年为大城市提供一定配额的菲佣，这样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也可以解决非法存在的“黑菲佣”问题，更可以让菲律宾形成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目前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影响力实际上不大，远远比不上日本等国。”代帆说，从近期菲律宾与港台两地的争端中可以看到，菲律宾对两地的大量劳务输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菲律宾当局的政策，最后以让步告终；长远来看，值得中国大陆政府借鉴。
然而即便如此，将千万菲劳捧作“国民英雄”的政府，是否真的发自内心鼓励劳工走出国门，仍然是个疑问。
“菲律宾其实是个有些自傲的国家”，台湾人Jack说起话来十分坦率。他认为，作为曾经的亚洲强国，出于国家形象的考虑，菲律宾政府并不是真心提倡菲劳输出，尤其是女佣。近两年，在给菲劳办理贷款业务时，一些部门的刻意设障，让他感觉尤为明显。
“把菲劳捧作国民英雄，纯属无奈之举。菲劳走出去，影响国家形象，但政府又不好公开说出口；说出来，这个贫富落差如此大的社会，谁来养活这些人口？”Roy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言谈间有些激动。
在美国他们是护工，在香港他们是家佣，在中东他们是建筑工人和服务生……在Roy看来，菲劳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观察菲律宾人性格的视角：他们温和，做事勤恳而又吃苦耐劳。而背井离乡，丢下家中的老人和儿童，到他乡打拼，也是迫于生计的无奈。
事实上，阿基诺三世早在竞选总统时就许诺，降低贫困率，创造就业，让更多的人回到亲人身边工作。
“而现在呢？我们不想远赴他乡，我们想和家人在一起工作，和所有的菲律宾人在一起。”采访Roy的当晚，我和其他几个菲律宾同行，在malate的一个酒吧聊到很晚；话题到最后，众人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可能是因为酒精的缘故，他们的眼眶红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