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地铁站的墙 上,悬挂了一幅画家达利的复制画。摄:Mario Tama/GETTY](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79abb2b2f43543d69e135f22df943ae9.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我喜欢折纸艺术,先母懂得教我的唯一折纸技,就是折一只近似爵杯的酒杯。长大后我从日文“折り纸”(折纸)书籍中,学会折出鸟、兽、虫、佛、婴孩......林林总总的众生。但唯一传授女儿去折的,还是“薪传”的酒杯。先母不大会在纸上写字习画;折纸,也是一种创作,一种表达;简易、直接。
平生第二个教我折纸的人,是一个女学生,去年在金钟街头萍水相逢,她教我折伞。
我很喜欢伞,早见于1982年5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上人间 》的第一页第一篇〈伞与人〉。 我由《秋水伊人》(大陸譯《瑟堡的雨伞》)那出法国电影的开场俯瞰镜头、那一把把撑开的彩色缤纷的伞面说起。
末段我的结论是:“人虽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伞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伞下自卫、寻梦,一把把不同颜色的伞子,一个个不同心态的自我,组合着看似瑰玮的彩虹,永远往来不息。”
写那篇文章时,我还在“innocent”(“回去搞毛霉菌”的科学家口中的单纯)的容貌与年纪,以为写抒情小品,谁知可能演变成社会寓言,甚至迂拙的(推测三十多年后的) 预言。“人各自在自己的伞下自卫、寻梦”,可惜我过于乐观和浪漫主义。每人手中的伞子,都不能把四周的人隔着,尤其以一对七。纵若黄帝,横跃黄河,贯曰黄皮肤,彻若黄伞...... “好样的”偶然一色,只可惜暴雨过后恒久未现彩虹。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作者注 : 草雪极喜爱的瑞士作家Jürg Schubiger写给儿童的著作《Als die Welt noch jung war》),有一个到处流浪的城市。我走进里头拔步追寻,问可见我城,缘何“所在的地方空荡荡的,只剩下马路和铁轨”?但细看更为触目惊心,空气中有特长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后被判罪的胸脯。我城呢?只剩下一幅幅类似 Dali 的画作。
我曾是以孩子作第一优先的全职母亲,那些年亲手照顾孩子,得到劣评如潮。出版者常取笑我说我牺牲太大;有两位胞姐也先后告诫我──罕有地强调我是作家── 不该不请女佣代为育儿云云。当时我常举例说,某外科教授,其博士妻也亲自照顾孩子。我借用语言符号,好让一般讲究衔头的人马上理解。这位昔日教授 (今日幽默依然,以被虐长者自况),于1987年5月曾接受我代表《明报》的访问。
问可见我城,缘何“所在的地方空荡荡的,只剩下马路和铁轨”?但细看更为触目惊心,空气中有特长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后被判罪的胸脯。
彼时让我印象鲜明者,不仅由于他的博士妻愿意带孩子,而是他说他哥哥 (银行家) 接触的是达官贵人,他自己接触的则是到医院求诊的街坊,作为谘委,他希望能代表普通人,力求客观。唯最让我印象鲜明者,更在于他开诚布公,自述他小时候力求客观的科学精神:为要证实不同大小的金鱼离开水后的生存能力,把金鱼分别捞起试验,一缸金鱼魂归天国。
今天教授岂只接触达官贵人,他自己早已是其中一位。母校有许多学兄学姐,都是社会里的达官贵人。政治取向倾左倾右,都可以出自同一母校。甚至出自同一个名门望族的曾祖父,如何“作福国民”,也可以各有各的择善固执。我很缅怀曾出任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愈十载者、其为香港守护的法治精神。
草雪人微言轻,惟深信诚信、公义、悲悯,系于人文主义,而非叫普通人噤若寒蝉的权贵垄断的政治。对于母校,我常并存正反感情,但校歌却是我喜爱的......The loving heart, the helpful word, the tender thought, the kindly deed......
7月12日《新报》停刊后,连《新报》在内,以往我曾经撰写文艺的报章,至少已有六、七份于不同时期结业。现只剩余曾经连载小说的《东方日报》、写散文专栏的《文汇报》,以至写过些许随笔的《明报》。将人、媒体、国家以至种族来标签,是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说是很无奈的人性。我看了Morgan Freeman 主持的Through the Wormhole 的第六季第一集 Are We All Bigots,感念殊深。不在于Freeman的老生常谈,谓人类善于将异己者典型化,譬如肤色、性别、宗教不同,都可被人歧视云云。而在该集特别强调的“幸灾乐祸”人性。
Freeman的心理分析例子是,随机将人分成红蓝两队,初则打棒球,继则真的大打出手,打个落花流水。例子呈现了“就是要对方不好过” (watch their rival team suffer) 的人性。辞去港大校务委员的袁国勇提到的往昔微妙的平衡,我完全可以感受。曾经不只是平衡,而是在非常时期,能够在人文主义的大前提下,流露了正面的人性。我随缘由1987年7月至1989年8月撰写《文汇报》专栏,到最后就见证过这种非常时期。
有位来自北京的编辑说,我的正确中文词汇,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陆已不再这么说。她说这因为我们未经过文革。
我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念初中时已得闻莎翁《King Lear》名句如: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当时大陆正值文革。犹记念中学时阅读《天雠》时的震惊。有位来自北京的编辑说,我的正确中文词汇,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陆已不再这么说。她说这因为我们未经过文革。我倒也从她的电邮中,看见她使用在大陆流行的“大气”这个词。
我一厢情愿地猜度何谓“大气”。无国界算吗?在我还不知道香港会由英国殖民地真的回归中国的少年时代,我的成长胜在独立思考。我向往四海为家,远早于1980年我返大陆旅行被称为“外宾”,及1981年孤身上路去英国探朋友被英国入境处怀疑你想偷渡似的诸多查问。1990年我去了欧洲个半月后,回来郑重的写了些文章,包括《心里的版图》与《请不要为我哭泣》。
在第一篇我说:“......香港人具有勇于‘寻找地方’的遗传因子,我们的上一代如此,我们也如此......中国人在欧洲算是什么?对不起,黄皮肤仍只能叫绝大部分的欧洲人视作日本人看待...... ”
在第二篇我续道:“......每逢道出自己是中国人时,都如向茫茫大海掷石,看见那句话的无足轻重,心也猝然的陪石直沉......当你说‘我是中国人,来自香港’时,下半句已显得不很重要。”
时移势易,中国的游客作为消费者,已经取代了日本人。由于传媒在回归后都乖乖地马上将香港一直沿用的粤音译名,变成普通话音译。我也无奈接受,将小说里的肯亚,改为肯尼亚。但曾经政治正确的香港人,如何与有荣焉?两个月前我从爱尔兰返港,机上的邻位是操普通话的中国人,会看英文报纸,甫坐下来,就把鞋子脱掉......
1990年我在维也纳找寻海顿故居,有位陌路相逢的为联合国工作的法国女人,不惜陪我走到目的地;在慕尼黑也遇上不相识的德国男人殷勤带路。自此感染了我。在香港,遇到内地旅客问路,即或当时我背着小提琴,被问到时代广场在哪,我也曾亲自带领。
由于传媒在回归后都乖乖地马上将香港一直沿用的粤音译名,变成普通话音译。我也无奈接受,将小说里的肯亚,改为肯尼亚。
三年前中港的“爸爸”“儿子”骂战。 即或常把独子娇纵的强国父亲,也似乎未能听得明白。在家中排行最幼的我,则深深明白:最爱妈妈,因为她甚少干预我,更不特别为我做过什么,置之不理最好,给我透气空间。
有位网媒编辑曾对我说“我有时会考虑的,是每个专栏的风格和特色。后来一想,专栏特色不是由文章题材决定,而是写作风格和作者的审美、价值观决定。”我为她喝采,犹之乎向守护本国语文和文学的法国与日本致敬。
纸媒属于时间线性流动渐进的时代,只许极小数幸运儿,得享“文章千古事”;一般来说,方块文字只能变成明日黄花,或供奉历史的祭品。去年才开始写网媒专栏的我,强烈感到网志予人咫尺天涯的挑战,一如 Nolan 电影 Interstellar 的书橱外的五维空间。永远不会消失的网志文字,打破了《传道书》第三章的经节那些传统智慧:“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不,让我们继续浪漫而谦虚地相信有可穿越时空的虫洞。
![本图是草雪珍藏多年的法国名信片。作者供图](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2265fbd6954a4085b664685780221071.jpg?imageView2/1/w/1080/h/1620/format/jpg)
两度旅居外地,都被一些朋友怪我“失踪”。惟诚信、公义、悲悯,也活似网志文字,永远不会消失;或者不过像粒子消失,存在于我们视而不见的额外空间。一位已失联的同学对我的失踪曾表介怀,并边说笑边引述我在1979年6月写的一首新诗《缘》的最后一节:
风雨中
一把伞子
送你走一段路
不曾问你的名字
也不知风雨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