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金发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曾言：“我希望伦敦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城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北京，而且相较于伦敦，居住在北京的数千万常住和流动人口的意愿更加强烈。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时，伦敦人口达到860万，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纽约的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并呈现严重的“城市病”：城市住房短缺，贫民窟广泛分布；公共设施严重不足，道路拥堵；环境污染严重。
二战的战火，尤其是纳粹德国进行的伦敦大轰炸，给伦敦带来了灾难，超过4万伦敦居民丧生，约10万幢房屋被毁；伦敦面临重建。
战后伦敦如何重建？
这些法律条款和英国环境部的严格实施有效阻止了伦敦城市规模无序扩大。
1944年，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城镇规划教授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主持制定了《大伦敦地区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大伦敦地区规划》以“田园城市”理论为依据，以“控制市中心区、发展分散新城”为核心模式，涉及范围6731 平方公里、人口1250 万。规划的主要内容是把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向外划分为四层地域圈：内圈、近郊圈、绿带圈、外圈。
伦敦人口密集的内圈地区迁出工业和100万左右的人口，近郊圈和绿带圈不再设新居民点，并对原居民点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绿带圈之外的外圈规划了10座新城，后英国政府建设了8座，这些卫星城与市中区距离30-60公里，承载内圈迁出的人口和产业，其中40 万人疏散到外圈新建的新城中，另外60 万人疏散到外圈地区原有的小城镇中。
绿圈的建设并非阿伯克隆比首创，1938年，英国国会英国通过了伦敦及附近各郡的《绿带法》【The Green Belt (London and Home Counties) Act 1938】，允许首都周边的各郡政府收购土地作为保留开放空间，并与地主立约保证被指定土地不得进行大规模开发；1947年，英国颁布《城乡规划法》，将开放空间的开发权“国有化”，为伦敦绿圈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法律规定除了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调整绿政策以外，其他任何情况下，被批准的绿圈是永久性的：除了农业和森林建设、户外运动和户外娱乐基本设施建设、现存居住设施的有限变化、现存村庄的有限建设，绿圈中不允许有新的建设活动。
这些法律条款和英国环境部的严格实施有效阻止了伦敦城市规模无序扩大，伦敦绿圈的绿圈面积从20年代的200平方公里发展至80年代的4300平方公里，绿圈中的新开发建设活动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绿圈面积的扩展速度。
伦敦城市规模没有成为一张大饼，绿圈做出了很大贡献。
让伦敦成为“反磁力中心”
城市现代城市规划学把这种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称之为磁力吸引；而把为摆脱这种磁力吸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称之为反磁力吸引体系。
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阻止了伦敦的扩大，但并未成功阻止伦敦的“扩容”。他在制定规划时，设定的前提是伦敦地区总人数不会增加。这个假设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近1951-1958年的7年间，大伦敦地区人口增长的约30万，向新城疏散100万人口的目标远远未实现。伦敦内圈人口数量从1951年的368万下降至1961年的349万，十年时间仅疏散不到20万人口。（数据来源：[http://www.demographia.com/dm-lon31.htm]）
1952年12月，距离阿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推出的8年，第一座新城斯蒂文乃奇（Stevenage）投入建设6年，伦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大量强酸性、高浓度的硫酸雾密布伦敦上空，在数周时间内导致超过12000余人死亡。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报告《伦敦烟雾治理过程》 显示，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伦敦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仅下降10%，烟尘浓度反而上涨。
在50年代卫星城疏导人口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60年代中期，伦敦开始编制新的大伦敦发展规划，在“反磁力吸引体系”理论作用下，着力构建“反磁力中心”城市。城市现代城市规划学把这种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称之为磁力吸引；而把为摆脱这种磁力吸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称之为反磁力吸引体系。
1965 年大伦敦城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成立，并着手制定新的伦敦城市规划， 1969 年《大伦敦发展规划》出台，规划建设3条向外扩展的快速交通干线，以期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这3条交通干线沿线形成3条长廊地带，终点分别是伦敦西南方向的南安普顿——朴茨茅斯（Southampton-Portsmouth）、西边的纽伯里——亨格福德（Newbury-Hungerford）、西北方向的布莱奇利（Bletchley）；这些反磁力城市与伦敦的距离在90-130公里之间。
以南安普顿和朴茨茅斯所处的汉普郡（Hampshire county）为例，人口从1971年的959000上涨至1981年的1065000，增长率为11.1%，远高于英国21世纪70年代0.76%的人口增长率。伦敦地区人口开始大量流出，1980年伦敦地区人口降至685万，较之1939年下降20.3%，较之1971年的736万下降7%，20世纪70年代内城人口从296万下降至242万，下降幅度到18.2%。
至此，伦敦大城市病的主要病征得以治愈，城市面积被约束在绿圈以内，城市人口被疏导至卫星城和走廊地带。
伦敦成功了，北京怎么办？
伦敦已经证明卫星城在疏导人口方面的作用可能不如“反磁力”城市，那么治本的办法有可能就是建设“反磁力城市”。
从1944年开始规划到1980年初见成效，伦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不断摸索，不断试错。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设计近千万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包括产业迁移、贫民区清理等措施，但其中的关键措施就是上文所述的：城市规模和人口的双重控制，以绿圈控制规模，以卫星城、长廊、反磁力城市疏导人口。
2003年3月《北京晨报》曾以“百米绿化带工程启动，百里绿树年内伴五环”为题，报道了北京市林业局2003年的计划：年内五环路两侧将建成不低于１００米宽的绿化带，五环路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景观大道。
相同的语句出现在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07年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 ）》 而编制的《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之中。但现实却难以令人乐观，来自百度地图的北京城区卫星图显示，西起东四环，东至通州城区，北起地铁六号线，南至京哈高速；除五方桥西北、东北两侧的公园和运通桥西北侧的兴隆公园外，其余地区并无明显的绿化隔离带。
北京现在常住人口已经到达2000多万，更不论庞大数量的流动人口，带来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40、50年代的伦敦。相较于伦敦，北京执行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北京的吸引力。北京地铁六号线最东端，传闻中的北京市政府新址所在地的潞城，距离拥挤的东四环21公里，距离拥挤的国贸26公里。
正如距离伦敦市中心30公里的卫星城无法充分吸引伦敦内圈的居民，距离北京市重心30公里的通州潞城也极有可能无法承担此项艰巨的疏导人口的任务。 北京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其磁力要强于二战后的伦敦，30公里的距离看似远离市中心，却也十分尴尬。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大量通勤人员流动在北京市区和通州新城之间，届时将给北京东部地区的交通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此外，如果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通州将成为接下来北京开发的热点地区，北京市区的吸引力依旧强大，所以市区和通州之间的区域将吸引很多人，尤其是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六号线和八通线之间的长廊地带，因其交通便利性，无疑将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吸引大量的人流和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如果不在该地区强制性地开发绿地并减少房地产项目，那么这个长廊地带将成为连接市区和通州的新的繁华地带，北京这块大饼也就只能越来越大了。
所谓“治标不治本”，北京疏导人口势在必行，但选用的方式则需慎之又慎，因为单就北京的人口和环境压力而言，试错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将会是巨大的。伦敦有案例在先，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伦敦已经证明卫星城在疏导人口方面的作用可能不如“反磁力”城市，那么治本的办法有可能就是建设反磁力城市。伦敦的反磁力城市与伦敦的距离在90-130公里之间；与北京保持类似距离的城市则包括廊坊、天津、唐山和保定。
（汪吕杰，《商业周刊》专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