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啊，中国的嬉皮之都！”从一个爱沙尼亚人口中听到这评价多少有点魔幻。那时我们正坐着面包车行驶在北纬60度的某个地方，目的地是芬兰湾深处的某片海滩。
这个爱沙尼亚人叫劳尔，是个高大的小伙子，学人类学，在中国和美国都留过学。我们中英文混杂着聊天，他给我们讲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历史，塔林800年前也是汉萨同盟的一员，难怪老城和吕贝克很像，都有着漂亮的红砖建筑。老城之外有不少灰色的社会主义楼房，时值早春，发黑的积雪尚未全部融化，一些道路已经开始翻浆。考虑到我们一行的目的之一是在塔林理工大学讨论信息高速公路，此景不免有些古怪。但爱沙尼亚之为全欧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事实，毕竟是Skype的诞生地，塔林的免费无线网络几乎无处不在，手机随时自动连网，微信反应最灵敏，会抓紧每一秒蹦出消息。
塔林东北郊是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苏联解体后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少数族裔。那些单元楼看着眼熟，劳尔说，楼板不隔音，邻里说话吵架听得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隐私！”我们的车从旁边飞驰而过，这段高速是塔林-圣彼得堡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如今这只是跨国旅游的基础设施，当年建它可是为了“方便开坦克”。
二十多年前苏联的坦克已经开往塔林，却受阻于一场“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世人多知道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对同样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却了解有限。
二十多年前苏联的坦克已经开往塔林，却受阻于一场“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世人多知道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对同样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却了解有限。从1987年起，有着民歌传统的爱沙尼亚人利用各种音乐会，以歌唱本民族歌曲来抗议苏联统治，1988年9月11日，30万人（超过当时爱沙尼亚人口的1/4）聚集到塔林音乐节广场齐唱禁歌，这样的和平抗议持续了四年，直到1991年，苏联在内忧外困中放弃了武力，爱沙尼亚终获独立。前往爱沙尼亚前，我辗转联系到三位重要亲历者，想了解更多歌唱革命的细节，女歌唱家 Silvi 是其中之一。
在电子邮件里，Silvi 告诉了我她的手机号码，加了一句：手机不太好用，我希望它明天能接听电话。过了几个小时，她又发来邮件：我的手机用不了，也许我该去直接去你的酒店？我们最终在酒店大堂见面，我比约定时间提前5分钟到，她已经在那儿了，窝在最边上的椅子里，看着有点憔悴，我们点了橙汁，年轻的服务员没认出这位1980年代非常著名的歌手（后来 Silvi 走后，她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她！我说怎么看着有点面熟！”）。
Silvi 从1972年开始唱歌，去集体农庄唱丰收，也去 club 唱爵士，“当时的 club 和 night club （夜店）没有一点关系，更像是一个文化活动站。”Silvi 跟我解释，她大概忘了我也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记得“工人俱乐部”。唱得最多的是爱沙尼亚语和英语歌曲，有时候一些干部会到俱乐部来，要求她们多唱苏联歌曲，但也无所谓，歌唱本身就是爱沙尼亚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哪怕他们唱的是斯大林，记住的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但听起来真是有趣的课题。Siliv 没有参与保卫电视塔的行动，也没有在地下室私藏爱沙尼亚国旗（苏联时代被禁止），“但当你有机会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唱爱国歌曲，你一定会这么做的。你以身为爱沙尼亚人自豪，那是非常动情的时刻。”
歌唱本身就是爱沙尼亚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哪怕他们唱的是斯大林，记住的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身份。
革命以后，Silvi 继续唱歌，也教英语，她曾短暂参与政治，但坐在市议会（town council）的麦克风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下她在塔林一个艺术学校教孩子们唱歌，4月30日学校会上演根据《简爱》改变的音乐剧，Silvi 在剧里扮演里德夫人，“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是吧？” 她生活得不算好，“你曾经的名气不代表任何东西，没人会一直为你付钱。有一些音乐会、表演，但他们给得不多，我得开口向他们要。”说到这时她尴尬地笑了，“也许我应该过得稍微好一点儿，不必为第二天如何挣钱操心，很不幸，我没做到。”
那是2013年4月21日，我离开爱沙尼亚前一天。聊了两个多小时，Siliv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you never know，她说她打算退休，也许就在七天后的4月28日 ——她62岁的生日那天。“从那以后我就要靠养老金，我就是一个 pensioner 了。”但谁知道呢？分别前我们拥抱了一会儿，“给我写信。”她说。然后我隔着大堂的玻璃窗，看着她裹着大衣，慢慢走到车站，等回家的6路车，等了很久。
Silvi 写过一本名为 SAATUS 的自传，翻译过来就是“FATE（命运）”，前往芬兰湾的车上，我们和劳尔聊起信还是不信的问题——爱沙尼亚是欧洲信教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司机突然插了一大串话，劳尔努力翻译了半天，大意是：生活是漂浮在水里的桌子，是给你体验更深刻东西的机会，比宗教更深刻，所以我不信教。宗教不可证明，所以会被政治利用，让人们互相打仗。 我们吓了一跳，劳尔笑笑：“我去中国，去美国，发现大家都不讨论这些问题。在爱沙尼亚，连农民也会讨论这些。每个人都是哲学家。”隔一会儿，他又说，有时候觉得还是要相信些什么才好。
4月22日我回到北京，之后辗转广东、云南，在大理又小住了几天，每天看书写字，听鸟儿布谷，骑车去古城吃5块钱的斋饭，在“嬉皮之都”过了几天清淡的生活，5月上旬再次回京才给 Slivi写信问好，她没有回复。又过了一个多月，7月1日的凌晨，躺在床上刷手机，收到一个人在上海的爱沙尼亚朋友来信：“我记得你曾经采访过我们国家的歌手 Silvi Vrait。她昨天去世了。”我的心跳得厉害，拨通这个朋友的电话，却一句英语也讲不出来，只剩下了“哎”。她说，Silvi 是4月28日生日当天被送去医院的，在那里躺了两个月，没能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