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框架之下的政改方案被否决，是意料中事。政改否决后，香港好像要进入一个变局，但大家都说不出是一个怎样的变局。
人大8．31框架，和2014年6月中共发表的香港白皮书，反映了中共对港工作的强硬路线。这条路线的支持者认为，北京当年承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只在于确保香港主权的顺利移交。1997年之后，北京便需要进一步在香港建立实在主权，对香港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实行有效控制，将香港纳入“单一制下的地方自治”体制，像中共治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样。
这种思路，就是主张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尽快换成一国一制，2047年也不用等，只保留一个一国两制的表皮便足够。其代表人物，乃是北京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香港白皮书的重要作者强世功。他的主张，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
政改投票闹剧与治港集团崩裂
8．31框架下的特首假普选，本质上就是中国大陆农村选举中由党委提名候选人给村民选村长的把戏。若政改获得通过，中共选择的特首在百万计选票的伪授权下，权力将十分巨大。 到时中共在两制外衣下对香港建立严密直接的控制，便易如反掌。现在方案被否决，而且在否决过程中建制派意外没有投赞成票，造成方案被大比数否决的局面，意味着什么？
建制派在政改投票时甩辘，看来只是意外，但也反映在中共对港强硬路线下，建制派内部的裂痕日深。建制派集体离场，只要田北俊、自由党等商界议员也跟着离场，投票便要延后。田北俊在占领期间，曾表示梁振英应该考虑下台，跟着便被夺去政协委员职务。建制派内的这个集团，刚好又是在上次特首小圈子选举中支持唐英年的一帮。
梁振英上台后，练乙铮先生等评论人估计梁代表的，不单是强硬对港的路线，还代表了红色资本在香港的利益。中共对港强硬派要加速同化香港，实质上也是要在香港进行资本清洗，将传统港资力量压下去，让中资国企垄断香港经济。另外，跟着这些红色资本来港的党员在香港的党组织，与香港本地传统土共党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两者有矛盾吗？这恐怕只有局中人才知道。
香港一些显赫一时的财阀与他们在政府的盟友相继被立案调查甚至锒铛入狱、首富撤资传闻不断。 原本是中共治港盟友的本地财阀如果感到势色不对，对强硬派作出或明或暗的抵制，不足为奇。本地财阀在香港的势力大不如前，但他们在中共党内与海外还有不少关系网络，足以成为中共对港强硬派的绊脚石。
对港强硬路线牴触中共其他利益
中共对港强硬派在中共内部，也迟早会遇到阻力。
中共建政以来，常常出现对港强硬的思维。1966年文革爆发，中共极左派在1967年发动香港的“反英抗暴”运动，企图通过暴动，达至起码像澳门1966年12．3事件后葡国政府垂头丧气将部分统治权交给当地共产党的结果。但当时强硬派最后都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与英国人合作维持香港现状、对香港这个窗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路线压了下去。
近年中共对港政策被强硬派主导，与中共在领导换届后习近平权力未稳，政权内部充满宁左勿右防备政敌攻击的恐怖气氛有关。但如强硬路线走得太过，将会威胁到香港对中共的利用价值。香港要对中共有用，便要继续享有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香港自治的肯定。美国等国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在签证、商贸、资本流动等范畴实行区别对待，中共才能借香港进行很多难以直接以中国名义进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操作。
例如中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物色、购买旧航母用来改装成今天的辽宁号，以及与尼加拉瓜政府商谈开掘运河，都是通过香港注册的公司进行，避免在成事前打草惊蛇。中国要雇用美国在伊战期间臭名昭著的雇佣兵集团首领、黑水公司创办人和前CEO Erik Prince为中国国企在非洲的投资提供保安服务，也是通过香港公司进行。香港也成为中共遇到困难的国际朋友，例如津巴布韦的大独裁者穆加贝安放财宝之地。中国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又不能全面开放中国金融，更要依赖将香港发展成人民币离岸批发市场。中共高干和富豪要将资产家人转移出去，都会先将财富转来香港并获得香港身份，更是公开的秘密。
中共能通过香港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对其他西方发达国的标准对待香港的人口与经贸。而美国将香港、中国区分，则是根据在美国《香港政策法》下国务院对香港自治状况的定期考核。以往美中关系和谐，这个考核可谓只是例行公事。但近 5年美中关系恶化、加上美国政界不少人对香港放走斯诺登，极之愤怒，考核将会愈来愈严格。
美国在今年4月发表的香港报告，便明言斯诺登事件已经损害美港关系，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如未来华府宣布香港已无自治，再不区分香港和中国大陆，其他西方国家恐怕也会有样学样。若中国失去香港这个离岸缓冲，这对中国经济和个别官员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若中国经济继续不稳，后果便更严重。
强硬派为美国对付中共提供杠杆
中共对港强硬派继续伸张他们的一国一制大计，等于为美国对付中共提供杠杆。强硬派若要继续硬来，除了会遇到前述本地财阀的抵制，还会受到美国等外国政府的牵制。这些强硬派，绝非如香港丧志主流泛民想像般强大。当然，美国政府与香港本地财阀，绝非关心市民福祉的进步力量。但本土反对力量加紧认识和利用宰制香港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却是不得怠慢的事情。