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市场喻为“看不见的手”，两百多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在寻找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作规律。关于金融危机发展过程的规律恐怕没有人比经济史学家查理士肯特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掌握更精准，观察自十八世纪以来许多金融危机发展的过程，肯特伯格于1978年出版了《疯狂、恐慌与崩盘》（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一书，至今仍被公认是分析金融危机最好的一本经典著作。
书中肯特伯格归纳出金融危机发展分为疯狂、恐慌与崩盘三个阶段：起初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获利机会带来市场的乐观气象与买气，价格节节攀升，乐观气氛越来越浓厚到一种疯狂境界，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很兴奋也感到不敢置信，在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中，莫名的恐慌会在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市场上一直存在的空头立场不知为何一夜之间变得比较可信，市场出现恐慌卖压，接着暴起暴落，一次跌得比一次深，一次涨得比一次少，等市场普遍承认熊市来临时，其实已经是崩盘的谷底了。
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每年都有金融危机发生，《疯狂、恐慌与崩盘》也成为华尔街投资者的教战手册之一，并且启发了晚近行为经济学家许多关于金融危机发生的因果机制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成功预言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的《非理性的荣景》（Irrational Exuberance）。
席勒与肯特伯格一样，不认为人类的市场行为是完全理性的，认识到情绪在市场行为的重要性，席勒与其他行为经济学者结合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分析概念来研究市场在牛市与熊市时的过度反应行为，为肯特伯格的历史归纳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用“看得见的手”顶住“看不见的手”
今年6月中国股市在一年的“疯牛”走势上涨将近150%后突然暴跌，两周内下跌30%，虽然海内外市场分析多半认为这是涨得太多太快的必要修正，颇符合上述经济学家发现的金融市场规律，但中国政府却祭出一连串包括大规模注资、停盘、公安抓人、民族主义情绪动员等手段“暴力救市”，想用国家“看得见的手”顶住市场“看不见的手”，看得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学家傻眼。
一个多月下来，“暴力救市”似乎越救市场越恐慌，完全没有止跌回升的迹象，反倒是严重赔上了中国政府的威信。
国际舆论普遍怀疑李克强到底懂不懂市场经济，大量外资撤离中国市场，连带许多亚股市场都跟着遭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甚至在《纽约时报》为文嘲笑中国领导人是“没穿衣服的国王”（naked emperors），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要再说这与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次救市证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习李是真的这么傻吗？中国“国家队”的支持者会说：不是傻，是有人“恶意作空”，所以政府一定要出手！
从6月股市暴跌开始，市场上就弥漫着“恶意作空”的传言，起先传言指向外资、甚至美国政府，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散户惨赔也要支持政府，但由于中国市场封闭，外资可操作的工具实在太少并且规模也实在太小，可信度太低，“恶意作空”传言中的黑手就转向境内与习近平权斗的江泽民、曾庆红家族。这样的传言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但在像作战一样的救市过程中，这类传言成功地扮演了区分敌我、坚壁清野的角色。
在这样的氛围下，相信市场运作规律的投资者想要抛售股票都成了与党中央权斗的共犯了！传言的寒蝉效应一定程度也起到了抑制空方的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救市没有起色，现在“国家队”又出现政府花大钱是要承接散户手中股票，目的是为了挽救血本无归的中产阶级的说法。虽然目前上证指数还是停留在开始救市时的3500点上下，看似百忙一场，但政府从股民手中接收股票的任务已经圆满达成，牺牲自己拯救苍生情操是可佩的，反正国家有的是钱，也有的是提出市场利好的政策工具，股市迟早还是会涨的。
“国家队”要证明中国例外
事实上，这波中国股灾要放在更大的经改路线分歧的脉络来看。自从本世纪初，为中国带来高速经济成长的“世界工厂”发展战略，因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国际保护主义高涨等因素，渐渐遇到瓶颈，中国要发展内需成为“世界市场”的战略因此就被提出。
一般经济学者普遍主张，中国要发展内需，必须要进行市场制度深化改革、缩小城镇与农村、国家与社会的贫富差距，国退民进，藏富于民，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十三亿人口大国的“世界市场”才能建立起来。
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不但持续利用国有银行体系的低利存贷机制让人民长期补贴国家，“劫贫济富”，并巧妙地运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协助国有企业在海内外资本市场包装上市，全球圈钱。
在这实际上国进民退的过程中，为了要让市场上更多的资金愿意投资中国国企，“北京共识”、“金砖五国”各种营销口号就被主要承销的西方投行发明出来，炒高市场对中国国有资产未来实现价值的期待。这段期间，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成功地在海内外资本市场圈钱，畸形虚胖，中国内需市场并没有发展起来，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不升反降。
2008年金融海啸让美国国力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国内的“国家队”忘了中国经济仍面对内需不振、资源分配扭曲的问题，拾起先前西方投行为商业目的发明的“北京共识”等概念，大谈“中国模式”，主张中国崛起是西方启蒙以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当然包括经济学关于“看不见的手”运作规律的相关理论），以政府万能为核心的各种各样“中国例外”的学说与信仰成为显学，期待习李政权运用国家“看得见的手”打造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崛起路径。
在“中国崛起”的激动情绪下，国家在经济基本面不好时，可以在一年之内强力用政策来创造“疯牛”股市，以“暴力救市”来扭转跌势，都不是理论上的不可能，而是信仰上的必要作为。不然，这“中国例外”的戏要如何唱下去呢？
（陶仪芬，台大政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发展与民主化、东亚政经发展与中国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