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制作了一段宣导短片。短片中，一群少女在房里讲着女孩间的悄悄话，讨论异性、性爱与男女之间的信任问题，当女孩的妈妈走进房间之际，旁白随即介入，警告父母：若是大人没有担负起授与小孩性知识的责任，那么孩子的同侪就会篡夺其角色。短片暗示小孩之间无法传递正确或是符合道德标准的性观念，而这样的暗示又同时把本应是非常私密的房间，转化成了一个具有危险的空间。
对于年轻人处理私生活能力的不信任，不仅发生在家户的场域内。当谈到年轻人以公民身份介入公领域，一般人也选择不去触及与亲密关系有关的话题。
无疑地，以自由为名的奋斗，是必须关注身体与心灵的解放。
身为一名性别与性政治的文化评论者，我与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坚决维护「性的正向性」（sex positive）的理念，相信各种亲密关系的表现皆为良善与健康的。
无疑地，以自由为名的奋斗，是必须关注身体与心灵的解放。就我目前所见、所闻，主流论述认为青年之所以参加去年的「占领中环」运动，是源于他们因为找不到一个表达不满的适切渠道而产生的幻灭感（disillusionment）。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些所谓的「渠道」，通常包括透过特定部门官员的调查、透过媒体向政府施压，或者透过选票与立法会议员共议而提出的反对议案。
然而，当抗议者为社会上的弱势，没有经济霸权与主流媒体的支持，同时又受到国家中心政治系统的打压，这些发声的渠道，在各个促成雨伞运动的事件中都无法发挥其功能，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的确是对于青年抗议者奋战的一种描述，但故事的版本不该只有这样的一种。
在那个世界中，我们撕开了惯有的冷漠与疏远，学到了牵绊的新形式。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占领现场（occupied sites）的热爱。每每走进那些场域，仿佛置身在不同的世界，那种源自平日不熟悉的人际关系滋长藩盛的互助、互慰与互享，饱满了我们的心灵。碰上那些带着不满与刚强走进占领现场的人，我们同仇敌忾，又或者是静伴一旁，听着他们宣泄所遭逢的挫折；遇上那些全心全意的社运人（die-hard activists）积极地计划运动的去向，我们会绞尽脑汁一起讨论与辩论运动的策略；见到那些疲倦不堪的伤心人，我们给他们安慰。
在那个世界中，我们撕开了惯有的冷漠与疏远，学到了牵绊的新形式。
我们也都知道，枯燥是如何让运动变得疲乏。在现场经历的时时日日，即便我们有再强壮的心智，身体也不免的感到疲乏，甚至变得冷感，我们会找出一些自娱娱人的方法来耗掉时间，所谓的耗掉时间，并非全然无度的挥霍，反而，意味的是我们用了自己的身体搭起堡垒，守卫着我们共有的空间与信念。
在这些共处的时光里，对谈的内容趋缓、心安歇了下来、身体也同时可以放松。
于身于心，我们不都是紧绑在一起吗？当我们紧依着彼此，以着所知的方式组成最坚固的盾牌来抵御警察的暴力的同时，不也是学着去感知彼此的颤抖、嗅闻彼此的汗水，甚至以相互的碰触作为一种支持吗？
信仰与原则，撑起了我们的雨伞运动，但还有，情感与愉悦。
在占领现场，我们不也是用一列列遮风挡雨的帐篷，建立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发明了在平日拥挤的居住环境中常被否定的一种新的「隐私概念」吗？整个运动，不就是在找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且寻觅那种为「团结」打下基础却同时僭越了常理道德的亲密性吗？
信仰与原则，撑起了我们的雨伞运动，但还有，情感与愉悦。
致力于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改革的人们，往往会把身体感受视为过度个人主义、自溺、无政治性且纯本能驱动的污点，因此忽略了一场社会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牵绊、集体性的无聊与共处的感情的叙事面。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不就像文章开头提及的宣导片中的那一位母亲吗？在踏进房间的那刻，她便将私密空间转为暴露在性带来的威胁之下的场域，当我们只能借由意识形态来唤起大众意识时，我们不就像那位母亲一般，不相信年轻人有自处的能力，而且忽略了此运动其他重要的面向吗？
女性主义政治思想家，雪伦・朵曲基德（Sharon Doetsch-Kidder）提供了我们另类的看法，她说：「驱动着社运者的是一种渴望，对于关系、对于正义、对于相较现下所承袭的世界的更好版本之渴望。能够碰触到这些情感的政治，才能创造一种刺激并维持社会运动的精神力，那是一种情欲力（erotic power），也是能策动人们在自身与其所属社群中追寻更多丰富事物的人文精神（human spirit）。」
超越自我耽溺与纯然身体的性，才能诞出情欲的感知。在运动中，我们需要的是游走于感受与存在之间的人文精神，在被知识、价值与原则给接合之前，人们试图透过实际操演、经历与理念连结其身体的结果，这才是我们多数人需要的团结。
在香港，家户（home）的意识形态（也许涉及令人窒息的儒家家庭结构）、经济与物质限制，让这里成为一个不自由的场域，所以我们别无选择的发起了一场运动，以努力地让自己可以从一个又一个的限制当中出走与解放。这种解除束缚的方式，既是象征性的，有时又是极为实践的。很多人真的走了。
不只是为了社会运动考量，也为了要在香港发展更深，以及能够创造更多可能的亲密情感。
但悬而未解的问题是：好了，现在我们抛开了限制（哪怕只是暂时），我们要往哪里走下去呢？我们的结局会是怎么写的呢？我认为，要深化我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解，并让我们在恐惧的硝烟中还能双眼雪亮的方法，就是我们必然认真的讨论亲密关系，正视：亲密关系作为一种能创造与理解「团结」真谛的新形态，以让人处身于这个因为政府与人民之间，或人民相互之间不断重复的冲突，而专门生产疏远关系的城市。
我们提出有关「团结」的讨论，不只是为了社会运动考量，也为了要在香港发展更深，以及能够创造更多可能的亲密情感。大约在十年前，社会学家普拉默（Ken Plummer）提出了「亲密的公民关系」（intimate citizenship）的说法，做为一种标记现代人亲密生活的新选择（超越老式道德、过时的政治信仰与该淘汰的公私对立观），在这为了雨伞运动一周年而做的反思，普拉默的概念可能替我们在香港社会运动场域中长期缺席的对话开了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