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举行了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式，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次阅兵式创下多个记录：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在10月1日“国庆日”之外的时点阅兵；首次以阅兵方式纪念抗战胜利；首次在阅兵式广邀世界各国领导人并邀请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和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并列为今年全球范围内纪念二战结束最为盛大的两个纪念活动之一。这一活动展现出的对外意涵，外界已多有解读。然而，这一次纪念活动，对于执政党而言，在内政上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外交层面。
在九三大阅兵登场之前，北京事先已经对纪念活动进行了预热。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卢沟桥参加几年七七抗战爆发78周年的活动，并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随后，央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都推出关于抗战的专题纪念节目，尤其是近期央视一套播出的《东方主战场》，更是高层对于抗战历史论述的最新标准版本。观察这些关于抗战史的历史论述，不难看出，这次纪念抗战胜利的系列活动，不单单具有宣示执政者权威的作用，更有建立更完善党史论述的高屋建瓴。
总的来看，这一波纪念活动的历史论述，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序列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将还原历史与强化领导人个人权威深度结合。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序列的融合
北京的意识形态论述，首先服务于内政，其次才考虑统战。从内政角度来看，强调中共对抗日战争的关键作用，是为了打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条意识形态线索。
综观1949年以来的历史，中国国家政权最初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共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革命正义性之上。因而在中共的日历表上，七一“建党”，八一“建军”和十一“建国”是最为重要的三个节点，中共对这些关乎中共革命与取得执政权的纪念日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七七、八一五、九三、九一八等与抗战相关的时点。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浓厚“革命”色彩悄然淡化。在合法性论述的构建上来看，从现实角度采“绩效合法性”，强调中共革命建设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引领国家实现高速的经济成长；从意识形态角度则逐渐祭出民族主义，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目标。
客观地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对抗战的认识和阐述都发生了明显的调整。一方面，基于树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需要，以及中日实力消长变化带来的战略龃龉，中共改变了过去简单强调“中日友好”、“向前看”的历史论述，强调要在“勿忘历史”的基础上谋求未来的和平，七七、九三等涉日的纪念日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抗日战争历史被更多提起乃至深度挖掘；另一方面，随着两岸军事对峙的解除和国共关系的逐渐改善，中共在对待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渐趋客观，不再以过去敌我对立思维，全盘否定国军抗战功绩。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论述的变化，已不足以满足当前最高领导人强化领导权威的需要。过去二十多年来，虽然中共在教科书上坚持“中流砥柱”论，但总体来说在日常宣传中，已相对淡化对中共主体地位的强调，尤其是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时，恰逢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等台湾“泛蓝”政治人物接连登陆，当时相关历史论述，也在相当程度上照顾国民党方面的观瞻。但从近期的抗战胜利展览，再到《东方主战场》等纪录片，以及官媒的各种表态来看，中共今年抗战纪念的突出特点，是比以往更高调地强调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共是领导抗日战争的主心骨”，再度被高度强调，这甚至引发了台湾退役将领，前行政院长郝伯村的公开不满。
北京的意识形态论述，首先服务于内政，其次才考虑统战。从内政角度来看，强调中共对抗日战争的关键作用，是为了打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条意识形态线索。如果中共对抗战的作用得不到强调，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民族独立”的关键节点就难以成为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民族主义的面向就只能是朝向未来的“民族复兴”。随着抗日战争的作用被不断拔高，最高领导人必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再次确认以下论述，使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抗日战争，与中共的领导密不可分，抗战的本质，是中共通过大力发展敌后武装推动“人民解放”和坚定抗日实现“民族独立”的统一。
回溯既往，中共强化民族主义的论述的同时，客观上原来的革命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弱化。这一次抗战纪念，成为再次强化革命论述的一个契机，更与最高领导人近来的严肃整党进程相呼应。中共以“阅兵式”的形式，再度展现“八路军”“新四军”历史与解放军的历史连结，构成一条始自1921年的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完整的，革命与民族主义统一的论述闭环。
进一步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
强调邓小平本身共产主义色彩的意味明显，习近平旨在强调，邓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者，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并未背离毛泽东时代国家富强的初衷。
早在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之初，就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北京在改革开放前后，大体各占三十年的时间，这一提法也被外界概括为对“两个三十年”关系的阐释。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两个不能否定”实际是中共一贯主张。一方面，不能像苏联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另一方面，又不能允许极左势力打毛泽东的旗号反对1978年以来执政党的执政路线。但事实上，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并非易事，毕竟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中共的执政路线大相径庭。
在意识形态上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其关键是要“找共同点”。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务实主义的、向西方开放、经济上灵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必须要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中找到对应；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也需要重新被拾起，成为官方“后三十年”论述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尝试此前已经很多，譬如在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上，习近平就强调纪念邓小平首先要学习他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2004年胡锦涛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上的讲话，首先强调的则是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个中变化，强调邓小平本身共产主义色彩的意味明显，习近平旨在强调，邓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者，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并未背离毛泽东时代国家富强的初衷。
而在此番纪念抗战胜利的系列活动中，中共在抗战期间的作为，也被赋予灵活务实的生动面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反复提起，官方强调这是中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因而毛泽东对中国的民族独立的贡献，影响持久而显著；中共和美国等盟国的接触，同样亦获强调，中共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这种灵活的取态，正是后来七八十年代从外交到内政的系统转型的先行尝试。
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述建构，官方强调，从战略到战术，从国内建设到国际合作，中共都是最具有前瞻性的先锋力量。中共后来的各种战略调整，都契合中共自身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现实主义的哲学路线。毛泽东在现实政治中的符号意义，必然要被进一步激活。
现实政治与历史的连结
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等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抗战期间曾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主席，而他从政生涯的重要导师——原国防部长耿飚也先后在陕甘宁和晋察冀两个边区工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第一位在二战结束后出生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第一位1949年以后出生的最高领导人）。然而，他对于二战的个人情结，显然远远高于他的前任们。
共产党国家的传统，对政党的效忠和对领袖的效忠是一体两面。而在中国，由于“文革”浩劫深重，中共明确禁止了个人崇拜，但领导人对于自身魅力形象的追求，仍然存在。习近平选择在自己军委主席上任不满三年之时就阅兵，这本身就是树立自己个人权威的重大举措，对军内甚至党内的其他政治势力，都是巨大的震慑。习近平在这次抗战纪念中，不仅要人们了解中共的作用，更要理解他的家族情感。习近平和相关文宣的操刀者都清楚，习近平在抗战和陕北问题上的情结，以及他固有的历史资源，都能够巧妙地为其大刀阔斧地执政举措，提供可资大众理解的注脚。
中共第二代渐次凋零后，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和抗战之间的关系并不算强，甚至有的领导人在二战期间的状态，还存在一些争议。然而，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等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抗战期间曾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主席，而他从政生涯的重要导师——原国防部长耿飚也先后在陕甘宁和晋察冀两个边区工作。习仲勋和耿飚的政治资源，对习近平的意义自不待言，习近平少年时到陕北插队的经历，也可能导致他比常人更重的陕北情结。
在《东方主战场》等纪录片中，习仲勋、耿飚等角色悉数出现，个中意味非常明显。虽然这些纪录片和展览并不会点名他们和习近平的关系，但其中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现任最高领导人，于公于私，都是抗战道统的继承者。
习近平在党内外的权威展现，将对包括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内的重大会议，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后续观察的要点。
（师愈闻，前智库研究员，宏观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