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介绍了东京大学学者平野聪《“反日”中国的近代史》如何细述中华天朝如何不想摆脱朝贡体系、上下礼智的道德化政治的模式，直到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输给日本这个近代国民国家，才勉强接受西方万国平等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而不情不愿被迫进入西方近代的世界观，之后便要重新发明各种故事（历史叙事）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华文化或者有几千年历史，但认为自己是中国民族，有资格有份参与政治（或被代表参与政治）的想法，只是100年内的事情。
从清到近代中国的国家构造的故事转变，是借用了近代日本以国族与民族的框架去理解事物。梁启超写的“中国史叙论”就是用了日本东洋史的一套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取代皇朝史、鲁迅排击礼治以文学创造“中国普通人”的故事、胡适发明当代白话文等等现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平野都认为是以“日本这个他者的近代国族的梦”来当成自己的梦想。
而当年武功得来的东西，变成了“核心主权领土”，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人变成中华民族一分子？书中介绍了一个小故事，说当年留日的官员，还拜请东洋史泰斗内藤湖南介绍京都西本愿寺的主持，原来想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因为输入了近代西方与日本的民族论述，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从排满因应政治需要变成五族共和，然后汉族还能领导其他少数民族——这时候满、蒙、回都变成从属汉族，以至秦懀在官方立场也不能是民族汉奸了呢。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但其实还是依循这套中华民族的故事逻辑讲述中华民族内的汉与少数民族的故事。可惜平野没有讲述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故事，如何加进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成分，诚为可惜，但他借用了《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翻译本，八旗文化，2014年）一书，讲述了种种因要迁就这种中华民族故事的逻辑而进行的民族清洗问题。
费考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不得不改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初级阶段补课的问题），但平野聪认为这等于让国族主义变成主调，强调由中共领导中华民族（以至世界）的中国梦。党从贫苦劳动阶级领导，变成担当国族主义主体的精英，独占全新道德价值的精英集团，也就是福泽谕吉所说的德治与伪君子集团的独裁，只不过道德价值与故事内容，变成中华民族主调。而1980年代费考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称为全新的国族故事定本，把56个民族都融汇到了中华民族之中。这个又单一又多元的民族国家，可谓最具中国特色，也就是符合中国逻辑（毫无逻辑可言）的文学故事发明吧。
平野聪在本书言道近代中国建立国族梦的过程，故事层层叠叠，怨念无从发泄，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集团主义的错误看法，是一种镜像投射——譬如天朝内认为日本对中国始终有所怨恨，无非是自己对日本的怨恨的一厢情愿投射罢了，看看日本的论述便可知道日本从来没有把中国放在视线内。中国梦的论述中如“兴国强国之魂”的词汇，对日本民众来说感觉犹如返回日本战前的民族论述，其实当代中国还摆脱不了百年前的——足足迟了一个世纪——列强弱肉强食的过期故事。更糟糕的是外表遵从国际关系，但还是放弃不了以自己为顶峰的天朝认知去看关系，这又是一种千年的咒语。
“故事”的潜在危险与恶性
谁说文化没有解释力？当红动画剧本家虚渊玄认为，“所谓的『故事（物语）』，就是依靠想像力帮助『人们去区分正邪贵贱』的手段。人们在面对混沌的现实，要保持心境的宁静与安息，就得依靠这些故事的系统……不过，虽然这些『故事』能稳定人的精神，确实无害与方便，但当国家的野心与民族的冲动，利用这些故事的系统的时候，往往会带来惨绝人寰的后果。『犹太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肃清』或者『资本主义者都是恶魔，抱着他们自爆的话就能去天堂』之类的妄言，以故事的形态，得到大量狂热粉丝的支持，这时候就会产生悲剧……于是乎『故事』往往是一种能致人死地的危险毒药。这对所有故事创作人而言都是很麻烦的两难。如果我们的创作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故事』的潜在危险与恶性，虚构的故事又如何能成立？能不能有一个否定故事的故事呢？”（《Typemoon Ace》Vol 10:236）不理解故事，我们的想像力还会继续被捆绑在那千多年前的古人心灵中。这个专栏，透过介绍当代日本一些重要的书本与作品，为大家分析我们当代世界种种故事的起源与后果，为我们拓展文化想像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