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折纸艺术，先母懂得教我的唯一折纸技，就是折一只近似爵杯的酒杯。长大后我从日文“折り纸”（折纸）书籍中，学会折出鸟、兽、虫、佛、婴孩......林林总总的众生。但唯一传授女儿去折的，还是“薪传”的酒杯。先母不大会在纸上写字习画；折纸，也是一种创作，一种表达；简易、直接。
平生第二个教我折纸的人，是一个女学生，去年在金钟街头萍水相逢，她教我折伞。
我很喜欢伞，早见于1982年5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上人间 》的第一页第一篇〈伞与人〉。 我由《秋水伊人》（大陸譯《瑟堡的雨伞》）那出法国电影的开场俯瞰镜头、那一把把撑开的彩色缤纷的伞面说起。
末段我的结论是：“人虽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伞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伞下自卫、寻梦，一把把不同颜色的伞子，一个个不同心态的自我，组合着看似瑰玮的彩虹，永远往来不息。”
写那篇文章时，我还在“innocent”（“回去搞毛霉菌”的科学家口中的单纯）的容貌与年纪，以为写抒情小品，谁知可能演变成社会寓言，甚至迂拙的(推测三十多年后的) 预言。“人各自在自己的伞下自卫、寻梦”，可惜我过于乐观和浪漫主义。每人手中的伞子，都不能把四周的人隔着，尤其以一对七。纵若黄帝，横跃黄河，贯曰黄皮肤，彻若黄伞...... “好样的”偶然一色，只可惜暴雨过后恒久未现彩虹。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作者注 : 草雪极喜爱的瑞士作家Jürg Schubiger写给儿童的著作《Als die Welt noch jung war》），有一个到处流浪的城市。我走进里头拔步追寻，问可见我城，缘何“所在的地方空荡荡的，只剩下马路和铁轨”？但细看更为触目惊心，空气中有特长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后被判罪的胸脯。我城呢？只剩下一幅幅类似 Dali 的画作。
我曾是以孩子作第一优先的全职母亲，那些年亲手照顾孩子，得到劣评如潮。出版者常取笑我说我牺牲太大；有两位胞姐也先后告诫我──罕有地强调我是作家── 不该不请女佣代为育儿云云。当时我常举例说，某外科教授，其博士妻也亲自照顾孩子。我借用语言符号，好让一般讲究衔头的人马上理解。这位昔日教授 （今日幽默依然，以被虐长者自况），于1987年5月曾接受我代表《明报》的访问。
问可见我城，缘何“所在的地方空荡荡的，只剩下马路和铁轨”？但细看更为触目惊心，空气中有特长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后被判罪的胸脯。
彼时让我印象鲜明者，不仅由于他的博士妻愿意带孩子，而是他说他哥哥 (银行家) 接触的是达官贵人，他自己接触的则是到医院求诊的街坊，作为谘委，他希望能代表普通人，力求客观。唯最让我印象鲜明者，更在于他开诚布公，自述他小时候力求客观的科学精神：为要证实不同大小的金鱼离开水后的生存能力，把金鱼分别捞起试验，一缸金鱼魂归天国。
今天教授岂只接触达官贵人，他自己早已是其中一位。母校有许多学兄学姐，都是社会里的达官贵人。政治取向倾左倾右，都可以出自同一母校。甚至出自同一个名门望族的曾祖父，如何“作福国民”，也可以各有各的择善固执。我很缅怀曾出任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愈十载者、其为香港守护的法治精神。
草雪人微言轻，惟深信诚信、公义、悲悯，系于人文主义，而非叫普通人噤若寒蝉的权贵垄断的政治。对于母校，我常并存正反感情，但校歌却是我喜爱的......The loving heart, the helpful word, the tender thought, the kindly deed......
7月12日《新报》停刊后，连《新报》在内，以往我曾经撰写文艺的报章，至少已有六、七份于不同时期结业。现只剩余曾经连载小说的《东方日报》、写散文专栏的《文汇报》，以至写过些许随笔的《明报》。将人、媒体、国家以至种族来标签，是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说是很无奈的人性。我看了Morgan Freeman 主持的Through the Wormhole 的第六季第一集 Are We All Bigots，感念殊深。不在于Freeman的老生常谈，谓人类善于将异己者典型化，譬如肤色、性别、宗教不同，都可被人歧视云云。而在该集特别强调的“幸灾乐祸”人性。
Freeman的心理分析例子是，随机将人分成红蓝两队，初则打棒球，继则真的大打出手，打个落花流水。例子呈现了“就是要对方不好过” (watch their rival team suffer) 的人性。辞去港大校务委员的袁国勇提到的往昔微妙的平衡，我完全可以感受。曾经不只是平衡，而是在非常时期，能够在人文主义的大前提下，流露了正面的人性。我随缘由1987年7月至1989年8月撰写《文汇报》专栏，到最后就见证过这种非常时期。
有位来自北京的编辑说，我的正确中文词汇，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陆已不再这么说。她说这因为我们未经过文革。
我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念初中时已得闻莎翁《King Lear》名句如: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当时大陆正值文革。犹记念中学时阅读《天雠》时的震惊。有位来自北京的编辑说，我的正确中文词汇，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陆已不再这么说。她说这因为我们未经过文革。我倒也从她的电邮中，看见她使用在大陆流行的“大气”这个词。
我一厢情愿地猜度何谓“大气”。无国界算吗？在我还不知道香港会由英国殖民地真的回归中国的少年时代，我的成长胜在独立思考。我向往四海为家，远早于1980年我返大陆旅行被称为“外宾”，及1981年孤身上路去英国探朋友被英国入境处怀疑你想偷渡似的诸多查问。1990年我去了欧洲个半月后，回来郑重的写了些文章，包括《心里的版图》与《请不要为我哭泣》。
在第一篇我说：“......香港人具有勇于‘寻找地方’的遗传因子，我们的上一代如此，我们也如此......中国人在欧洲算是什么？对不起，黄皮肤仍只能叫绝大部分的欧洲人视作日本人看待...... ”
在第二篇我续道：“......每逢道出自己是中国人时，都如向茫茫大海掷石，看见那句话的无足轻重，心也猝然的陪石直沉......当你说‘我是中国人，来自香港’时，下半句已显得不很重要。”
时移势易，中国的游客作为消费者，已经取代了日本人。由于传媒在回归后都乖乖地马上将香港一直沿用的粤音译名，变成普通话音译。我也无奈接受，将小说里的肯亚，改为肯尼亚。但曾经政治正确的香港人，如何与有荣焉？两个月前我从爱尔兰返港，机上的邻位是操普通话的中国人，会看英文报纸，甫坐下来，就把鞋子脱掉......
1990年我在维也纳找寻海顿故居，有位陌路相逢的为联合国工作的法国女人，不惜陪我走到目的地；在慕尼黑也遇上不相识的德国男人殷勤带路。自此感染了我。在香港，遇到内地旅客问路，即或当时我背着小提琴，被问到时代广场在哪，我也曾亲自带领。
由于传媒在回归后都乖乖地马上将香港一直沿用的粤音译名，变成普通话音译。我也无奈接受，将小说里的肯亚，改为肯尼亚。
三年前中港的“爸爸”“儿子”骂战。 即或常把独子娇纵的强国父亲，也似乎未能听得明白。在家中排行最幼的我，则深深明白：最爱妈妈，因为她甚少干预我，更不特别为我做过什么，置之不理最好，给我透气空间。
有位网媒编辑曾对我说“我有时会考虑的，是每个专栏的风格和特色。后来一想，专栏特色不是由文章题材决定，而是写作风格和作者的审美、价值观决定。”我为她喝采，犹之乎向守护本国语文和文学的法国与日本致敬。
纸媒属于时间线性流动渐进的时代，只许极小数幸运儿，得享“文章千古事”；一般来说，方块文字只能变成明日黄花，或供奉历史的祭品。去年才开始写网媒专栏的我，强烈感到网志予人咫尺天涯的挑战，一如 Nolan 电影 Interstellar 的书橱外的五维空间。永远不会消失的网志文字，打破了《传道书》第三章的经节那些传统智慧：“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不，让我们继续浪漫而谦虚地相信有可穿越时空的虫洞。
两度旅居外地，都被一些朋友怪我“失踪”。惟诚信、公义、悲悯，也活似网志文字，永远不会消失；或者不过像粒子消失，存在于我们视而不见的额外空间。一位已失联的同学对我的失踪曾表介怀，并边说笑边引述我在1979年6月写的一首新诗《缘》的最后一节：
风雨中
一把伞子
送你走一段路
不曾问你的名字
也不知风雨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