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法兰克福后说英语的德国人越来越少，到科布伦茨简直两眼一黑，找不到人问路，摸去"德国之角"看了一眼，又摸回火车站搭德铁去特里尔。
天色渐暗，开始飘起雨来。去特里尔的是“地方级”列车，车厢窄，椅背高（且不能后仰），速度慢，反而带来一种不慌不忙的漂泊感。列车沿摩泽尓河上行，水和山都是青灰色，河边偶尔可以看到露营者的帐篷和炊烟，天慢慢黑了，车厢亮起黄色灯光，简直称得上温馨。
去特里尔只是因为它是马克思的故乡，可为什么要去马克思的故乡呢？也许只是因为有了德铁通票，物尽其用理所应当。德铁是个靠谱到神奇的存在，在德国呆了三个月，几乎总是分秒不差。歌德说“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人厌恶”，某天我在ICE（德铁中最快的一种）上翻书偶然读到这句时，立刻政治不正确地心有戚戚然。保罗·索鲁说，最好的旅行都存在于回忆里。对我来说，最好的旅行存在于秩序井然的间隔里：准点火车上除了读书只能看着窗外高大杉树走神，自助早餐吃撑后的自由溜达时间，给自己放假不用赶路的半个下午，第二天票已订好在河岸、海岸放心发呆的晚上──两次诡异地把岸敲成案字，足见真实生活是文案堆积，惨案一桩。
泰国并没有神医，只有混乱的交通和从不守时的巴士，然而“不靠谱”正是他的解药。
读过一本非虚构，写日本“垮掉”的宅男一代。所有湿乎乎的细节都忘了，就记得一件事：那个主人公因为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秩序井然的日本，每隔大半年就要飞去泰国治疗。泰国并没有神医，只有混乱的交通和从不守时的巴士，然而“不靠谱”正是他的解药。与此类似，在关于德铁准时的书写中，也总是会有人（通常是中年女人，脸上写着世事洞明）担忧地说，“是啊，很准时，问题就在于太准时了。”
刚到德国头一个月，我们几个“媒体使者”每天早晨集体坐4路车去汉堡大学上课，有人聊天，有人看书，有人在默默观察车尾读古兰经的土耳其大爷，那阵子我一直在kindle上读《现代性与大屠杀》。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德国的公交车上读这本书，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马克思故乡看看一样。也许是因为公交车也太准时了？齐格蒙·鲍曼老师分析第三帝国属于“现代社会”（而不是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的返祖怪胎）的特征时说，“毁灭机器与有组织的德国社会从整体上说在结构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市中心广场的集市上，我看到了好些杂志，封面上都是露乳女郎，不知马克思老师会作何感想？
可是，当我在布达佩斯火车站（很可能就是后来被叙利亚难民占领的那个）犹豫着到底是去克拉科夫还是萨格勒布，然后看到匈牙利的售票员麻利地打开德铁网站为我查票时，还是（充满敬意地）被震惊了。这种感觉和前些日子看 BBC 报道的感受有点接近。当难民们最终抵达德国，走出慕尼黑车站时，迎接他们的是德国人欢迎的掌声，还有准备好的食物和糖果。到底是德国。是的，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对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旅行者和一群风尘仆仆的难民来说，谁要在乎“太准时”这个“问题”呢？
特里尔是座漂亮的小城，早晨我沿着摩泽尔河小跑，青草味儿挥之不去。在市中心广场的集市上，我看到了好些杂志，封面上都是露乳女郎，不知马克思老师会作何感想？当然要参观他老人家的故居。那是一栋位于城市较偏僻的西南角的二层小楼，我跟着各种标语口号回顾了他的一生。马克思17岁读高中时就发现了社会的框架条件和强制性，“我们在社会中的状况，在我们有能力解决他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后来他宣布，“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再后来世界被改变了，再后来世界被改了好几遍，这里终于来了许多中国人，在出口处的留言本上抒发情感：
“您知道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很值得您去学习和实践！”──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灵魂的家园……卡尔·马克思，我们的上帝！”──一位陕西游客。
“马克思故居真美丽。”──一位显然是在练字的学童。
“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永远传承下去！”类似的留言最多，有人工工整整写了两遍。
“马克思先生，您有一套大房子，还有后花园，这是我们奋斗一生的梦想。”──一位“中国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