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撕鬼子、时空穿越、石头砸飞机、裸女受酷刑……这一年来，不少离奇、暴力、血腥、色情的电视剧情节充斥在中国萤屏上，它们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共同的时间背景，1937－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这类剧情太多，以至於观众给它们一个戏称：“抗日神剧”。连人民日报也看不过去，批评“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化和游戏化”，变作掩护暴力刺激的一张虎皮。
神剧雷人归雷人，官媒批评归批评，但是在抗战七十周年的大背景下，“抗日神剧”似乎仍然不乏其市场。
“只要是电视台故事发生在1900年以後、1945年以前的，电视台都会要求往里加抗日剧情，他们觉得这样好卖。”八零後的青年编剧李沅告诉我，他最近撰写的一部民国商战剧就被要求将背景後调20年，以便接上抗日战争，而其中的反派也要改为日本人。“抗日现在已不仅是一种题材，而是一种类型，可以与其他影视类型自由嫁接。”
雷人的抗日神剧是怎样炮制出来的？我决定顶着网友“炮火”，到“抗战最前线”——浙江横店影视拍摄基地亲身体验。
2014年横店拍了3000部抗日剧
5个小时之前，我还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小城车站——人来车往，黑车司机堵在出口拉拽顾客，刺耳的广播提醒着下一班长途汽车的目的地和“行李要通过安检”。人们一手拎着红白蓝编织袋一手举着吃食，大声谈论着炎热的天气。一切都是那麽喧嚣、鲜活而真实。
但现在，我已身处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战场之一。
空气中硝烟弥漫，地上的草几乎全部枯萎了，那是多支“部队”反复踩踏的结果。填充着糠皮的“沙包”散乱一地，一道道铁丝网横七竖八地向远处延伸。大约30米开外，十几名“日军”正紧张地猫在战壕里，一起对着空无一物的前方扫射。一连串“砰砰”声回荡在这小小的山谷中。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後的一只“火弹”毫无预警地爆炸了，火光冲天，热浪扑面而来。我忍不住伸手护住脸尖叫了一声。
等我回过神来，不禁深感不好意思——只见我的两位向导端坐在原地，面无表情，显然对这样危险性相当大的激烈“战况”早就见惯不惊。
他们是22岁的姜涛和42岁的邢文杰，都是常驻横店镇的男演员。邢长得高大威严，穿着一整套上世纪40年代制式的国民党军官制服，手握木头仿造的“冲锋枪”正在候场。接下来，毫无悬念地，他带领的“国军”将成功反击，其中由偶像派演员饰演的主角日後会投靠共产党；而我眼前这队“鬼子”将被血腥地歼灭，一如他们的战友在中国电视剧中一贯的结局。
现在是2015年的5月。对於生活在横店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早已成了日常。由於一直有大量抗日题材影视剧在此取景，早在3年前，这个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就被戏称为当代“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号称“一年消灭近十亿鬼子”。
2014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国内各地方卫视“加强播放爱国和反法西斯题材剧”，推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将抗日剧的摄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横店这一年接待的178个影视剧组中，一半以上拍摄的都是抗日题材。按每部中国电视剧的平均集数约为37.3估算，在2014年，光是横店就出产了3000馀集抗日电视剧。与此同时，美国电视剧的年度总产量仅是5000集左右，其中战争题材不到10%。
抗日剧一家独大，也使横店的群众演员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据说，数年前古装剧盛行时，这个着名群体的男女比例曾一度达到1比7，宫女、侍女、侠女随处可见。而现在，根据横店影视娱乐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估算，在横店演员工会注册的约三万名群众演员中，男性占到了70%以上。他告诉我：“女的在这往往呆不了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抗日剧就是要很多男的去演‘兵’，即使有点女角色，除了主演级别的女八路、女军官之外，大多都是村姑、妓女和被日军糟蹋的花姑娘。”
而随着抗日剧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各类刺激感官的噱头也越来越常见，情色情节尤其能吸引观众关注。上述工作人员就认识横店的一支“花姑娘”专业户队伍，也清楚她们的“价码”：一般情况出演一天100块钱，被“鬼子”扯上衣500，被扯裤子600-800，全裸受辱则要1000元以上——“不全裸拍出来会穿帮，她们也早就麻木了”。
对怀揣明星梦来到横店的小夥子来说，机会一下子多起来。
老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涛来横店已经3年，此生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某个日本特务的跟班。在这里，他出演的影视剧九成以上是抗日题材，日薪也从最初的不到40元涨到了数百元。八路军、“国军”、狗腿子/汉奸、土匪、农民和“鬼子”，是他总结出的六大“工种”。不论是冷峻地点头施礼、喊一句清脆标准的“はい”（是），还是一脸谄媚地搓着双手讨好：“太君，要不要毙了这个八路”，都是他引以为傲的基本功。当然，只要可以选择，他还是会演八路，“被家人看见我演鬼子总不太好吧。”
最令姜涛兴奋的，还是在抗日剧拍摄现场接触各种着名演员。比如演刑警成名的李成儒，以TVB古装戏着称的港星叶璇，以及因演绎社会问题剧《蜗居》中的贪官而“大器晚成”的张嘉译。因收到严格的播出限制，现在中国古装剧和刑侦剧的产量已下降不少，社会问题剧更是几乎绝迹。因生计所迫，曾散落在不同剧种中的中国明星，在近几年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出演“抗日英雄”。
看完了《希望使命》今天的最後一场戏——剿灭“鬼子”後，将士们在夕阳下祭奠死难的战友；英俊白皙的主演们军服俨然、毫无损伤，似乎刚刚那场大战不过是一碟小菜——我对自己明天会在另一部抗日剧片场亲身当群众演员的体验充满了期待。
抗日神剧创作法门
到了翌日上午10点，我早已被身上的化纤旗袍勒得不敢出气，还得忍受其散发出有些年头的汗味；脚下的高跟鞋中，鞋垫早已磨破，积着厚厚的污垢；头发则被辫成一大坨髻，头皮扯得生痛。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我尽职地扮演着一位路过的民国女士，在骑着黑马、英姿飒爽的男主角背後走来走去，在“城门”口佯装惊恐、被粗鲁的国民党士兵搜身，如此反复。
在发展已逾20年的横店，想要当一次群众演员并不那麽容易。你需要在演员工会、位於兴盛路10号的彩印馆和东阳市派出所之间往返几趟，凑齐各种证明和印章，用以申请代表演出资格的演员证。此後，男性群众演员还要接受半天到一天的军训，学习站军姿、敬礼和列队等参演抗日剧最基本的“技能”，才能开始演出工作。为了省下繁琐的手续，我四处请托，才得以混进今天的群演队伍。
但是那些传说中的抗日神剧式大场面——英雄们徒手撕开“鬼子”、用石头打下飞机、骑着哈雷摩托行军——都没有出现。今天，这部名为《最後的战士》的抗日剧只拍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文戏：上世纪40年代，一小股国民党军队出现在湖南西部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城，以搜查日军为名肆意妄为；但很快，他们也要被送上残酷的战场。
剧本设定的“湘西小城”，与无数同类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旧上海/天津/北京的市貌无甚区别，甚至连街边看板上的地址都写着“上海饭店”。群演们穿着陈旧的、污迹甚至血迹斑斑的旗袍、长衫和军装，忍着笑走位、攀谈。谁也说不清自己演绎的是什麽时候、哪里的故事，甚至看不出出征的到底是“国军”还是“八路”。毕竟，其区别只在於军帽上有没有一个国民党党徽的贴纸而已。
对制作方而言，相比起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雕琢细节上，还不如更小心地努力规避审查风险。广电总局曾发布《2009年中国电视剧播出和制作业调查主要资料和结论》，电视台在购买电视剧时，最看重的是“思想价值导向”，其次是“题材”，“制作水准”在重要性中仅名列第5位。
在“城门”前，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几位毛手毛脚的男演员推来搡去、检查着空无一物的手包；同时，几位没系皮带、歪戴军帽还敞着前襟的“国民党军官”在一旁端着枪，枪口直冲着我。他们咆哮着：“都他妈地给我打起精神来，要是搜出了一个东洋小鬼子，我请兄弟们喝酒！”
与共产党军队的英勇无私相比，这些当年的中国正规军在萤幕上虽然也“抗日”，却往往看重私利甚於民族大义，制造的麻烦总比功绩多得多。在剧情里，与其军纪一样令人不悦的，是他们的质素和仪容。
这样有迹可循的“简化”处理，并非只针对国军。对电视剧编剧来说，这场战争中的每一方都有塑造范式可供借鉴。一位毕业於北京电影学院的八零後编剧告诉我，最重要的便是“第一坚持中共领导，第二凸显中日矛盾和民族仇恨”。不遵照规范，那剧本便很难通过审查。
再次被“国军”勒令打开手包时，我不禁默诵起那些撰写过“抗日神剧”的年轻编剧们对我总结的创作法门：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总是深明大义丶高瞻远瞩，对三心二意的盟友国民党军队一片赤诚，为了抗日放下两党之间的一切争端……
……国民党却总是借抗日之名，打着“剿共”的小算盘，立场并不可靠，最後还会被共军教化投诚……
……日军就是凶残狡猾，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反思战争和思乡恋家的“鬼子”是绝对禁忌……
……深受“鬼子”蹂躏之苦的中国平民，总逃不过全家甚至全村被屠杀的血海深仇，在仇日的道路上受到了共产党凛然大义的感召，从此一门心思“跟党走”……
一样的城楼，一样的街道和广告，一样的服装和群演；差不多的故事，差不多的人物，差不多的情节走向和结局……在各种新奇夸张的情节掩映下，大多数集中在横店的抗日剧其实都差不多。正面体现国军抗日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详解国共合作细节的《亮剑》和表现日军反战情绪的电影《南京南京》，均被业界人士称为孤例。
没有“反战”，只有“反日”
在2008年以前，这种强烈的规律性并没有如此明显，那时，每一年的国产电视剧中，抗日剧的产量比例也仅占5%以下。但在中国举办完彰显其大国实力的北京奥运会後，抗日剧的比例一下跃升到13%以上，甚至一度达到近20%。
如此大的产量，使横店迅速形成了抗日影视产业一条龙服务。在这个中国东南小镇，不仅有战场、民国街道、樱花街和城楼，还有1400多条上了子弹便可伤人的各式真枪，可在当地派出所监管下供剧组租借。在距横店35公里的着名轻工业城市义乌，多个服装加工厂全年无休地赶制着各式军服。结果是，在欧美一向被认为造价昂贵的战争场面，在横店却被形容为方便又便宜。
另人惊异的是，经过多年的“疲劳轰炸”，中国观众依然对观看“杀鬼子”乐此不疲。在“抗日神剧”的高峰期，据中国媒体统计，“因‘手撕鬼子’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却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第二轮播出一集200万，利润翻倍；热门抗战剧利润率普遍达到200%”。
此後，抗日剧的热潮略有下滑，但在2014年，收视率排名前十的电视剧中依然有3部——《红高粱》、《勇敢的心》和《战神》——涉及大量抗日情节。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连中国最着名的“土豪”群体——山西的煤老板们，也转行投资起了抗日剧。
在2015年引发了广泛热议的，是一部名为《南京东》的抗日神剧，其中一张剧照在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议：衣冠楚楚的日军军官盘坐在围棋棋盘前，手中握着一把长刀；身材姣好的女子全身赤裸，呈“十”字趴在军官身旁，任由他在自己的身体上刻下累累血痕。
我在横店找到了该片的制作人王鹰。王鹰坚持：“我们这个电影是反战的，宣导和平的！”他一边倒上清茶，一边解释起了电影的情节：上世纪初，一位日本的围棋爱好者因仰慕中国棋艺来到南京学棋；他为一位围棋世家小姐所倾倒，两人结婚并回到日本；後来中日战争爆发，爱棋青年作为侵略者再次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屠杀中变得毫无人性；中国妻子闻讯赶回南京，却因阻止日军施暴而被毁容并割去舌头。机缘巧合之下，她被带到丈夫面前，对方却早已认不出她来……
说着说着，王鹰的眼睛越来越亮，语速也越来越快：“手下的人都叫他杀了这女的，他说不，‘我要用她来做人肉棋盘，参透我一直没有解开的中国棋局！’於是就把女的脱光了放在地上，他在她身上用刀刻棋盘和棋子……这才是剧照中的情节！”
故事的结局相当震撼：濒死的女主角用最後一口气举起手，在背上指出破局之子的位置。鬼使神差地，男人突然领悟到自己摧残的正是自己的爱人。然而一切已来不及，中国女子已咽下最後一口气，“鬼子”只能承受自己造下的苦果。“这就是恶有恶报！”王鹰有力地总结道。
王鹰坚称，主创们已采访过多位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老兵和平民，在细节方面绝对有据可凭。他随即向我放送了一段片花：在“南京”的街巷中，中国百姓的“尸体”横七竖八倒了一地；一个小女孩满眼仇恨地紧盯着镜头；凶残的“鬼子”持刀扑来，女孩倒下，“鬼子”大笑，“血”染红了整个画面……
《南京东》的主创们当然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在王鹰看来，这毫无必要——“我们是受害者啊，听他们的干嘛？”所谓“宣导和平”，在他看来主要是凸显中国人民承受的苦难，“尤其是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他强调。
王鹰的创作思路并非孤例。在我接触的抗日剧编剧和导演中，这样的思路屡见不鲜。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人类灾难，二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受锺爱的叙事题材之一。但像中国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热衷於单向度观看这场巨祸、沉浸於受害者身份与复仇的情结中，几乎绝无仅有。没有“反战”，只有“反日”。
这在许多外人看来并不是那麽容易理解。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丶常常饰演高级日军军官的日本演员三浦研一在横店就常常疑惑：为什麽那麽多抗战剧都要求他在“战败”後表演悔罪、切腹或饮弹自尽？为什麽他们从来不允许这样暴力的剧情以含蓄的一声枪响、一抹血迹体现，而一定要拍得直接、“有冲击力”、血肉模糊？
神剧的故事还将延续下去，但我在横店的生活已经结束於此。
在汽车站，我遇上了两位也准备离开横店的姑娘。做了三个多月的群众演员後，她们发现工作实在太少，不足以维持生计，只得黯然离去。其中一位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问：“为啥就不能多拍点别的戏啊？抗日剧有那麽好看吗？”显然，她没指望从同伴那里得到答案。
（李奕儒对此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