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美国洛杉矶地区发生的中国留学生绑架案轰动当地社区和中国大陆。这6名绑架凌虐同胞的中国留学生被告，很可能面对终身监禁的严厉刑罚；而其中一名留学生的家长试图用“钱能摆平一切的”中国式思维解决问题，也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
事件曝光后，中国网民几乎清一色拍手叫好——“让美国人教教你怎么做人！”，几乎所有的中国网友都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开心情绪，“好，就该这样治治中国人！”有网民留言说：“这样的事件中国比比皆是，这些欺凌事件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事’。”
为什么欺凌事件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事”？因为中国的现实是，第一报警没用，大案要案都抓不过来；第二即使报警，施虐者也会逃脱法律惩罚——在中国，那些非富即贵又会办事的父母，什么事都摆得平。”
“什么事都摆得平”，一叶知秋，这件新闻暴露了中国大陆这只烂苹果严重腐烂的核心：社会溃败（笔者前北大同事孙立平语），以及社会溃败的主因——官僚特权腐败。
腐败的根子在制度，制度的根子在极左
制度的根子毋庸讳言，就是极左的马列毛意识形态。
八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急剧兴起，却没有法治、宪政对官员权力的约束，腐败开始蔓延；但比起二十余年后的现在，那时的腐败不过九牛之一毛，但仅此一毛也引发了89年的学潮。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中共照例将学潮归咎于“国内少数敌对分子和西方国家颠覆中共政权的阴谋”，对自身制度性的特权腐败则轻描淡写，“重重拿起（“腐败再不治理就要亡党亡国”），轻轻放下（“腐败只是由于个别官员禁不住西方腐朽思想的诱惑”）”，以至于腐败今天已经渗透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腐败事实上已经成为官员工作的激励机制、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没有它，官员不作为、懒政怠政，日常生活荆棘遍地、寸步难行。以法治国家的严格标准衡量，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是不腐败的，有几个中国人敢担保“我从来没有给掌管某种稀缺资源的人送过礼、走过后门”？中国人痛恨别人的腐败，假如自己有了权则照样腐败。这次留学生事件，无非就是这个全局性、渗透性、糜烂性社会溃败的一个缩影。腐败恶化到这步田地，任何“惩治”都已经无济于事——你不可能把亿万中国人全都抓起来。
现在，“腐败的根子在制度”、在于对官员权力的制度性监督约束缺失已经成为共识，而这在十几年前却还是禁忌，在毛泽东时代则干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制度的根子在哪里？对不起，时至今日仍然是禁忌！
制度的根子毋庸讳言，就是极左的马列毛意识形态。为什么这样说？
马克思发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断言，人类历史是按照“历史必然规律”“螺旋式上升”的，全世界所有民族或早或晚都要在此规律的支配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步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进步”过程中，历史必然规律找到了自己的物质载体——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大公无私、最有革命觉悟、最守纪律、最有道德，等等，总而言之，人间一切美德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列宁至死都从来没有想到过，马克思的这套“科学理论”简直就毫无科学根据，完全是书呆子在书斋里用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编造出来的伪科学；等到列宁要把这套“宇宙真理”付诸实践，准备依靠工人阶级去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时候，却发现工人阶级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承担历史使命毫无兴趣，只关心改善自己的生活。列宁一个急转弯，把马克思的“客观必然规律”甩在脑后，决定自己亲自动手，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行“伟大历史使命”。为了自圆其说，他断言马克思所认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可能因资本主义危机自发产生，必须由他的先锋队从外边“灌输”进去。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是没有一丝一毫“权力制约”成分的，且不论马克思本人的愿望如何，他这一大套“学说”只要诉诸实践，无一例外，必定会按照其内部“铁一般的逻辑”（列宁最喜爱的表述之一），导向极权主义。
这还不算，先锋队为了完成历史使命必须遵守“铁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命名为“民主集中制”——事实证明其中的民主必定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集中。他说他这套“理论”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不是背离更不是修正，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都不认账（此时列宁也属于第二国际），为此“国际共运”爆发了一场大混战，结果就是第二国际走向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到二战结束后终于告别马克思，回归了西方文明主流，其“社会主义”就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国家要承担对穷人的关怀照顾，举办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列宁则自行创建第三国际，坚持马克思极左的三大“革命精髓”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即列宁斯大林）的领导。
二战后在斯大林大力援助下趁势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按照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绝对领导”的教诲，无一例外，全都演变为极左的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是最高领袖对全党、全民的专政，民主就是举手拥护，自由就是服从领袖——马列主义者丝毫不觉得这里有任何不妥之处，盖因领袖是先锋队最杰出的代表，先锋队是先进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先进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历史必然规律、人类前进方向、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即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宏伟理想”）……总而言之你可能想象出的一切人间好事的杰出代表——按照这个推理链条，领袖便理所当然、不容争辩、堂而皇之地成为人间的活上帝。上帝还需要权力制约吗？因此，不管各派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挖空心思地为马克思辩护，都无法掩盖一项基本事实：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是没有一丝一毫“权力制约”成分的，且不论马克思本人的愿望如何，他这一大套“学说”只要诉诸实践，无一例外，必定会按照其内部“铁一般的逻辑”（列宁最喜爱的表述之一），导向极权主义。西方各派马克思主义者百般狡辩，说极权主义这个恶魔是列宁、斯大林制造的，与马克思无关，他们实在是连最基本的学术良知都缺失了。
官僚特权愈演愈烈
这场黑白颠倒的大规模民粹主义价值观战争，把一切人类文明准则彻底颠覆，他养育出的众多“头足倒立”的反人道反文明人格通过代际传递，不但现在集结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还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
平心而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并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还有其平等主义、反对官僚特权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一面，而正是这一面至今迷惑着为数众多的毛粉。
不怀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文革时代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官不聊生”的时代，此前照搬斯大林体制形成的官员特权几乎全部取消不算，各级官员还要被赶下乡去，“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一手不但大得国内人心，更赢得了全世界左派的热烈拥戴，一时间毛泽东真正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照猫画虎，毫不意外地同样骗取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至于代价——极其严重的侵犯人权纪录和人道灾难、个人自由几近于零、教育倒退、文化荒漠、野蛮盛行、文明扫地以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对不起，那算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毛发动的这场黑白颠倒的大规模民粹主义价值观战争，把一切人类文明准则彻底颠覆，他养育出的众多“头足倒立”的反人道反文明人格通过代际传递，不但现在集结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还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这样一股史无前例的反文化反文明潮流，在“反对官员特权腐败”这一拨动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心弦的诉求上，却实实在在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他们具有不可抗拒的极大魅惑力。这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现实，任何中国问题的研究评估，都必须立足于这一现实，否则一定堕入主观臆测。然而很不幸，太多的中外观察家都严重忽视了这项事实——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民主派，和各色制度决定论者。
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奉为神圣，不但极大地鼓舞了极左新毛的气焰，更严重的后果是，从根本上抽空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基础，制造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价值观对立，导致了对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执政党自身的信任危机，以及全社会什么都不相信、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极端自私冷漠的犬儒主义风气。
令这一尴尬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彻底否定文革”把毛派的这一反官僚特权合理诉求也一并否定了，不但官员文革前享受的特权完全恢复而且急剧膨胀，从上到下，从思想观念、利益追求到生活方式，各级党政官员完全生活在与民众隔绝的“另一个中国”，不接地气、不了解民情社情，甚至和各种社会渣滓、黑社会沆瀣一气，堕落到了反人民、反社会的边缘。
恶性膨胀的官员特权再与不受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结合，通过权钱交易迅速培育出一个非法聚敛了世所罕见的巨额财富、极力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权贵资产阶级；这一横征暴敛、横行霸道的极少数人比法国大革命前遭到人民切齿痛恨的旧贵族更容易煽起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仇恨怒火，令全体官员和富人也遭受池鱼之殃，成为民众仇官仇富的对象。
更荒诞的是，中共至今仍然把毛泽东极左民粹极权的思想利器、改革开放的理论死敌——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奉为神圣，不但极大地鼓舞了极左新毛的气焰，更严重的后果是，从根本上抽空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基础，制造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价值观对立，导致了对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执政党自身的信任危机，以及全社会什么都不相信、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极端自私冷漠的犬儒主义风气。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局面一方面严重阻碍下一步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也严重阻碍了激进主义的替代选择——自私自利的理性人没有任何投身革命的热情，因为革命的个人代价高昂而回报太不确定，所以他们宁可选择搭便车；即便革命偶然成功，一个道德溃败的社会也绝无可能建立起良好运转的自由民主，这就使得革命更令人不可接受。民主化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表明，民主社会必须有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两块基石支撑，单腿蹦的“制度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都是错误的；而民主制度容易引进，民主文化却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辛培育。
因此很清楚，我们只有走“全面深化改革”之路。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