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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平:积极不干预和适度有为之争?

心水清的读者,都看得出两个相似的字眼(“积极不干预”和“适度有为”)皆空泛,是讲就容易做就难的理想。

刊登于 2015-08-28

曾国平: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的管制其实无孔不入,比得上任何发达国家。
摄: Tyrone Siu /REUTERS
曾国平: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的管制其实无孔不入,比得上任何发达国家。 摄: Tyrone Siu /REUTERS

最近,特首梁振英和自由党钟国斌就“积极不干预”和“适度有为”展开了一场经济哲学的辩论。

从字面上讲,“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和“适度有为”(我认为译作optimal activism比较合适)的意思没大分别。前者,根据前财政司郭伯伟和夏鼎基的说法,指的是自由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最佳,但政府干预在特别情况下能有较好的效果。后者,虽然特首没有明确定义,指的应该是政府在有利的情况下可干预市场,解决一些“市场失效”。

心水清的读者,都看得出两个相似的字眼皆空泛,是讲就容易做就难的理想。难,难在何谓“积极”、何谓“适度”。正如人人都知道饮食要均衡、理财要谨慎,但又有几多人清楚知道指的是什么?应管则管、应做则做,是近乎没有内容的说法;争论“积极不干预”和“适度有为”,是有点无谓的文字障。

“积极不干预”跟事实有距离

不讲空话讲事实。所谓“积极不干预在香港行之有效”,是否真有其事?没错,香港贸易自由,成立公司快捷,税率低税制亦简单,这些特征使香港在各大自由排名中名列前茅。不过,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的管制其实无孔不入,比得上任何发达国家。

由小学到中学,除非你是高官子女等富有人家,入读的多为官立或津贴学校。成绩够好上大学,入读也多数是八间资助大学之一。由细到大遇见的老师,其薪金又依据公务员制度。大学教授要拿研究拨款,一般又要向政府申请。

讲交通,有留意最近call车apps事件的,都知道政府管制的无微不至。发牌制度加上车资限制,一直令的士服务欠佳。较少人提及的出租车许可证,全港只有数十人/公司拥有,提供二百多架的豪华房车服务。客货车载人或载货法例的复杂之处,也尽显政府的干预其实相当积极。至于在香港买车养车之贵,有车阶级都知道是因为政府的各种税项而起。

住,全港有三成市民住公屋,居屋等资助房屋有一成多,只有五成几的市民住私楼。说香港税率低,其实有点误导。香港奉行的高地价政策,大家买又好租又好,每月好一部分的支出都是地价,是变相的税。到商场吃喝玩乐,铺租中的好一部分也是地价。张五常十多年前曾作一粗略估计,一个中上阶层家庭在美国交税百分之三十,但在楼价高的香港,税率超过五成。

对香港经济有了解的,都知道“积极不干预”是个神话。香港政府的干预从来都多,而其中不少政策的效果大有可商议之处(如的士牌照制度)。自由党对“积极不干预”赞不绝口,赞的到底是不存在的大市场小政府,还是香港政府的一些向商界倾斜的政策?

无标准的“适度”与无定向的“有为”

特首的“适度有为”又如何?我且以楼市辣招(买家、额外、双倍印花税)的例子,分析政府干预的困难。首先要问的,是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目的,就不知道政策是做得未够还是太多。楼市政策的明显效果,是市场的成交大幅减少,地产经纪的生意大减。减少交投,似乎不是政府的目标。鼓励置业?二手楼市场大幅萎缩,上车不见得容易。压抑楼价?四年来,平均楼价升了约六成。认为辣招成功的,会指出没有辣招的话,楼价会升得更多更快,“只”升六成是政策有效的证据。从事实证研究的,都知道这个所谓“逆事实”(counterfactual)的问题不简单:没有政策下的楼市表现如何,不是随便幻想出来的,要有严格的经济学模型支持。讲到底,政策的目标不清楚,适度与否也就无从说起,政策何时要停、何时要修改更成了主观愿望。

政府见市场有不妥立即出招,这种因时制宜的做法就算出师有名,始终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辣招,既不知道出招的准则(如楼价某段时间内上升超过某个百分比),亦不知道收招的标准(如楼价下跌某个百分比),市场上的买卖双方,从来都是估估下,怕下了决定遇上政府政策改变蒙受损失。再者,市场之间环环相扣,一个市场出现问题,出招对付的影响会蔓延开去。经纪、装修、银行业等,在辣招下面对的不确性都会增加。前路不清估估下(盲目猜测),事事不敢随便做,都不利消费和投资。

一个出了问题的市场,当然可以一个完美的政府去应付。不过,政府从来不完美,一样会犯错一样会“失效”。就如做生意可以押错注,政府决策者也是人,眼光也会失误,时间上也会有偏差,加上决策者花的是公帑,处理时未必如使用自己真金白银一样谨慎。政府要“适度有为”,最忌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要先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不知为知,是政府有为的最大危险。且以海耶克的一句话作结:

To act on the belief that we possess the knowledge and the power which enable us to shape the processes of society entirely to our liking, knowledge which in fact we do not possess, is likely to make us do much harm.

(曾国平,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客座副教授/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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