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天前，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宣布禁止教授政治学，因为该国官员认定政治学不包括乌兹别克发展模式，完全是西方伪科学。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大学里的政治学科目已经被替换为“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民主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专讲乌兹别克模式。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仅仅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限制学术自由的一种方式。该国政府并不喜欢学者碰触当代政治议题，对于国内研究者，当局有太多限制方式可以选择，而对国外的研究者，他们则会直接禁止其入境。今年8月份，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欧洲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谢尔盖·阿巴辛（Sergei Abashin）被禁止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像对待其他被禁入的学者一样，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被禁止入境并不是学者在从事现代中亚研究时面临的最坏情况。2014年6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的塔吉克斯坦籍博士生亚历山大·索迪科夫（Alexander Sodiqov）回国，到少数民族地区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塔吉克语：Вилояти Мухтори Кӯҳистони Бадахшон）进行田野调查。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时，索迪科夫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官员逮捕。随后当局指控这位多伦多大学博士生犯了叛国罪和间谍罪。如果不是多伦多大学及索迪科夫导师爱德华·施兹（Edward Schatz）通过国际组织及英国政府向塔吉克斯坦政府施压，索迪科夫至今还身陷牢狱。
种种迹象表明，中亚越来越不欢迎外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碰触当地的敏感议题。
莎拉·凯兹尔（Sara Kendzior），一位从事现代中亚研究者（2005年被禁入乌兹别克斯坦），今年3月在美国中央欧亚研究者协会第22届年会上做主旨发言。她认为，外国研究者进入中亚五国中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从事当代议题研究已经极度困难了。剩下的两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目前还算好一些。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可以进入，但如果研究者就敏感政治议题访谈当地民众，未必能听到真话。凯兹尔认为，中亚地区对学者来说变得越来危险，不是因为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是中亚国家政府一直在迫害自己的公民，而学者则想知道这些被迫害的人在想什么。
来自研究对象国的限制并不是现代中亚研究者所面临的唯一困境。在美国，由于政府对区域研究的支持日趋减少，连累了那些顶级的中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2011年，资助区域研究的标题六项目被美国政府削减了5000万美元，而今年，标题六项目经费又将面临大幅削减。受到经费减少的影响，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不得不在数年前停开塔吉克语课程，而研究生也比以往更难申请到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奖学金。更为悲惨的是，当享誉世界的印第安纳大学塞诺内亚研究所要搬往新建的国际关系学院大楼时，校方却拒绝为其附属图书馆提供空间，可见中亚研究的没落。
政府对中亚研究支持力度的减少，当然不能仅仅归罪于传统学科抢夺了区域研究的地盘，这其实也跟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的极盛出现在冷战时期，当时美苏在全球各地展开霸权之争，中亚作为苏联民族宗教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自然是美国政府渴望了解的区域，因此中央欧亚研究系创始人塞诺（Denis Sinor）教授才得以有资源邀请各国顶尖的中亚研究者加盟印第安纳大学。冷战结束，美国就对这块区域逐渐失去了兴趣，于是投入的资源相对减少了。如果说，现代中亚研究在冷战结束后还有短暂复兴，那也就是美国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连带效应。但是随着美军逐渐撤离阿富汗，这种连带效应在慢慢消失。
相比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亚研究，中国还停留在普及学术常识的阶段。但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开始，推进中国的现代中亚研究已经是迫在眉睫。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决策者还是学界的研究者，都应该从西方现代中亚研究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的政府是否做好准备，保护我们的研究者免遭政治上的风险？我们的研究者是否想好了：如果一带一路热潮退去，我们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