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史馆月前连续三天在圆山大饭店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近300人一起探讨对日战争的历史，同时发表三位抗日名将陈诚、胡宗南和吉星文的日记（新书）。
其次，国防部也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举办“对日抗战真相特展”，马英九总统到场讲话强调，八年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主导，中共的参与比例有限，“这是历史事实，不容任何窜改”，他对中国大陆报导扭曲史实表示“没有办法接受”。所谓的扭曲，应是如郝柏村在《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新书发表会上，批评他去年在中国参访相关纪念馆所看到的不实呈现。
抗战可歌可泣 惜与台湾历史何干
吾人承认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罪刑应被追究、应受谴责，而蒋介石一生政治生涯之功过中，领导中国军民对日抗战的角色也是“有功加分”，符合中国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
问题是，站在台湾的土地上、两千多万台湾人民的立场上，回顾七十年前的这段历史应该有不同的视野，因为二战期间台湾人在客观上仍是日本国的国民，终战后才被中华民国接收、片面改为中华民国国民。
台湾人明明是被征服者，却成了战胜国的国民，加上后来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粗硬统治手段，从台湾主体史观来说简直是“再殖民”的过程，这样的历史纠结在今天尚待梳理、平抚，怎能简单地以“抗战胜利七十年”来灌输？
今年5月31日一些台派社团举办“台北大空袭七十周年”纪念晚会，或照片资料展览，这才是台湾人面对自己历史的正确态度。
台北市政府能够改变过去多年来在中山堂举办七七事变纪念特展的传统，不但不应该受到前市长郝龙斌的谴责，反而应该受到鼓励才对﹔况且，七十年前一场死亡三千多位台北市民的大轰炸，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纪念碑，也没有任何官方的纪念仪式，显示台北市政府对历史的反省还是不够、应该警惕而感到惭愧。
马英九批驳“台湾地位未定”所为何来？
马英九总统在上述圆山大饭店的研讨会，公开演讲时强调，中国对日抗战与台湾光复关系密切──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15日的日本降书等“三份历史性文件”，与1952年的中日和约，都确认中华民国在台湾实质行使主权的事实。
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实质”，岂非承认形式上、法理上并不拥有主权？不论马英九有否此意，一般人都不会这样解读，因为多年来马政府传达的是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毋庸置疑”。但是笔者在上篇《端传媒》专栏中已指出，马政府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的公开论述，只提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记者会谈话，却不提同年6月27日即韩战爆发以后，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台湾地位未定”声明，这样避重就轻并不是诚实的态度。
“台湾地位未定”是美国从1950年以来的一贯立场，它的出现与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的正当性密不可分；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即将失去联合国代表席次那一年的4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瑞也在记者会宣称：“台湾与澎湖主权是一尚待未来国际解决之悬而未决之问题。”
1978年美中建交、美台断交之后，之所以有台湾关系法这种国内法来规范以后的美台关系，理据之一也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否则若是延续开罗会议公报的立场──台湾已经交还中国（当时还没有PRC，当然是指ROC），那么上海公报以来的立场是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府在北京，美国就不可以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也不可能坚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了。
最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是北京政府，因为它坚持的是把台湾包括在内的一中原则，而马英九的国民党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为何来？今日之国民党若要统治台湾必须依赖台湾人民的选票，而不是一中宪法下的法统，所以他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就只剩向北京表忠的作用，除非他能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边一国。
应以历史态度理解台湾地位问题
或许，从民进党的“已经独立说”立场也不见得欢迎“台湾地位未定论”。民进党的理论家主要是采取陈隆志教授的“有效自决”（解严后的国会全面改选）、“演进独立”说，何况现状也有独立自主的事实，为了避免主张台湾独立可能招致的政治压力，所以也避免谈未定论。
但是所谓主权的意义应该包含对内最高、对外排他，民主化之后的台湾政府固然可以“对内最高”，但对外排他就是必须获取国际承认、加入国际组织成为会员国，这部分当然必须面对地位未定的现实。
总之，1949年之前美国政府的重点是调停国共内战，台湾问题的处理暂时延续开罗会议公报的承诺，从而被葛超智批评为“出卖台湾”；蒋介石在1949年大撤退成功，加上麦克阿瑟“不能放弃台湾”的战略观点受到重视，1950年韩战爆发之后，更影响了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内容，不论旧金山和约或是中日（台北）和约都是台湾地位未定的铁证。战后殖民地归属问题的处理必须以和平条约的缔结为准，马英九强调的“三份文件”显然不敌旧金山和约。
战后台湾人民以及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得以免受赤祸，都可以说受惠于台湾地位未定论──使美国得以介入、使中国知所收敛。将来台湾人民迟早要透过公投，才能结束这种策略性的“地位未定”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