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二战70年

赵楚:北京阅兵全面复活红色历史叙事

通观整个活动,应该说,最出乎公众期待的,也令人感到遗憾的,乃是抗战红色历史叙事的全面复活。

刊登于 2015-09-03

#二战7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摄 : REUTERS
中国人民解放军。

刚在天安门举行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中国大陆地区是首次,无论其参与的国际性,还是展示的新式军事装备,都引人注目,有诸多可论说的重大含义。本次阅兵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而其中最引起轰动的无疑要算两款出现于战略打击兵器模块的非常特别的导弹:DF-21D和DF-26反舰弹道导弹,从军事和战略政策观察的角度看,这两款导弹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本次阅兵最大军事亮点。(详见明天端传媒军事专文)。

此外,应该说,最出乎公众期待的,也令人感到遗憾的,乃是抗战红色历史叙事的全面复活。

9月3日原为中国战时政府明令确定之抗战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残存于台湾地区的国军继续执行的军人节。因此,当初宣布在9月3日举行历史主题纪念阅兵,国内外不少对抗战史念兹在兹的人士均抱一种热切的希望,期待通过更全面和真实地展示当时参战中国各党派军队的历史形象,从而在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分歧之上,缔造超越两岸,乃至全球中国人的共同历史记忆。

很明显,这种希冀丝毫不违背执政党的政治利益,而是可以极大刷新其内外政治形象。从阅兵的实际情形观察,这种正当而善意的希望是基本落空了。

作为历史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纪念活动中,人们看到,主要受阅对象是身着历史上最主要战役的英雄团队服装的模拟方队,通过这些模拟方队唤起人们对牺牲奉献,做出重大牺牲的英烈的记忆,并标刻和刷新那些战斗在国家与公众历史中的醒目地位。

在本次阅兵中,人们看到的是,代表当时中国政府与主力军队的符号、旗帜与其他标识均毫无踪影,而这些旗帜在史实上也是执政党及其部队当年所采用的。形象些说,有雁门关无昆仑关,有刘老庄无台儿庄,有阳明堡无“814健儿”,诸如此类绝非无意的安排。甚至受阅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部队,也仅采取历史延续编制单位代表的形式,而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回避当时军装样式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尴尬。

熟悉中国大陆前30年现代史教科书的人应该了解,在1949之后(实际上是自1941之后)的抗战史叙事中,当时中国抗战的中央政府及军事组织是隐身的,更有甚者,对其历史叙事是一种基本负面的话语,如战前的对敌妥协畏惧,战争中的投降倾向,对于当时共方军队之外的数以千万计的军队的作用,多为消极避战,一溃千里等描述。与这些话语相对的是中共对发起抗战的决定作用,以及敌后战场为主战场的定性结论。这些不可讨论的话语在近30年的学术与公众话语场实际上已基本退潮,因为其与基本历史事实相差太过于悬殊。

而从1980年代的实践看,当局放宽抗战史教条话语并没有对其正当性构成挑战,相反,这种倾向理性的有限举措反而使其在国内外公众,特别是海外华人中改善观感,得到实惠,同时也在其对台统战等政策领域提供了新的资源。

然而,近年的政策走势大为不同。新领导人的政治政策特重意识形态,而对于一个以马列历史唯物为正当性哲学论证的政党来说,在历史知识领域的失控很明显被当成从根本上冲击其执政合法基础的事态。

因此,约略与决定举行本次阅兵同时,国内有雷霆手段的反历史虚无主义运动,而这一运动的目标即在恢复对抗战史这一全民族历史遗产的垄断诠释,今次的阅兵可以看作是这一意识形态政策的一个实质延伸。这也是为何人们在如此规模的阅兵活动中看不到更多历史象征性重要标识的原因。

从基本的抗战史史实来说,1937年开始,直到1945年取得彻底胜利的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战争的主要历史角色是当时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红色话语中有意笼统所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政治领导,这些精心选择的修辞都是用来回避和隐藏这一起码的历史事实的。对于一件发生于70年前的历史事件采取如此不合情理的做法,这本身甚为反常,一般人以为并无必要。

人们看到,前苏联已经解体,统帅当时苏联军队的领袖已成为教科书中的反面人物,但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前苏联各国,对历史胜利的军队与战史,均作为正面历史遗产加以弘扬。1972年,中美和解,1979年,美国决定与中国大陆建交,美国与台北已没有外交关系,但迄今无论美国官方文献,还是媒体及学者言论,在涉及中国抗战史的问题时,并未觉得有隐藏或修改历史旗帜与符号的必要。

所以,本次阅兵展示的历史叙事方式只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特点和需要。

如果说中国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种政治和政策上逐步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那么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社会政治离心力的增加,中国执政党应对危机的基本思维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

近年的系列事件为这一思维提供了鲜明例证,因为执政党的传统思维认为,思想的统一不仅是党内团结的基础,也是凝聚全国人心,排除异端邪说的法宝,而在思想的统一方面,历史问题的知识同一性又是根本。研究20世纪极权主义制度的学者早已指出,这一制度本身是一种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工程学,社会控制的重心与基础在控制思想,是“意识形态上甘岭”的最大火力基地。因此,通过阅兵向国内外展示纯粹的红色抗战历史叙事就成了必然和自然的选择,即使内外观者会对此激发强烈腹诽,那也是经过精确计算而可以承受的代价。

由此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的政策中,一度淡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可能更加浓烈。历史事实本身很残酷地说明,目标为思想的斗争从来都不是靠思想的武器实现的,恰恰相反,意识形态的胜利往往是建立在冷酷的社会控制与武器的批判之上。

本次阅兵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这些力量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防武力和国家安全政策工具,同时,很现实地,它们也是保证红色意识形态与历史话语权威性的有力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习语,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枪杆子里面也出辉煌的历史教科书,尽管这部红色教科书所说的与人们的历史常识稍有出入。有枪在,抗战史就有不可动摇的标准答案。

(赵楚,军事战略问题学者,原《国际展望》执行主编)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