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欢迎仪式普京大帝压轴出场，被圈粉了！”“天哪已成普京脑残粉，真实的霸道总裁！”“这个男神,能卖萌，能耍帅，是硬汉，也是暖男……”
北京阅兵，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成了大陆社交媒体的热门人物。实际上他近年每一次的公开亮相都能在大陆社交媒体掀起讨论。在网络世界中，他不但是国家领导人，也是政治明星；是反对西方话语权的英雄，也是中国人民最体面的老朋友；他能抱着小狗宠溺合影，也能徒手掰断铅笔，翻身上马或骑着重型摩托车兜风；他俨然一个段子手，讽刺西方国家的言论被做成图集流传，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微笑互动则更是刺激大陆网民的肾上腺素：中俄领导人相互欣赏，中俄两国关系越来越铁。
这不，阅兵前普京与总理梅德韦杰夫一同在索契健身、吃早餐的照片也在中国广受欢迎。在中国大陆新闻APP中打开这些图片下面的评论，又看到一大批向普京表达崇拜的言论。喜个人崇拜者说：“普京是所有总统中战斗力最高的，跆拳道黑带”，执着于中俄战略关系者则说：“唱衰俄罗斯和普京的人是想让中国孤立。没有普京，现在中国必定是危机四伏，四面受敌”。
大陆许多新闻网站的评论是受控制的，但以笔者多年的观察看，这些言论仍可代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只不过，最近这大半年里，俄罗斯经济严重下滑，有关这个国家的消息总与“危机”、“衰弱”联系在一起，故而这些言论很是消停了一阵，但借一条普京参加阅兵的报道，它们还是可以迅速活跃起来。
中国人崇拜普京、期待俄罗斯，总是从传统的“庸俗国际观”和“庸俗政治观”出发的。在此类观念下，政治人物成了演员，谁演技好，谁就受欢迎，国际体系是单纯的丛林世界，谁最狠谁就是老大。普京自然就会受欢迎，因为他会演，表面上看够硬汉，够强硬。庸俗论者相信这种素质恰是每个国家的立身之本。
但悖论是，国内对俄罗斯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或者说只有很片面的了解──大多数中国民众对当代俄罗斯的了解仅止于普京、石油、军火，或许再加上一个维塔斯（Vitas，俄罗斯歌手）和一众体育明星──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他们对俄罗斯领袖的崇拜。
这当然拜官方对普京身上“反美、铁腕”等元素无以复加的宣传所赐，从价值判断到审美欣赏，官方全套打包了对普京的包装。于是，普京在俄国内大奏其效的民粹手腕也“出口”到了中国。
这会养成一种习惯，普京当然是可以替换的，只要照片依然霸气，眼神依旧犀利，依旧符合众多中国人的审美。
近百年的精神从属者
普京高高在上，遮蔽着更加真实的双边关系。专家们常用二元结构概括这种关系：官方层面关系深厚，民间层面却互信不足。对中俄关系来说，这种二元结构并非新鲜事。
1932年底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如此说道：“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认为，这件“大事”“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中国文豪在这篇文章中盛赞俄国文学带来的革命力量与精神，对当时国民政府反苏的政策大加抨击，而对俄国的侵略只提了上面这么一句，对那些年中苏间另一件大事——苏联鼓动外蒙古独立则只字未提。
在那个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们的这种认知并不稀奇，李大钊和陈独秀甚至在苏俄革命理想的感召下主张让苏联拥有外蒙古。1903年中国爆发“拒俄运动”，蔡元培在上海张园向集会民众发表演说，当他念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12000余名集会群众齐刷刷地向东鞠躬，表达对留日学生们的敬意。 但到了1925年，北京《晨报》在一场“仇俄友俄”大讨论中刊登了仇俄文章，报社遭部分群众纵火烧毁。1931年，受“9·18事变”刺激，2000多名爱国学生们高喊“保卫苏联”等口号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出面对话的蔡元培殴打倒地，拖行几百米。
拒俄运动
这显然是当时中俄关系的二元结构：苏俄的现实，乃至对华政策都可以扔到一边去，它输入的革命理想与精神才是决定性的，恰如今日普京执政理念和个人特征把中国人迷得神魂颠倒，当代俄罗斯的现实却很少被关心。
而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上的从属关系，中国对俄罗斯的从属。俄罗斯用一种生猛的精神力量入侵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折射出的是中国人思想上的匮乏。
精神从属的百年轮回
隔着一百多年的两波精神从属，构成了一种历史回环，让人忍不住探究在这一百多年中中俄各自有怎样的道路选择，缘何会出现这样的精神从属和这样一个回环。
两国道路相同，但俄罗斯早走了半个世纪，但也恰恰是这时间上的先进让两个国家虽道路相同却轨迹不同。
至少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人确实有资格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俄国20世纪初的系列大革命在思想上缘起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知识精英思想运动，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托尔斯泰（Leo Tolstoy）等一批思想家、文学家推动了这场运动。而在落后的俄国诞生这么一大批思想精英，则要拜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的西化运动所赐，工业化、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俄国为自己培养了一个知识阶层。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理性浸润，这个知识阶层开始觉醒，开始反思沙皇统治，并最终左转为革命理论家及革命家群体，推翻沙皇统治，由列宁缔造布尔什维克政权。
同俄国比起来，中国同样是由工业化、办新学、派留学生而拥有了第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自强道路的求索，但在时间上至少比俄国晚半个世纪。容闳1872年才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带出国，梁启超等第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则要等到19世纪末。而从工业化等经济指标上看，中国也都明显落后于俄国。
但是，两个国家却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征：都是大国，都是农业人口占多数，资本主义的建立都极为艰难，都面临着外部安全问题。这些根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让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马克思主义通过不同的路径传入却都被中俄所选择，这成了一种标志。从而，两国所选择的政治体制都具有了相同的特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的组织建设、计划经济。
而且此中还有一种微妙的文化关系。鲁迅称从俄国文学中受到了鼓舞，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19世纪40年代崛起的第一批俄国知识分子正赶上尼古拉一世的铁腕政策，自那之后反抗精神就躲进了文学中来，俄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为传统。鲁迅藏书中多外国文学译作，苏俄文学最多，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成了俄国文学流传进中国的桥梁，其后马克思主义才传入。
概括起来，两国道路相同，但俄罗斯早走了半个世纪，但也恰恰是这时间上的先进让两个国家虽道路相同却轨迹不同。
消失的个人崇拜与保留的教育体系
中俄都是建立一套基于绝对个人权威的体制，发生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绝对权威领导人去世后权力体系扁平化并且改革开启，在全球化背景下累积国力并迎来一位强调权威的领导人，任内祭出反腐等改革并且开始对外拓展影响力。
如果对比中俄在各自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政体国体的不同，恐怕只能总结出民族组成上的差异。苏联确立了加盟共和国体制，这为日后的解体埋下伏笔。
所以，中苏两国虽进入新国家阶段的时间不同，但盘点历史，均大抵不脱同一套政治发展脉络：建立一套基于绝对个人权威的体制，发生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绝对权威领导人去世后权力体系扁平化并且改革开启，在全球化背景下累积国力并迎来一位强调权威的领导人，任内祭出反腐等改革并且开始对外拓展影响力。
这些大体一致的步伐间却有一些非常显著的差异：
1，苏联的工业化体系虽有西方国家短暂帮助，但基本上靠自己建成，科研、生产体系非常完整。而中国工业化体系基础很大程度上靠苏联援助建成，整个体系不够健全，基础学科研究严重不足。
2，斯大林的“大清洗”未波及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各级学校也未有大规模停课，教育体系基本正常运转。但毛泽东领导的各次政治运动对科技、文化、教育体系破坏较为严重，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是典型,
3，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苏联政治高层迅速进入集体领导体制，政治共识集中于一定程度的反对个人崇拜，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改革的共识基本指向“停滞”。而中国体制则进入邓小平具有较高个人权威的集体领导阶段，体制共识不但是反对“两个凡是”，还在邓个人权威推动下进入经济改革阶段；
4，苏联对教育体系常年的重视及工业的快速发展让政治体制常年稳定吸纳知识分子及技术人员，戈尔巴乔夫为典型代表，体制从而发生质变，开始逐渐倾向于政治改革，终于1991年在脆弱的民族关系框架下政党倒台，国家解体。而中国政治体制渡过苏东剧变这波浪潮，体制本身未有明显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拜经济改革成功所赐。
中俄差异的必然和偶然
上文所述的俄国革命先发优势是用来解释第1、2点的关键。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为俄国带来了科学院、大学，从而培养了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地位的大贤洛蒙诺索夫（Mikhil Lomonosov）以及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化学家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等等一大批人。这让科学、文化的精神、素养更深、更久地浸润了俄国。
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比中国更加先进的国家，这种先进导致俄在一些问题上和历史节点上做出与中国不同的选择。
胡适1925年访问苏联后言称，苏俄虽然是个独裁国家，但是从教育统计来看，他们是在用力办教育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认真做下去，这种独裁专制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这个判断既解释了第1、2点，同时也非常先验地预言了第4点。而1、2、4点合到一起实际上也就点出了中俄在基本步伐一致的同时缘何会出现如此重要的一些差异：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比中国更加先进的国家，这种先进导致俄在一些问题上和历史节点上做出与中国不同的选择。
而对于今天的中俄关系来说，第3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Lavrentiy Beria）、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先后尝试掌权，但笑到最后的是赫鲁晓夫。首先，三人接连上台时无一例外都举起“反个人崇拜”的大旗，而且毫无例外地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次，贝利亚祭出的与西方缓和关系政策、马林科夫祭出的反特权、反腐败、较深程度的经济改革，全都在体制内遭遇阻力。第三，最终上台的赫鲁晓夫也未能树立起绝对的个人权威，“过分”的“去个人崇拜”政策、农业改革及军事改革都让他广泛树敌，终于1964年遭遇政变。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苏联的改革没有从斯大林去世之后开启。但是中国却在毛泽东去世后搞了较为彻底的经济改革，让国家搭上了经济快车。如果说上述几点中俄不同步的地方都有至少半个世纪的积累来作为原因，那么中俄这一点差异相对具有较大的历史偶然性。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启或许较多地拜当时权力高层的力量对比所赐，而苏联相应的权力结构就有些过于扁平化。当然，这是一个仍需进一步研究的重大问题。
普京结束中国精神独立时代
民众从普京身上看到的是打破美国秩序的勇气，尤其当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多年来稳居美国式国际体系内的战略让民众急不可耐的时候，审美上的亮点则像放大镜一样提升了普京作为勇者乃至领袖的特征。
正因为这些相同与不同，20世纪初中国从属俄罗斯的精神关系在步入两国新政权阶段后发生了变化：尽管对斯大林多有不满，毛泽东基本仍尊斯大林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但在斯大林去世后，中国领袖面对“后辈”赫鲁晓夫开始争夺国际共运中的意识形态领袖地位。国际共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各国共产党会议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独领风骚，而在之前波匈事件乃至苏联国内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始终被莫斯科所重视。到了文革时代，中国则干脆开始蔑视抛开了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而在毛泽东去世，中共开启经济改革后，邓小平的改革经验被认为是一种成功模式，在俄罗斯也广受重视，而中国在拥有了这套经验后也从精神上脱离了过去对苏俄道路的狂热。在邓小平时代，中苏及中俄关系缓慢地正常化，表现地不温不火，直到普京的出现。
在这两个阶段，中国人自信于自己的理论。无论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至少相信它们先进于同期赫鲁晓夫的“去个人崇拜”政策及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改革。而从结果上看，前一次自信体现为一种政治狂热，而后一次自信则因中国的经济奇蹟而相对让人信服。
正因为这些，当普京开始变成中国民众的崇拜对像以及体制的支持对像，同样的逻辑清晰地显现出来：当中国人需要从俄罗斯引进一种思想资源时，便会对俄产生精神上的从属。
民众从普京身上看到的是打破美国秩序的勇气，尤其当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多年来稳居美国式国际体系内的战略让民众急不可耐的时候，审美上的亮点则像放大镜一样提升了普京作为勇者乃至领袖的特征。
回归沙皇式爱戴
在思想上，中国人未能像当年邓小平改革一样孕育出自己因应时代挑战的改革方略，更未孕育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观、强国观，这才再一次求助于北边的这位邻居。而对它的崇拜，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反美斗士”。
而对于中国执政精英来说，普京的内涵就复杂多了。
沙俄及苏联的命运揭示出了集权政体难逃在“发展”和“权力”之间做出选择的难题。彼得一世为了强国目标培育出一个知识社会，但是一百多年后，这个知识社会开始反抗沙俄统治。苏联同样为了发展与强国，用发达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但这些人进入体制后却改变了体制性质，让苏共及苏联在非常不适合改革的经济条件下开启了政治改革，导致严重后果。
全球化条件下，集权政体面临的类似压力越来越大，任何一种能够完美协调上述两大目标的思想资源都会被欢迎。普京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他能够在选举民主条件下让支持率持续提升，而且民众对他做出的支持甚至并不建立于真实的政绩基础上，而只因一种朴素而又传统的民众对沙皇的爱戴。这里面当然有苏俄民主改革未完全成功导致普遍失望，从而为普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历史背景的因素。但利用民粹手法让民众观念回归沙俄传统，普京的成功仍是显而易见的。
而这些恰也是中国执政群体所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正如中国政府在面对全球化压力时格外强调传统道德和价值的努力。
但不论普京代表着什么，中国时隔百年后重新开始在精神上崇信俄罗斯，这仍是很让人尴尬的事实。如果说俄罗斯因为较早的起步和变革而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领先于中国，那么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俄政经改革未彻底成功起，俄罗斯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就开始逐渐缩小，直至在新世纪的某个时刻被中国赶超了过去。
但这仅仅是物质的赶超，在思想上，中国人未能像当年邓小平改革一样孕育出自己因应时代挑战的改革方略，更未孕育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观、强国观，这才再一次求助于北边的这位邻居。而对它的崇拜，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反美斗士”。
从俄罗斯目前的颓势来看，这种精神从属想必也不会是长期持续的现像。但它终究表明，中国的改革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